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既然宣稱籌安會“可視爲學人研究，倘不致擾害社會，自無干涉之必要”，“根據言論自由之原則，政.府無從干涉”。那反對籌安會的主張，政.府當然也同樣“無從干涉”。
畢竟是民國初建，那是個難得的思想活躍時期，無論贊成共和還是反對共和，無論贊成恢復帝制，還是反對恢復帝制，都可以發聲，都可以見諸於報端。
在籌安會鼓吹反對共和，復辟帝制時，也有大量的聲音和文章對其進行抵制和駁斥。
汪鳳瀛有一封《致籌安會和楊度的論國體書》，曾傳誦一時。
汪鳳瀛，字志澄，號荃臺，出生蘇州元和汪氏家族，父親爲汪亮鈞。
早年曾就讀於江陰南菁書院，師從大儒黃以周。
光緒十一年（1885年）被選爲乙酉科拔貢。光緒十七年（1891年）隨哥哥汪鳳藻一同出使日本。
光緒二十年（1894年）回國，以知府分發湖北。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起，出任時任湖廣總督張之洞的總文案。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起又任洋務文案。他還曾任張之洞創辦的自強學堂（武漢大學前身）、湖北農務學堂提調。此後又擔任過常德知府、武昌知府及長沙知府。
他與兄弟汪鳳池、汪鳳藻、汪鳳樑皆爲清末知府，時有“一家四知府”之稱。
中華民國成立後袁世凱請他出任政.府高等顧問。民國三年（1914年）任高等文官甄別委員會委員。
他旗幟鮮明地反對袁世凱稱帝。
現將汪鳳瀛的《致籌安會和楊度的論國體書》，摘錄如下：
“讀報載，我公發起籌安會，宣言以鑑於歐美共和國之易致擾亂，又念中國人民自治能力之不足，深知共和政體，斷不適用於中國，因發起斯會，期與國中賢達，共籌所以長治久安之策，並進而研究帝制之在我國，是否適用於今時，是否有利而無害。
“宏謀遠慮，卓越恆情，令人欽仰不已。然就目前事勢論之，斷不可於國體再事更張，以動搖國脈，其理至顯，敢爲執事縷晰陳之：自上年改訂新《約法》，採用總統制，已將無限主權，盡奉諸大總統，凡舊《約法》足以掣大總統之肘，使行政不能敏活之條款，悉數剗除，不得稍留牴觸之餘地；是中國今日共和二字，僅存國體之虛名，實際固已極端用開明專制之例矣。
“夫謂共和之不宜於中國者，以政體言也，今之新《約法》，總統有廣漠無垠之統治權，雖世界各國君主立憲之政體，罕與倫比，譚歐化者豈無矯枉過正之嫌？顧自此制實行後，中央之威信日彰，政治之進行較利，財政漸歸統一，各省皆極其服從，循而行之，苟無特別外患，中國猶可維持於不敝。
“茲貴會討論之結果，將仍採用新《約法》之開明專制乎？則今大總統已厲行之，天下並無非難，何必君主？如慮總統之權過重，欲更設內閣以對國會，使元首不負責任乎？則有法國之先例在，亦何必君主？然則今之汲汲然主張君主立憲，而以共和爲危險者，特一繼承問題而已。
“顧新《約法》已定總統任期爲十年，且得連任，今大總統之得爲終身總統，已無疑義，而繼任之總統，又用堯薦舜、舜薦禹之成例，由今大總統薦賢自代，自必妙選人才，允孚物望；藏名石室，則傾軋無所施，發表臨時，則運動所不及，國會選舉，只限此三人，則局外之希冀非望者自絕。
“法良意美，舉凡共和國元首更迭頻繁，選舉紛擾之弊，已一掃而空，尚何危險之足雲？若猶慮此三數人之易啓競爭，不如世及之名分有定，抑知競爭與否，乃道德之關係，非法制之關係，苟無道德，法制何足以閒之？竊恐家族之競爭，爲禍尤甚於選舉。
“然而公等皆甚愛今大總統者也，君子愛人以德，不聞以姑息；今在總統於受任之初，即以遵約宣誓，且屢次宣言決不使帝制復活，其言至誠剴切，亦既播諸文告，傳諸報章，爲天下所共見共聞矣。
“往者勞乃宣盛倡復辟之說，天下譁然，羣起而闢之，以是爲謀叛民國之大罪也。今大總統復嚴申禁令，後再有議及帝制者罪無赦！誠以今大總統爲民國元首，愛人民委託，信誓旦旦，爲民國永遠保存此國體，禮也義也。
“至貴會宣言，但研究國體之何宜，不討論主名之何屬，蓋本意在求繼承之際，匕鬯不驚，而不知學說之禍人，有時竟甚於洪水！前清末葉，妄人盛倡種族革命之說，竟至風靡天下。
“迨辛亥武昌發難，並無何等成算，何等實力，而天下遽土崩瓦解，則種族之見，革命之說，中於人心者深也。
“及民國政.府成立，革命已告成功，而藉此作亂者，猶屢仆屢起，蹈死不悔，流毒餘焰，至今未息，此說之陷人於死者，不可更僕數矣。
“今國基甫定，人心粗安，而公等於民主政體之下，忽倡君主立憲之異議，今大總統又有予決不爲皇帝之表示，綱常之舊說已淪。
“天澤之正名未定，使斯議漸漬於人心，不獨宗社黨徒，幸心復熾，將不逞之徒，人人鹹存一有天命，任自爲之見，試問草澤奸究，保無有妄稱符命，惑衆滋亂者乎？
“專閫將帥，保無有沉吟觀望，待時而動者乎？召亂速禍，誰爲厲階？心所謂危，不敢不告！不佞之愚，以爲新《約法》創大總統開明專制之特例，治今中國，最爲適當。
“民國憲法，謂宜一踵前規，無所更易。若公等必謂君主世及，可免非分之凱覦競爭之劇烈，則請取幹寶分晉史論及六朝、五代之歷史，博觀而詳究之！憂危之言，不知所擇，幸垂諒焉！”
梁啓超在當時，人們常說他的文字像利刃一樣可以殺人，他的文章確是蕩氣迴腸，令人百讀不厭。
他的《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對籌安會和袁稱帝的打擊，堪比於蔡鍔領導的護國之戰。
原文也很長，同樣摘錄如下：
“秋霜腹疾，一臥兼旬，感事懷人，百念灰盡，而戶以外甚囂塵上，豗然以國體問題聞。以厭作政談如鄙人者，豈必更有所論列？雖然，獨於茲事有所不容己於言也，乃作斯篇。
“吾當下筆之先，有二義當爲讀者告：其一，當知鄙人原非如新進耳食家之心醉共和，故於共和國體非有所偏愛，而於其他國體，非有所偏惡，鄙人十年來夙所持論，可取之以與今日所論相對勘也；
“其二、當知鄙人又非如老輩墨守家之齗齗爭朝代，首陽蕨薇，魯連東海，此個人各因其地位而謀所以自處之道則有然，若放眼以觀國家尊榮危亡之所由，則一姓之興替，豈有所擇，先辨此二義，以讀吾文，庶可以無蔽而邇於正鵠也。
“吾自昔常標一義以告於衆，謂吾儕立憲黨之政論家，只問政體，不問國體，驟聞者或以此爲取巧之言，不知此乃政論家恪守之原則，無可逾越也。蓋國體之爲物既非政論家之所當問，尤非政論家之所能問。
“夫國體本無絕對之善，而惟以已成之事實，爲其成立存在之根原，欲憑學理爲主奴，而施人爲的取捨於其間，寧非天下絕癡妄之事？僅癡妄猶未足爲深病也；
“惟於國體挾一愛憎之見，而以人爲的造成事實，以求與其愛憎相應，則禍害之中於國家，將無已時！故鄙人生平持論，無論何種國體，皆非所反對，惟在現行國體之下，而思以言論鼓吹他種國體，則無論何時皆反對之！
“今喘息未定，而第二次變更國體之議又復起。此議起因之真相何在？吾未敢深知。就表面觀之，乃起於美國博士古德諾氏一席之談話。古氏曾否有此種主張，其主張之意何在？亦非吾所敢深知（古氏與某英文報記者言，則謂並未嘗有所主張雲）。
“顧吾竊有惑者，古氏論中各要點，若對於共和君主之得失爲抽象的比較，若論國體須與國情相適，若歷舉中美、南美、墨、葡之覆轍，凡此諸義，本極普通，非有甚深微妙，何以國中政客如林，學士如鯽，數年之間，並此淺近之理論事實而無所覺識，而至今乃忽借一外國人之口以爲重？吾實惑之！
“若曰此義非外國博士不能發明耶？則其他勿論，即如鄙人者雖學識譾陋，不逮古博士萬一，然博士今茲之大着，直可謂無意中與我十年舊論同其牙慧，特其透闢精悍，尚不及我十分之一百分之一耳！
“夫孰謂共和利害之不宜商榷？然商榷自有其時。當辛亥革命初起，其最宜商榷之時也，過此以往，則殆非復可以商榷之時也。（湖口亂事繼起，正式大總統未就任，列國未承認共和時，或尚有商榷之餘地，然亦僅矣）。
“當彼之時，公等皆安在？當彼之時，世界學者比較國體得失之理論，豈無一着述足供參考？當彼之時，美、墨各國豈皆太平宴樂，絕無慘狀呈現，以資龜鑑？當彼之時，迂拙愚戇如鄙人者，以羈泊海外之身，憂共和之不適，着論騰書，淚枯血盡（我生平書札不存稿，今無取證，當時要人，誰得吾書者，當自知之。吾當時有詩云：報楚志易得，存吳計恐疏。
“又云：茲括安可觸，馳恐難復張。又云：讓皇居其所，古訓聊可式。其餘則有數論寄登羣報也）。
“而識時務之俊傑，方日日以促進共和爲事，謂共和爲治安之極軌，謂共和爲中國歷史所固有也。嗚呼！天下重器也，可靜而不可動也，豈其可以翻覆嘗試，廢置如弈棋，謂吾姑且自埋焉，而預計所以自搰之也？夫使共和而誠足以亡國也，則須知當公等興高采烈，以提倡共和促進共和之日，即爲陷中國於萬劫不復之時，諺有之：‘既有今日，何必當初’？
“人生幾何，造一次大罪孽，猶以爲未足，忍又從而益之也？夫共和之建，曾幾何時？而謀推翻共和者，乃以共和元勳爲之主動，而其不識時務，猶稍致留戀於共和者，乃在疇昔反對共和之人。天下之怪事，蓋莫過是，天下之可哀，又莫過是也！
“今之論者則曰：‘與其共和而專制，孰若君主而立憲。’夫立憲與非立憲，則政體之名詞也；共和與非共和，則國體之名詞也。
“吾儕平昔持論，只問政體，不問國體，故以爲政體誠能立憲，則無論國體爲君主爲共和，無一而不可也；政體而非立憲，則無論國體爲君主爲共和，無一而可也。
“國體與政體，本截然相蒙，謂欲變更政體，而必須以變更國體爲手段，天下寧有此理論！果爾則並世諸立憲國，其國體之紛更，恐將無已矣！而前此論者，謂君主決不能立憲，惟共和始能立憲；（吾前此與革命黨論戰時，彼黨持論如此）。
“今茲論者，又謂共和決不能立憲，惟君主始能立憲，吾誠不知其據何種理論以自完其說也！吾今請先與論者確定立憲之界說，然後徐察其論旨之能否成立。
“所謂立憲者，豈非必有監督機關與執行機關相對峙，而政權之行使常蒙若干之限制耶？所謂君主立憲者，豈非以君主無責任爲最大原則，以建設責任內閣爲必要條件耶？
“認定此簡單之立憲界說，則更須假定一事實，以爲論辯之根據：吾欲問論者以將來理想上之君主爲何人？更質言之，則其人爲今大總統耶？抑於今大總統以外，而別薰丹穴以求得之耶？（今大總統不肯帝制自爲，既屢次爲堅決之宣言，今不過假定以資辯論耳，不敬之罪，吾所甘受也）。
“如曰別求得其人也，則將置今大總統於何地？大總統盡瘁國事既久，苟自爲計者，豈不願速釋此重負，頤養林泉？試問我全國國民，能否容大總統以自逸？然則將使大總統在虛君之下，而組織責任內閣耶？
“就今大總統以國爲重，肯降心相就，而以全國託命之身，當議會責任之衝，其危險又當何若？是故於今大總統以外，別求得君主，而謂君主立憲即可實現，其說不能成立也。
“如曰即戴今大總統爲君主也，微論我大總統先自不肯承認也，就今大總統爲國家百年大計起見，肯自犧牲一切，以徇民望，而我國民所要求於大總統者，豈希望其作一無責任之君主？夫無責任之君主，歐美人常比諸受豢之肥腯耳，優美崇高之裝飾品耳！
“以今日中國萬急之時局，是否宜以如此重要之人，投諸如此閒散之地？借曰今大總統不妨爲無責任之君主也，而責任內閣能否成立，能否適用，仍是一問題。
“非謂大總統不能容責任內閣生存於其下也，現在國中欲求具此才能資望之人，足以代元首負此責者，吾竟苦未之見。蓋今日凡百艱鉅，非我大總統自當其衝，雲誰能理？任擇一人而使之代大總統負責，微論其才力不逮也，而威今先自不行。
“昔之由內閣制而變爲總統制，蓋適應於時勢之要求，而起廢之良藥也，今後一兩年間之時勢，豈能有以大異於前，而謂國體一更，政制即可隨之幡然而改？非英雄欺人之言，即書生迂闊之論耳！是故假定今大總統肯爲君主，而謂君主立憲即可實現，其說亦不能成立也。然則今之標立憲主義，以爲國體論之護符者，除非其於立憲二字，別有解釋，則吾不敢言。
“夫前清末葉，則固自謂立憲矣，試問論者能承認否？且吾欲問論者挾何券約，敢保證國體一變之後，而憲政即可實行而無障？如其不然，則仍是單純之君主論，非君主立憲論也。既非君主立憲，則其爲君主專制，自無待言。不忍於共和之敝，而欲以君主專制代之，謂爲良圖，實所未解。今在共和國體之下，而暫行專制，其中有種種不得已之理由，犯衆謗以行之，尚能爲天下所共諒；
“今如論者所規畫，欲以立憲政體與君主國體爲交換條件，使其說果行，則當國體改定伊始，勢必且以實行立憲宣示國民，宣示以後，萬一現今所謂種種不得已之理由者依然存在，爲應彼時時勢之要求起見，又不得不仍行專制，吾恐天下人遂不復爲元首諒矣！夫外蒙立憲之名而內行非立憲之實，此前清之所以崩頹也！詩曰：‘殷鑑不遠，在夏後之世’論者其念諸！
“吾言幾盡矣，惟更有一二義宜爲公等忠告者：公等主張君主國體，其心中之將來君主爲誰氏，不能不爲公等質言之，若欲求諸今大總統以外耶？則今大總統朝甫息肩，中國國家暮即屬纊，以公等之明，豈其見不及此？見及此而猶作此陰謀，寧非有深仇積恨於國家，必絕其命而始快，此四萬萬人所宜共誅也！
“若即欲求諸今大總統耶？今天總統即位宣誓之語，上以告皇天后土，下則中外含生之儔，實共聞之！年來浮議漸興，而大總統偶有所聞，輒義形於色，謂無論若何敦迫，終不肯以奪志，此凡百僚從容瞻覲者所常習聞，即鄙人固亦歷歷在耳；而馮華甫上將且爲餘述其所受誥語，謂已備數椽之室於英倫，若國民終不見舍，行將以彼土作汶上。由此以談。
“則今大總統之決心可共見也，公等豈其漫無所聞？乃無端而議此非常之舉，萬一事機洊迫，致我大總統憤踐其前言，以翔夫寥廓，不知公等何以善其後也？而其不然者，其必公等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私謂大總統居常所談說，鹹非其本意，不過如孔子所云‘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吾姑一嘗試焉，而知其必不吾訶也；
“信如是也，則公等將視我大總統爲何如人？食言而肥，匹夫賤之！設念及此，則侮辱大總統人格之罪，又豈擢髮可數？此亦四萬萬人所宜共誅也。
“複次，公等曾否讀《約法》？曾否讀《暫行刑律》？曾否讀《結社集會法》？曾否讀《報律》？曾否讀一年來大總統關於淆亂國體懲儆之各申令？公等又曾否知爲國民者應有恪遵憲典法令之義務？
“乃公然在輦彀之下，號召徒衆，煽動革命（凡謀變更國體，則謂之革命，此政治學之通義），執法者憚其貴近，莫改誰何，而公等乃益白晝橫行，無復忌憚，公等所籌將來之治安如何，吾不敢知，而目前之紀綱，則既被公等破壞盡矣！
“如曰無紀綱而可以爲國也，吾復何言？如其否也，則請公等有以語我來！且吾更有願爲公等進一解者：公等之倡此議，其不願徒託諸空言甚明也，其必且希望所主張者能實見施行，更申言之，則希望其所理想之君主國體，一度建設，則基業永固，傳諸無窮也。
“夫此基業，果遵何道，始能永固以傳諸無窮？其必自國家機關令出惟行，朝野上下守法如命。今當開國承家伊始，而首假途於犯法之舉動以爲資，譬諸欲娶婦者，橫挑人家閨闥，以遂苟合，曰但求事成，而節操可勿沾沾也，則其既爲吾婦之後，又有何詞以責其不貞者？
“今在共和國體之下，而曰可以明目張膽集會結社，以圖推翻共和，則他日在君主國體之下，又易爲不可以明目張膽集會結社，以圖推翻君主，使其時復有其他之博士提示別種學說，有其他之團體希圖別種活動，不知何以待之？
“詩曰：‘毋教揉升木，如塗塗附。’謀人家國而出於此，其不智不亦甚耶！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
“以不可繼者詔示將來，其不祥不亦甚耶！昔幹今升作《晉紀總論》，推原司馬氏喪亂之由，而嘆其創基植本，異於三代。陶淵明之詩亦曰：‘本不植高原，今日復何悔？’嗚呼！吾觀今茲之事，而隱憂乃無極也！
“（附言）吾作此文既成後，得所謂籌安會者寄示楊度氏所着《君憲救國論》，偶一翻閱，見其中有數語云：‘蓋立憲者，國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國人，皆不能爲法律外之行動，賢者不能逾漢律而爲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爲惡。’
“深嘆其於立憲精義，能一語道破，惟吾欲問楊氏所長之籌安會，爲法律內之行動耶？抑法律外之行動耶？楊氏賢者也，或能自信非逾法律以爲惡，然得勿已逾法律以爲善耶！嗚呼！以昌言君憲之人，而行動若此，其所謂君憲者從可想耳！而君憲之前途，亦從可想耳！”
梁啓超是何等睿智之人，能看不出這復辟大劇的總導演是袁世凱嗎？其文中給袁世凱戴那麼的多高帽，無非是戲耍這個竊國大盜，無非是巧妙地用袁世凱之矛攻袁世凱之盾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