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雖是軍界中人，也熱心社會事務，並積極參與其中。
一九零九年爆發的聲勢浩大的保路運動，湖北也是重要發生地。在留日的愛國學生鼓動下，武漢的紳、商、學、軍各界聞風而動。爲統一行動，成立了鐵路協會，黎元洪是協會的軍界代表。
由於辦事熱心，被協會衆人推舉爲組織領導者之一的協會委員。他積極的爲協會出謀劃策，支持選代表入京請願。爲了解決活動的經費，他還組織在軍隊內進行募捐，他個人也帶頭捐款。
這驗證了恩格斯的那句話：“最先的抗議，往往是從統治階級內部發出的。”
黎元洪從社會最低層起步，接觸的是新式教育，身居官場多年，對清廷統治的腐朽有更深刻的認識。他不是革命黨，也從未參加過革命黨人的活動，但他在心底是同情革命黨人的。
革命黨人在新軍的活動，他雖然沒提供過幫助，但很多時候是採取睜一眼閉一眼的。如果沒有太大的風險，他也是能夠在有限的範圍內提供方便的。
革命黨人劉靜庵入馬隊第一營當兵，黎元洪當時是馬隊一營管帶。他見劉靜庵談吐不俗，就提拔爲護升，協理文書。第二年劉靜庵與黃興聯絡的信件被截獲，密告到黎元洪處。黎元洪不咎其罪，叫人示意劉靜庵託病辭職，了卻此事。
劉靜庵（1875—1911），湖北潛江人。原名貞一，又名大雄，字敬安、敬庵，一九零三年赴武昌加入湖北新軍。
一九零四年參加科學補習所，謀劃長沙起義未果。也曾與王漢、胡瑛密謀行刺清廷戶部右侍郎鐵良。
同年以擔任美國教會閱報室司理爲掩護，訂.購革命書刊，組織演講，宣傳革命。
一九零六年主持創立日知會，被推爲總幹事，聯絡軍、學、紳、商各界，不久加入中國同盟會。
十二月計劃於武漢發難，以響應萍瀏醴起義。後被叛徒誣告爲通緝在案的哥老會首領劉家運，於一九零七年被捕。
一九零九年被判處永遠監禁，在獄中堅持讀書，團結獄友，並以“鐵血軍”名義宣傳革命活動。一九一一年因備受酷刑，在武昌首義前病逝獄中。
一九零六年，江西萍鄉發生了一起土匪冒充革命黨人的暴動，驚動了清廷。清廷急電南京，武漢出兵鎮壓。
湖北軍最高長官張彪派黎元洪帶兵前往。出發前，因爲搞不清暴動的是土匪還是革命黨，黎元洪就給軍官們開會，特別強調，此次軍事行動，一個重要問題，是要搞清楚暴動的是革命黨還是土匪，對二者是要不同對待的。
若是禍國殃民的土匪，沒說的，就是要堅決鎮壓。若是革命黨人，則要多多勸解，多用政治手段化解矛盾。因爲這些人是有信仰的人，行事有自己的追求和道理，不能採取簡單的鎮壓手段。
到達萍鄉後，黎元洪沒急於用兵，而是和當地百姓瞭解這夥人的情況。當得知這些人燒殺搶掠無惡不做時，斷定這夥人是打着革命黨旗號的土匪，立即組織進剿。
這夥土匪本來想打着革命黨旗號渾水摸魚，見他們的伎倆被識破，逃之夭夭做鳥獸散。黎元洪帶着他的部隊，在萍鄉駐紮了二個月。買賣公平，秋毫不犯，當地人從未看到這樣紀律嚴明的軍隊。
離開時，當地民衆自發送黎元洪所部“親民牌傘”，那種類似於萬民傘的東西，雖然比不上朝廷給的那些嘉獎，但又是任何獎賞都比不上。
“楚報”主筆張漢傑，是日知會會員，撰文抨擊湖北巡撫陳變龍出賣主權，陳大怒。他並不知張是革命黨，卻硬給張安個革命黨的罪名，說張這是在鼓吹革命。勾結英國駐武漢領事，將張漢傑逮捕，引渡，交陸軍執法處審理。
陸軍執法處長是滿族人鐵忠，是黎元洪的朋友。黎元洪得知此事後，沒有人找他幫忙，他卻主動找到鐵忠，爲張漢傑說情。
言道：“彼弄筆之書生耳，以口舌刻薄，致觸當道忌。若必仰承意旨而嚴懲之，則輿論將集矢公之一身，公何必取媚於一人，而犯衆怒乎？”
鐵忠聽了黎元洪的話，覺得有道理。他對巡撫陳變龍本無好感，實在沒有必要爲他而爲千夫所指，於是就想把張漢傑無罪釋放。但遭巡撫陳變龍百般阻撓，無奈輕判了一年監禁。後陳變龍調理武漢後，又是黎元洪設法，將張漢傑提前釋放。
在武昌首義之前，黎元洪轄下的二十一混成協內，也是日知會等革命黨人密佈，活動也相當熱絡。有人提醒黎元洪，再不加管控，會受到這些人的牽連，黎元洪還是視而不見。
有一天，下屬施化龍偷着向他報告，說有好幾個營裡，都發現了革命黨人的活動。請示黎元洪如何處理。
黎元洪和施化龍個人感情不錯，可以無話不說，對施說：“此事萬不可聲張，恐大帥（張彪）聞之，更難辦理。”
不久，時任連長的革命黨人潘康時，從事秘密活動被發現，案子搞得很大，黎元洪保不住了。從事革命黨活動是重罪，爲了讓潘康時能夠輕鬆過關，黎元洪做通了營長的工作，向上寫報告時，說潘康時是聚衆吸食鴉片。將潘康時撤職了事。
潘康時一直記得黎元洪的這份恩德，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寫道：“餘因伊等保全紅藍頂之故，生命幸賴以保全。”
在那個時候，剪辮子是可以判反叛罪的。很多參加了革命黨的年輕人，覺得自己拖着個長辮子是很恥辱的事，是和自己革命黨的身份不相趁的。有一人喝了點酒，衝動之下，把辮子剪了，被告到黎元洪處。
這時候，這個剪辮子的年輕士兵，酒也醒了，很害怕，也很後悔。
當幾個人把這個剪了辮子的士兵帶到黎元洪面前，黎元洪指着這個士兵頭上的亂髮，哈哈哈哈大笑說：“不錯，不錯，免豚尾之訕笑，開風氣之先河。”
把一個很嚴肅的事件，變成了玩笑。
後來，黎元洪索性在軍營宣佈，我們這裡是軍營，頭上拖着個長辮子是很不方便的，有願剪髮者，聽其自便。
一個寛以待人，處處以人方便，對和自己不睦之人以德抱怨，是一個人品德高尚的表現，也是很難做到的。特別是對待那些處處找自己的毛病，處處和自己過不去的人，能做到這一點就更難了。
而黎元洪卻在很大的程度上做到了，這一點，在他處理和張彪的關係上，表現得最爲突出。
張彪（1860～1927）字虎臣，山西榆次人。
張彪從小喪父，家境十分貧寒，以推車運煤掙錢餬口。母親亡故後，於光緒六年（1880年）投補太原撫標兵額。後因武功超羣，又應童子試。時任山西巡撫的張之洞發現其身體健壯，人才出衆，辦事踏實可靠，甚是喜愛。提拔爲隨身侍衛，視爲心腹，連連擢拔。
光緒十五年（1889年），張之洞升任湖廣總督，時值漢口水患成災，張彪受委督修湖西大堤。其間，精心設計，嚴格施工監督，工程順利完成，水患根除。當地稱大堤爲“張公堤”。隨後，負責監修武泰、武豐兩閘，工程同樣堅固。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張彪受清政.府委派，赴日本考察軍政、營陣以及槍炮諸事，軍事纔能有所增長。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後，在湖創練鄂軍，被清政.府授予“壯勇巴圖魯”稱號，升授湖廣督標中軍副將。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升任四川松潘鎮總兵。是年秋， 宣統三年（1911年），張彪任第八鎮統制。
張彪在舊軍中起家，養成了專橫跋扈的作風。又因爲和總督張之洞關係特殊，平日裡目中無人，誰都不放在眼裡；開始和黎元洪打交道也是這樣。
因爲他比黎元洪資格老，人脈廣，關係硬，對黎元洪隨便指使，簡直當下人對待。其實，黎元洪的地位雖然不能和他平起平坐，但也差不許多。放到別人身上，肯定受不了，但黎元洪能泰然處之。
時間長了，張彪發現，黎元洪是處處都比自己強，什麼事都比他做得好，他受不了了，把黎元洪看成是威脅自己地位的大敵。因此而處處找黎元洪的麻煩，處處給黎元洪出難題、下絆子。
黎元洪佯裝不知，處處相讓。
別人看不下去了，爲黎元洪不平，對黎元洪說：“張彪這樣的人，得寸進尺，越讓着他就越肆無忌憚。”
黎元洪聽了只是笑笑，仍一如既往。
一次，張之洞召開新軍將領會議，黎元洪因病晚到。張彪見這是詆譭黎元洪的難得機會，就無中生有的說，有人在某妓院見黎元洪醉臥不起，看來是來不了了。
張之洞信以爲真，對黎元洪很失望，待黎元洪到後。立刻對他進行嚴厲的訓斥。
黎元洪沒爭辯，只是據實稟報：自己正出門時，突然一陣頭昏，根本走不了路，只能稍稍休息一下，結果晚到。
張之洞聽後狠狠的瞪了張彪一眼，張彪低頭不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