變法必然帶來的結果是利益的再分配。
要減少變法的阻力，確保變法的順利進行，切記在變法的過程中，要儘可能的少傷害個人的切身利益。
因爲正像一位偉人說那樣，幾何公理觸犯了個人利益，也會遭到人們的反對。
而維新派的這些個讀書人可不管這些。
爲了精簡機構，裁減冗員，減輕財政負擔，他們竟然一口氣撤掉了一百多個衙門。一萬多個官員，因此而丟掉了飯碗。
沒安置好和尚就拆廟，能不搞得和尚到處鬧嗎？
這些人有很多是支持變法的，也對變法寄以厚望，他們中的多數至少是處於觀望之中。可現在倒好，都被推到了維新派的對立面。
其實，無論是維新派還是保守派，歸根結底都是想把國家搞好的，沒有幾個人是故意要把國家搞壞的；包括西太后也不例外。
一開始她一定就反對變法嗎？未必。如果變法能把國家搞好她能不樂見嗎？
我們說這樣的話並非是沒有根據。比如，就在她政變以後，還是把維新運動中辦的京都大學堂保留下來。
而在八國聯軍進北京，她外出逃難回來，所實行的新政比維新變法的力度要大得多。
但是，維新派想要她的命，她能坐視不理嗎？
還有就是，不管什麼改.革，沒有廣大人民羣衆的支持是不行的，而維新變法運動不過是少數社會精英的活動。
可悲的是，當慈禧發動的政變成功的消息傳出後，有記載，民間很多地方傳出的卻是一片歡呼之聲。可見維新派的主張，並沒有多少的民意支持，至少不被廣大民衆所理解。
更可悲的是，大英雄譚嗣同在被押赴刑場的路上，遭到的是路邊很多很多圍觀百姓用爛採葉等的攻擊。
很明顯，這些人是想表明自己是大清的順民，要和譚嗣同這樣的“反叛”之人劃清界限。
這樣的事現在的人們是很難理解的，但我們不能不說，這些是真的，是真真實實發生過的事情。
魯.迅的小說《藥》，有類似的情節。當革命者夏喻在囚禁他的監獄中，對獄卒說：“這大請的天下是我們大家的。”現在看來是道理多麼普通的一句話，但當時卻被獄卒當作異端邪說，因此而對革命者夏喻一頓痛打。當刑場上砍革命者夏喻頭的劊子手，在茶館裡和衆人講述着這件事的時候，大家的一致認識是：革命者夏喻這是在說瘋話。
今天人們的認識，表明的是歷史已經是大步向前了。
在戊戌變法正紅紅火火的進行之中時，有外國人問康有爲：你們要辦那麼多事，錢從那裡來？
康有爲竟說可以把新疆和西藏這些國土賣掉換成錢。
滿清後期最後窮得沒辦法，也不過是公然賣官。而我們這位戊戌運動的領.袖，竟然想賣國土？
如果，我們是說如果，維新派若是勝了，這位戊戌變法的領.袖肯定會官列首輔，
如果他真的賣起國土來，誰知道他會給這個國家帶來什麼樣的惡果？
人們常說知己知彼百戰不殆。而康有爲等人在兵力上，是既不知己，也不知彼。京畿附近榮祿手握十多萬大軍，而袁世凱手裡不過是區區七千人，而且遠在小站。
就算袁世凱能全心全意地忠於維新派，不也是杯水車薪嗎？
當然，戊戌變法是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的。
對於腐朽的清王朝統治下的，封閉、落後的國家和民衆是一次偉大的啓蒙，促進了思想的解放，也給予走向末路的封建專制統治以沉重的打擊。
爲思想文化的發展，爲促進中國近代社會的進步，乃至爲中國走向民主和共和是立下不朽功勳的。
無論如何，袁世凱對戊戌變法運動的失敗，是起不到那麼大的作用，這應該是事實。
至於他欺騙那些熱血志士們，答應人家了又去告密，這樣的行徑肯定是很不光彩的。
袁世凱自己是怎麼說的呢？
他在他的《自書戊戌紀略》中這樣寫到：“皇太后聽政三十餘年，迭削大難，功在社稷，亦天下之君也。況今上爲皇太后命立，亦有君臣之義，且有母子之分，天下豈有無君無母之國哉！……乃譚嗣同等煽惑搆亂，離間兩宮，竟欲陷君於不義，詎爲天理所能容？
“當其謀亂之時，國之危機有三：倘其兇謀果逞，內憂外患一時並起，中原疆域立見瓜分，其危一；設予梢露主角，該黨必將害我，以其黨代之，內有悍徒，外有勁旅，何堪設想？其危二；或者發泄後榮相不即入樞廷，善爲調合，保全上位，各國必將借**訌，匪黨挾以有辭，將至不可收拾，其危三。
“賴列祖列宗在天之靈，幸得佑免三危。然禍機之來，間不容髮，亦云險矣。
“予世受國朝重恩，幼受庭訓，自通籍十七年，只知以道事君，不敢稍涉欺罔，無論人知與不知，而力任勞怨，百折不回，其不忠不孝之言，向不敢出諸口；不料逢此隉杌，幾涉奇險。然區區此行，意在誅鋤誤君誤國之徒，該黨無禮於君，予爲鷹鸇之逐，亦仁臣之大義。皎皎此心，可質天日，且亦正所以保全皇上？
“倘該黨等兇謀果逞，必將難保宗社，更何以保全皇上？此亦必然之勢也。爲臣子者，但求心安理得，此外非所計也。”
每個人都不容易，爲了自保沒什麼可以過多責備的。但爲自保而出賣志士同仁，這就已經很無恥了，用我們常說的話，爲利己可以害人嗎？
是不是因爲袁世凱的告密，導致了西太后的政變我們可以不論，但有史料記載，因爲袁世凱的告密，導致了更多的志士仁人流血犧牲這肯定是事實。
而做了這樣可恥的事，再把自己打扮成忠君愛國愛民之人，就令人作嘔了。
同樣一個袁世凱，被他在這裡痛斥和謾罵的“戊戌六君子”，在事隔十餘年後，又受到他的大力表彰。
只是，那個時候，他已經是中華民國的大總統。
一九一四年一月，四川民政長陳廷傑將戊戌六君子中的劉光弟、楊銳生平事蹟造具清冊，上呈大總統袁世凱，並要求袁世凱下令他省將譚嗣同等人的生平事蹟造具清冊，一併從優議恤，特予表彰。
袁世凱於一月二十八日批令：“立國大經，首陪元氣，式廬封墓，自昔爲然。所呈四川前清故紳楊銳、劉光第事實清冊，詳加披閱，慨慕良深。自應特闡幽光，用彰先烈，交內務府從優獎恤以眧激勸。
“並由該部分令湖南、福建、山西、廣東各省民政長，迅即造具譚嗣同、林旭、楊深秀、康廣仁各事實清冊，並予矜恤，用示崇德報功之意。”
也是同一個袁世凱，在他的《自書戊戌紀略後》中，表白自己世受大清的國恩，如何忠君。
而爲了當上中華民國的大總統，他又是怎樣的，把清代最後一個皇帝溥儀，一對兒孤兒寡母玩弄於股掌之中。
或許有人會說，此一時，彼一時也。
筆者倒是更認爲像袁世凱這樣的政客，大家真不要拿他們的有些話當真。當然，這是後話。
一八九八年十二月，榮祿爲使北洋各軍聯爲一氣，便於指揮和管控，奏請成立武衛軍。以聶士成所部武毅軍爲武衛前軍，董福祥所部甘軍爲武衛後軍，宋慶所部毅軍爲武衛左軍，袁世凱所部新建陸軍爲武衛右軍。
從此，袁世凱的新建陸軍改名爲武衛右軍。
一八九九年一月，西太后召見袁世凱，賞其在西苑門內騎馬，並乘坐船隻拖牀。
三月，交部優敘。六月，袁世凱升任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
袁世凱又升官了。
鮮血染紅頂，這應該是出賣維新運動的志士們，所獲得的賞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