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邊提到過，張之洞對黎元洪的信任是全方位的，也是多方面的。不止是軍中之事，每遇難處，或一有難題需要派人去解決，張之洞首先想到的就是黎元洪。
張之洞在湖北興辦了許多實業，最爲著名的是湖北織布局、漢陽兵工廠和漢陽鐵廠，也就是常被人提及的湖北“四局二廠” （織布局也稱紗麻四局）。
一八八八年，張之洞在兩廣總督任上時，在廣州籌設官辦織布局，從英國購置機器。
一八八九年十月張之洞調任湖廣總督，機器等設備便運到武昌。
一八九二年織布局建成開工生產。有布機一千張，紗錠三萬枚，僱用工人約二千五百名， 產品在市場上銷售很快， 獲利甚厚。能織原色布，斜紋布，花布等，暢銷湖北、湖南、四川等省，還遠銷海外。
一八九四至一八九八年間，續設紡紗、繅絲、制麻三局，與織布局合稱“湖北紡織四局”，亦稱“紗麻絲布四局”或“紗麻四局”。
漢陽兵工廠原名湖北槍炮廠。
同樣是一八八八年，張之洞在兩廣總督任上時，在廣州擬籌設的一個廠，在德國訂.購機器設備。也是次年張之洞調任湖廣總督，將機器設備移到湖北。
一八九二年在漢陽大別山（今龜山）北麓正式開始建廠，與湖北鐵政局合爲一體。
次年廠房落成，機器到齊，至一八九五年開始製造。
隨後槍炮廠與鐵政局分立，獨立建制，歸湖北槍炮總局管轄。後幾經擴充，計有槍廠、炮廠、槍彈廠、炮彈廠、炮架廠和火.藥廠等分廠，僱用工人約一千二百人。
工廠生產原料，一部分購自漢陽鋼鐵廠和國內各地，一部分購自國外。生產仿德國7.9毫米口徑步槍、仿製德國格魯森式37、53、57毫米口徑山炮及所配用之槍、炮彈。二十世紀初年可日產步槍三十支，無煙火.藥六百磅，月產大炮八門、槍彈八十萬發、炮彈七萬發。
產品以步槍聞名，所仿德國步槍又稱“漢陽式步槍”，至一九二八年停止生產，共產六十八萬餘支。
據當年在新軍第八鎮(師)二十一標一個士兵的回憶，第八鎮的步槍全部是漢陽兵工廠出產。因此，武昌首義所開的第一槍，用的就是漢陽造，由此打響了推翻千年帝制的辛亥革命。
抗日戰爭中，誕生於清末的“漢陽造”步槍是中國軍隊的主力槍械。無論國民黨軍隊，還是八路軍、新四軍和游擊隊，都大量使用“漢陽造”。
“漢陽造”從辛亥革命到抗美援朝一直在戰場上發揮作用，是中國戰爭史的一個傳奇的神話。
漢陽鐵廠是中國近代最早的官辦鋼鐵企業，誕生於一八九零年，是當時中國第一家，也是最大的鋼鐵聯合企業。從此，中國鋼鐵工業蹣跚起步，被西方視爲中國覺醒的標誌。
該廠在湖北龜山下動工興建，一八九三年九月建成投產。全廠包括生鐵廠、貝色麻鋼廠、西門士鋼廠、鋼軌廠、鐵貨廠、熟鐵廠等六個大廠和機器廠、鑄鐵廠、打鐵廠、造魚片、鉤釘廠等四個小廠。
這些實業的興辦，促進了當地經濟的發展，所謂“生長相關”，也同時促進了社會方方面面的進步。可以說，這同樣從一個側面，註釋了辛亥首義何以發生在武昌。
這些實業在生產的過程中會出現這樣和那樣的問題。比如，漢陽鐵廠因計劃不周，所購設備不適於煉製大冶鐵礦提供的含磷較高的礦砂，所鍊鋼料不符合鐵路鋼軌的要求，鋼鐵生產就曾陷入困境。
由於這些實業都凝聚着張之洞的心血，也時刻牽動着他的心；特別是“四局二廠”。
由於對黎元洪的倚重，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每當“四局”“兩廠”陷入困境，張之洞總是派黎元洪做爲救火隊員，江湖救急。
因爲黎元洪的艱苦努力，有些時候有些問題能夠很快解決。但有很多時候 ，有很多事，不是哪一個人能挽救的，黎元洪雖然能使問題有所緩解，但未必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但在管理“四局二廠”的過程中，使黎元洪能夠接觸到實業，從而使他終身受益。
晚年，他曾經是位出色的實業家，和這一段經歷不無關係。
晚清，封建專制已經走到了窮途末日，圖新求變已成爲有識之士的共同追求，人的思想也特別活躍。各種思潮，各種主張紛紛登臺。
最活躍，影響力較大的是兩股勢力。一個是革命黨，他們的主張是用暴力推翻滿清的統治，建立起共和體制。另一個是立憲派，主張用和平的方式，對封建專制進行改良，仿效日本等國家，走君主立憲的道路。
一九零七年起，湖北和全國各省一樣，積極的進行了地方諮議局的籌建。作爲憲政改革的配套機構，諮議局給民衆，特別是士紳階層提供了參政議政的平臺和管道，受到了各界的普遍支持和響應。
一九零九年二月五日，湖北舉行了諮議局選舉。選民人數是十一萬三千二百三十三人，占人口總數的百分之零點四四。議員也非直選，是逐級選出選舉議員人，再由這些選舉議員人選舉議員。
雖然是間接選舉，參加選舉的人又是人口的極少數，離真正的民主選舉，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這畢竟是湖北開天闢地破天荒的第一次。
以往的歷史上，什麼事都是官員們說了算，老百姓哪有發言權。因此，無論如何，可喜可賀。
選舉結果，吳慶燾當選爲議長，湯化龍、夏壽康當選副議長。十七人當選爲駐會議員，還選舉候補駐會議員若干。
吳慶燾，亦名慶恩，湖北襄陽人，著名書法家。系舉人出身，是清代光緒年間撰寫地方史志卓有成效的人。他的《襄陽四略》一書，至今仍爲人們所借鑑。
《襄陽四略》共二十五卷。按刊印先後爲《襄陽藝文略》、《襄陽沿革略》、《襄陽兵事略》、《襄陽金石略》。分別記載了府轄各縣之文學藝術、建制沿革、重要戰事、碑碣銘文。從光緒二十三年至三十二年(公元1897—1906年)分別出版。時間約長十年，是個人勞動成果，爲當時單獨修志者所罕見。
夏壽康（1871～1923年），字受之，號仲膺，又作仲英。黃岡倉埠（今屬武漢市新洲區）人。父爲進士、浙江錢塘知縣，早逝。夏壽康靠母、兄撫養，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鄉試中舉，次年赴京會試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
一九零七年曾被派赴日本考察政治。
不久，前面講到的，由立憲派掀起的國會請願大潮，轟轟烈烈在全國展開。和全國其他地方，特別是活動積極的江浙相比，湖北行動得晚了些，但也是積極參加了的。
一九一一年五月，副議長湯化龍由漢口出發，去京請願時，送行者達萬人之多。臨行前，湯化龍慷慨激昂發表演說，此次去京，不獲全勝，決不收兵。
受身份的限制，黎元洪沒有參加國會請願活動，但他在內心深處，是支持這個活動，並時刻給予了關注。
在隨後暴發的保路運運動中，湖北則成爲了震中。前邊說了，黎元洪不但代表軍方參加了這個活動，並被推舉爲鐵路協會委員，在支持派代表進京和籌款募捐活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獲得各方好評。
在參加這次活動中，黎元洪和立憲派人士有了深入的交往和溝通，爲他後來被推舉爲湖北軍政.府的大都督，奠定了基礎。
這個時期，在湖北的革命黨中，勢力最大的是二個組織，就是我們前面提到的共進會和文學社。他們實際上是同盟會的分支，一直在新軍中發展組織，力圖發動新軍起義。做爲湖北軍界的二號人物，黎元洪對革命黨人在他所部的活動，談不上支持，至少是採取一種默許的態度；革命黨人對此也是心知肚明。
在國會請願活動和保路運動的推動下，文學社和共進會也加速了起義的步伐，並決定採取聯合行動。
所謂人無頭不走，鳥無頭不分。起事後推舉誰作爲領袖人物號令大家呢？二個組織探討過，最合適人選莫過於吳祿真和藍天蔚，兩個人都是重量級人物，是人品高尚，堅定的革命黨人，在二湖民衆中享有很高威望。但是此刻這兩人都在北方，所謂遠水解不了近渴。
於是，有人就提出黎元洪。儘管他不是革命黨人，但革命黨人很信任他。把他推舉出來，很多對革命持觀望態度的就可能投向革命。
但是，畢竟黎元洪不是自己人，所以在革命黨中，也有些人持不同意見。另外提出了幾個人選，但都覺得份量不夠。大家更擔心的是，推出一個不合適的人選，缺乏號召力不說，革命黨之間如果攀比起來，你看不起我，我看不起他，相互不服氣，弄不好革命還沒取得成果，黨人內部先分裂了。
人們有時候容易犯這樣的毛病。一個東西大家都不要可以，但不能給這其中的一人。也就是人們常說的一句話，這東西我可以不要，但別人誰也不能拿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