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袁世凱總覺得自己有話要說，不久，又密諭給各省的文武長官，全文如下：
“立國今日，非自強無以圖存，而強弱之分，悉由人事！日本前在閉關時代，其學術政治與中國無殊，自明治維新以來，上下一心，步武西法，乘時而動，發憤爲雄，四十餘年所慘淡經營者，無非求達其東亞大帝國之政略。
“當合並朝鮮之時，現在首相大隈重信已自命爲中國將來之統監。蓋其兼營並進之圖，遠交近攻之策，處心積慮，殊非一朝。究其致強之由，則以國民教育爲根本，而明恥教戰，即寓於教育之中。
“故人人以當兵爲義務，以戰死爲殊榮。就其近年軍事言之，徵發陸軍，可達百萬，海軍戰艦，已逾六十萬噸，席其方張之勢，日思拓地殖民，彼爲刀俎，我爲魚肉，實逼處此，岌岌可危，厝火積薪，早成險象。
“前清末造，政失其綱，泄杳成風，人無遠慮，加以親貴用事，賄賂公行，各私其家，何知衛國？迨至武昌事起，舉朝失措，列強響應，瓦解土崩。
“日本浪人，利用此機，秘計陰謀，無所不至；我人民之生命財產，間接直接而受損失者，不可勝計。
“蒼赤何辜，言之流涕！幸而天佑中國，禍亂削平，予得以衰病餘生，底定全局，殊出強鄰意料之外。回憶當日，萬險環生，至今心悸。國事粗定，歐戰發生，關係於均勢得甚大。
“日本利歐洲列強之相持，乘中國新邦之初建，不顧公法，破壞我山東之中立，軍隊所至，四境騷然；官吏見侮之橫，居民被禍之慘，筆不能罄，耳不忍聞，我國受茲痛苦，方以退兵爲抗議，彼不之省，又提出酷烈要求之條款，其中最爲難堪者，曰切實保全中國領土，曰各項要政聘用日人爲有力顧問，曰必要地方合辦警察，日軍械定數向日本採買，併合辦械廠，用其工料。此四者直以亡韓視我！如允其一，國即不國，牛馬奴隸，萬劫不復。
“予見此四條，曾向在京文武重要各員，誓以予一息尚存，決不承諾，即不幸交涉決裂，予但有一槍一彈，亦斷無聽從之理。具此決心，飭外交部人員堅持磋商，此外凡損失利權較重者，均須逐字斟酌，竭力挽回。
“乃日人利用我國亂黨，各處滋擾，而又散佈謠言，鼓惑各國，分遣大枝六軍，直趨奉天之瀋陽，山東之濟南，海軍亦時在渤海出沒遊弋。因之舉國惶恐，全球震動，不知其用意之所在。予以保全國家爲責任，對外則力持定見，終始不移；對內則撫輯人民，勿令自擾，將及四月，持之益堅，彼逐以最後通牒迫我承認。
“然卒將最烈四端，或全行消滅，或脫離此案，其他較重之損失，亦因再三討論，得以減免，而統計已經損失權利頗多！疾首痛心，憤慚交集。往者已矣，來日方長。日本既有極大政略，謀定已久，此後但本進行，斷無中止。
“兼弱攻昧，古有明訓，我豈可以弱昧自居，甘爲亡韓之續？處此競爭世界，公理強權，勢相對峙，人有強權之可逞，我無公理之可言，長此終古，何以爲國？經此次交涉解決之後，凡百職司，痛定思痛，應如何劌鉥心神，力圖振作？儻仍復悠忽，事過輒忘，恐大禍轉瞬即至，天幸未可屢邀，神州六沉，不知死所。
“予老矣！救國捨身，天哀其志，或者稍緩須臾，不至親見滅亡，顧此林林之衆，齒少於予者，決不能免，而子孫更無論矣！予爲此奇痛之言者，萬不願予言之竟中，誠以存亡呼吸，斷非予一手足之力，所可轉旋，持危扶顛，端資羣策。
“我國官吏，積習太深，不肖者竟敢假公濟私，庸謹者亦多玩物喪志，敵國外患，漠不動心，文恬武嬉，幾成風氣，因循敷衍，病在不仁；發墨鍼肓，期有起色。
“所望凡百職司，日以亡國滅種四字懸諸心目，激發天良，屏除私見，各習職守，協力程功。同官爲僚，交相勖勉，苟利於國，生死以之。
“其有親民之責者，尤當隨時設法勸導人民，使蚩蚩者氓，鹹曉然於各國之大勢，國民之義務。但能治人者事事以循名責實爲歸，受治者人人以視國如家爲志。
“能由此道，則中國可強，我人民及身與子孫可免亡國之痛，此則予所獨居深念，寢饋不忘者！但堅忍始可圖成，虛憍足以害事。京外各官，當規勸僚屬，申儆人民，忍辱負重，求其在己，切勿妄逞意氣，空言謾罵，非徒無益，反自招損。務各善體此意，努力爲之。
“今之言革命者，動稱排滿，試思滿洲以一二百萬人入主中國，國祚尚近三百年，我漢族以四萬萬人如不能久主其國，人必視我漢族爲天生受役之性質，無人類自立之資格，詎非奇恥！我漢族皆神明之胄裔，詰以斯言，能甘心忍受否？其亡其亡，繫於苞桑，惟知亡，庶可不亡。凡百職司，其密志之！此諭。”
日政.府與袁世凱談廿一條時，國民黨有兩種不同的意見。一部分主張暫時停止反袁，“俾袁可以專心對日“，黃興、李烈鈞、柏文蔚、陳炯明、鈕永建等聯銜發表通電，表示在袁和日本交涉期間不予干擾。
而歐事研究會的林虎、熊克武、李根源等亦發表通電，附和黃等主張，電雲：“吾人第一主見乃先國家而後政治，先政治而後黨派，國苟不存，政於何有？政苟有成，何分於黨。故吾人之對政.府有惡於其人，而有不足於其政，雖欲大革其政而不敢有違於國也。”
這樣的一些主張，中.山先生是不贊成的。林森曾致電孫中.山，請示對日意見，可否暫停國內革命運動，實行一致禦侮，免遭國人責難。
孫中山覆電說： “袁世凱蓄意媚日賣國，非除去之決不能保衛國權，吾黨繼續實行革命，即如清季之以革命止瓜分。”
中日廿一條簽訂後，日本舉國狂歡，大隈首相入宮向天皇祝賀，日本僑民公然在中國領土上，對中國人民舉行侮辱的示威慶賀。
北京城內日僑飲酒舞蹈，高呼：“大日本帝國萬歲”。
內務部竟命令警察廳加以保護，並派便衣偵探監視日僑居往地區附近的中國居民。
五月十三日漢口日僑準備舉行提燈慶祝，許多愛國學生激於義憤，欲作示威反對的遊行，以阻止日僑提燈慶祝。
全漢口商店停止夜市，閉門熄燈，日本方面竟出動水兵來彈壓。後來還是由中國軍警自行出面制止愛國遊行，日兵才撤回日艦上。
事後日本駐北京公使竟以漢口暴動反日爲理由，向袁**提出警告，袁**也鄭而重之地向日方道歉。
在中日“二十一條”交涉期間，袁世凱爲了謀求外交助力，有意將交涉內容漏泄於外，以爭取各國同情與暗助。同時，利用國內的輿論和民氣，給日方施加壓力。如暗中授意一些有背景的報刊披露一些有關日本提出“滅亡中國”條款的消息，讓報章刊登一些抒發愛國反日言論的文章，藉以鼓動各界發起抵制日貨與救國儲金運動，爲**交涉提供支持。
而自“二十一條”的消息傳播開來之後，北京、上海、漢口、廣州、奉天、吉林、哈爾濱等地先後掀起抵制日貨運動，並迅速蔓延至全國，致使日本對華商品輸出銳減。
“二十一條”簽訂後，國內輿論譁然。各大城市愛國團體奔走呼號，集會遊行，誓不承認賣國“二十一條”。上海各界召開萬餘人蔘加的國民大會，表示拒日到底。上海等地工人舉行罷工，各地青年學生組織團體，呼籲抗日救亡，掀起規模更爲巨大的抵制日貨運動。全國教育聯合會決定，將接受日本最後通牒的五月九日定爲“國恥紀念日”。
日置益向袁政.府施壓，要求袁政.府取締各省的排斥日貨運動。
袁世凱害怕全國的形勢失控，不敢任由這種反日情緒膨脹。
六月十六日袁世凱下令：“重申取締排斥日貨”的命令。湖南巡按使劉心源因取締排斥日貨不力，引起日本領事的不滿而被撤換。
同時，一面下令說：“遇有亂黨藉故暴動以及散佈傳單，煽惑生事，立即嚴拿懲辦。”一面授意參政院通過《懲治國賊條例》，於六月十六日明令公佈。
《懲治國賊條例》中有“取締中國實業家與外國人簽訂條約”的一條，此又引起了日中公使於七月八日提出強硬的抗議，袁政.府費了許多脣舌才敷衍過去。
在強烈反對簽訂簽訂“二十一條”的呼聲中，全國各地還喊出了懲辦賣國賊的口號。被點名最多的是外交部次長曹汝霖、駐日公使陸宗輿，主持談判的陸徵祥當然也不能倖免。
陸徵祥剛進入外交界時，正逢《馬關條約》一案。許景澄曾痛心地對他說：子欣，子欣，不可忘了馬關，日後當努力洗盡國恥，收我失地。
出任外長後，陸徵祥請林琴南寫了“不忘馬關”幾個字掛在辦公室，提醒自己勿忘國恥。
《二十一條》簽字後，陸徵祥感到身心俱瘁，他對袁世凱說：“我簽了字，也簽了自己的死案了。”
或許，大家都清楚陸徵祥是被臨時推出的，是被迫籤的字，更多的時候把矛頭指向了，被認爲是親日派的曹汝霖。
全國各地紛紛電請：“誅賣國賊曹汝霖以謝天下”，
嚇得陸徵祥和曹汝霖都通電辭職。
陸徵祥的通電中有“曹次長誤籤四字，益費躊躇”。曹通電則說：“此案和平了結，一出於大總統之獨斷，一出於各總長之公意。……日使要求第五項尤力，經用電話請陸徵祥總長向主座請示後，方敢加註容日協商。”關於加註“容日協商”四字，袁說曹未請示而擅自決定，曹汝霖則說是請示後而行。
其實籤已經簽了，加不加這四字，已經沒多大關係了。
曹汝霖（1877年—1966年），字潤田，祖籍浙江，民國初年高級官員，新交通系首領。生於上海。幼年入私塾，後去漢陽鐵路學堂讀書。早年留學日本法政大學。
曹汝霖在回憶錄《一生之回憶》中對這段歷史記述道：“此次會議，我與陸子興（陸徵祥）總長，殫精竭力，謀定後動……日本提之二十一條，議結者不滿十條；而第五項辱國條件，終於拒絕而撤回。會議結果，雖不能自滿，然我與陸總長已盡最大努力矣。”“世人對此交涉不究內容，以訛傳訛，盡失真相。”
曹汝霖所撰《我與廿一條》，提供了很多細節資料，現附錄於下：
餘就職（外交部次長）之二年，即民國四年一月，我國全國統一，各國正式承認，白“狼”之匪已平，中央威信已立，國是粗定，即可從事建設。
惟歐戰方酣，日本已佔領青島。時日本總理大隈重信、外相加藤高明，都是對中國有野心之人，忽令駐華公使日置益回國述職，示以方略，議定廿一條覺書，令日置益公使攜之回任。
日置公使回到北京，即請見總統（袁世凱），總統以爲回任之儀式訪問，令我同見。豈知日使寒暄後，即說：“本國政.府爲謀兩國永久親善和平起見，擬有覺書一通，希望貴總統重視兩國關係之切，速令裁決施行。”總統答言：“中日兩國親善，爲我之風望，但關於交涉事宜，應由外交部主管辦理，當交曹次長帶回外部，由外交總長與貴公使交涉。”言已即將日使覺書向桌上一擱，並未展閱。日使辭出後，總統即對我說：“日本覺書留在這裡，容我細閱。”餘即回部。
翌晨，總統即召集外長孫寶琦、秘書長樑士詒、政事堂左丞楊士琦及餘四人到府。
總統說：“日本這次提出的覺書，意義很深，他們趁歐戰方酣，各國無暇東顧，見我國是已定，隱懷疑忌，故提此覺書，意在控制我國，不可輕視。至覺書第五項，竟以朝鮮視我國，萬萬不可商議。”又說：“容我細閱後再交部。”
各人唯唯聽命而散。其時陸子興（徵祥）並未與議，（《陸徵祥傳》一書所記與事實不符，且說我與慕韓主張即行承認，不必商議，更屬無稽）。
越日總統召我入府，他說：“我已逐條細閱批示，你與子興即照此商議。”
覺書分五項：
第一項、關於旅大南滿鐵路展限問題；
第二項、內蒙古東三省路礦、添置商埠問題；
第三項、日本將來把德國青島租地，仍歸還中國，惟在山東德國取得的權益，及膠濟鐵路等，應由日本繼承；
第四項、南滿及內蒙須建設鐵路，吉奉兩省應準日本人內地雜居，及福建省不能讓與第三國，漢冶萍鐵礦鐵廠中日合辦，並開發相連的鐵礦，建浙閩鐵路；
第五項（注：希望條件）、一、聘用日本人爲軍事顧問。二、合辦兵工廠，中日兩國用同一之軍械。三、聘日本人爲主要省市警察教官。四、中國小學校僱用日本教員。五、日本僧人許在中國內地傳教（大旨如此，條目字句次序容有錯誤）。
總統逐條用硃筆批示，極其詳細，並囑開議時，應逐項逐條議商，不可籠統並商。現只能記其大意如下：
對第一條批：此本於前清中俄協定東三省會議時，已允繼續俄國未滿之年限，由日本展續滿期，今又要重新更定。但將來若能收回，對於年限沒有多大關係，此條不必爭論。
對承認德國利益問題批：應雙方合議，何能由日本議定，由我承認，這是將來之事，不必先行商議，可從緩議。
對於合辦礦業批：可答應一二處，須照礦業條例辦理，愈少愈好，可留與國人自辦。
對於建造鐵路批：須與他國借款造路相同，鐵路行政權，須由中國人自行管理，日本只可允與以管理借款之會計審覈權，惟須斟酌慎重。
對於開商埠批：須用自開辦法，並應限制，免日本人充斥而來，反客爲主。
對漢冶萍鐵礦廠批；這是商辦公司，政.府不能代謀。
對浙閩鐵路批：須查卷，似與英國有關。
對福建讓與批：荒唐荒唐，領土怎能讓與第三國。
對內地雜居批：治外法權未收回之前，不能允以雜居。
至第五項則批：此項限制我國主權，簡直似以朝鮮視我，這種條件豈平等國所應提出，實堪痛恨。日本自己亦覺不妥，故注“希望條件”，不理可也，萬萬不可開議，切記切記（兩句加硃筆密圈）。
越兩日，高尾通譯官電話問我，何時開議？餘答以貴公使沒有將覺書交與我總長，何能開議？蓋諷其直遞總統，有軼外交常規也。
次日，日置公使來見孫總長（外長孫寶琦），面遞覺書。
詎孫總長接了覺書，稍一展閱大發議論，並將各條一一指摘，加以評論。
日使笑謂：“貴總長於覺書內容已如此明瞭，將來商談自更容易。”
言時視我而笑，蓋譏我電話說，未交外長，從何開議之言，分明是謊言也。
孫總長與日使會談筆記（此是外部慣例向來與各使會見都有筆記）呈閱總統，總統閱後大不爲然，謂：“我已囑咐不要籠統商議，慕韓（孫字）何以如此糊塗，初次見面即逐條指摘，發議論，以後何能繼續商議。慕韓荒唐，太粗率，不能當此任。”
當晚即囑楊杏城（政事堂左丞）徵得陸子興同意（時陸任高等顧問），翌日即令陸徵祥任外交總長，孫調稅務處督辦。外人稱其敏捷，日本則有後言。
到一月下旬，在外交部大樓開議，出席者，我方外交總長陸徵祥、次長曹汝霖、秘書施履本，日方公使日置益、一等書記官小幡酉吉，通譯官高尾亨。
我國陸總長以此次會議關係重大，聚精會神，從事討論。
首次會議，日本公使先致詞，大旨謂此次所提條件，爲兩國永久彼此親善起見，希望從速議定等語。陸總長亦致詞，答以中日兩國真似脣齒相依，自應互相親善，本席一向主張兩國親善，並引前在總理任內，財政聘阪谷芳郎男爵爲顧問，交通聘平井博士爲顧問，法律聘有賀博士爲顧問爲證。
日使說，久仰貴總長曆辦外交，譽滿歐美，今日得與貴總長商談，深爲榮幸。這次敝國對此事極願速結，故擬每星期開會五次，每次從下午二時開始。
陸總長答以每週五次，我身體素弱，且部中每週須接見公使團一次，改爲每週三次如何？日使即表同意。
陸又謂，會議記錄不必互相簽字，日使亦照允，並聲明會議沒有發表以前，不能對外泄露。陸亦應允，並雲會議應照原條件循序進行，議決一條，再議一條，日本亦同意。遂開議。
第一條，日使說此係既定事實，惟日本接收時年限已過大半，故請照原約年限，重新更定。
陸答當東三省會議時，那時年限已過，貴國全權已允繼承俄國未滿的年限，何以現在又要重定？
日使謂重定年限於原則並無變更，希望照允。
略加辯論，即予同意通過，日使笑謂：“貴總長真是明白痛快，希望其餘各條，都能這樣的痛快商定。”
第二次會議，即議第二項，日使謂膠澳租地德國所得權益，日本致德國最後通牒時，已聲明無條件讓與日本。俟德讓與後，爲尊重貴國主權，應請中國承認。至該項租借地（指青島），俟日本向德取得後，完全交還中國。
陸氏答以日本與德國宣戰時，聲明取得德國租借之膠澳全境交還中國，並沒有提到其它權益。
日使謂日本攻佔青島，一爲協助協約國，一爲尊重中國主權領土，故特聲明取得後交還中國。其中權益，自應由日本繼續一併取得，將來開和會時，自有商定適當之處置，故不必先向貴國聲明。現要請貴國承認者，即是和會商定之辦法，與當時日本得了俄國的權益，請中國承認同一意義。
陸氏答以既要將來和會商定，現在不必先行承認，俟和會開時再看情形，何必先行聲明。
日使則謂日本取得德國權益，可謂既定事實，現在商定大旨，可免將來再費口舌。
陸又答以攻佔青島還有英國參加，不單是日本方面的事。
日使謂英雖參加，但日本出力最多，犧牲最大，如何商定，英國決無異議。
我方始終不允先行聲明，日使謂，請先商一範圍，只限於青島有關連之事，決不越出範圍。彼此辯論很久，直到散會，沒有解決。
次會日使提議，先議東北路礦問題。
我方答以東三省會議錄，有不能再說並行線之約，此條有違前議。
日使謂此次商議者，系南滿與內蒙之交通，與前會議是兩事。該處地壤相接，商業日繁，僅是古老運輸工具，不合實用，非敷設鐵路不能發展商業，此舉與地方大有裨益，並非爲日本設想。
我方以蒙人風氣未開，恐遭反對爲詞。
日使笑謂，現在內蒙人民與東省人民無異，他們亦願意修造鐵路，便利交通，決不反對。磋商結果，只記得先允一路，以後再看情形，路線記不清了。
繼議開礦。
日使謂中國向稱地大物博，資源豐富，若任它藏在地下不事開採，豈不可惜，故應彼此先行調查，再商開採。此事可由中日合辦，使兩國同沾利益，且於地方人民亦大有好處。
我方同意先行調查，擇優良先辦，惟合辦方法須照中國礦業條例，中國即以礦產礦權爲合辦之資本，須派監理。如有盈餘，應合理分配。
日使謂合辦公司，是商業性質，中國既是股東，自能同等選出董事、監察人，**不必再派監理，利益當然均沾。遂允以先調查兩三處，地名也記不清了。
繼議東三省增開商埠問題。日使謂東三省發展迅速，比前不同，中日商業與時俱進，原開的商埠不足以應付現實，故須添開商埠，仍照貴國自開商埠成例，更可增進雙方貿易。
我方答以東三省商埠，前在東三省善後會議時已開設甚多，照目前情形，似無增開之必要。
日使謂中國自開商埠，一切管理警察行政權，仍歸中國辦理，不過便於各國通商，不但發達中日兩國商務，於各國均有利益。後允斟酌地方實際情形，仍照自開商埠辦法，允增開三四處。
日使繼提內地雜居問題。日使謂日本地狹人稠，東省卻地廣人稀，若使日本移民到東省不受限制，正是互相調劑，各得其益。
陸氏答以東省商埠已多，現又允許增添，都是爲解決貴國人居住問題，不單是爲經商。內地風氣未開，教育又未普及，風俗習慣，各不相同，現在雜居易生誤會。將來民智日開，教育普及，自然可以開放雜居，現在爲時尚早。且貴國氣候溫和，東省寒冷，前我在俄國，見俄人只有往南遷居，沒有見南方人往北來者，即是此故。
我又補充說，中國山東人往東省者，都是春往冬還，亦是爲此。
日使笑對我說，君曾在日本，應知北海道寒冷程度，與東三省不相上下，但我國人往北海道去的亦不在少數。
陸外長則說，目前治外法權尚未收回。貴國治外法權未收回以前，亦不許外人內地雜居。
彼此辯論幾次，我方堅持，不得解決。
日使提議，此案彼此研究再議，前議山東問題，尚無結果，續議山東問題如何？我方同意（我方又修改答案）。
適日使墜馬受傷，會議停了三次。小幡來部告我，公使傷未愈，腿塗石膏，不能下牀，但急於會議，擬請陸總長與您枉駕使館會議。
餘告陸總長同意，遂移至日本使館會議。日使不能下牀，就在牀前設桌會議。
日使先說抱歉之意，又說內地雜居，難於解決，我們先議山東開埠及合辦礦業問題。我方同意。
陸氏先說，查山東沿海，都已開爲商埠，此次貴方提出各處，近於內地，不通海道，輪船不能進出，不合開埠條件。
討論後，日使允先撤回，調查後再議。
先議開礦問題，日使謂山東煤礦、鐵礦都有，久藏於地，不使開採，殊爲可惜，若中日合辦開採，彼此有利。
我方答以本席亦同有此意，但貴方所提各礦，均已由人民領得開礦執照者，未便取消。
日使謂，聽說貴國商民，往往領得執照，取得利權，永不開採，此種利權應即取消，另給他人。
陸氏答，我國商民請領執照，亦定有限期，若逾限不勘測，亦予以撤銷。
餘又補充說，亦有斟酌情形，在限期未滿即行撤銷者，惟中國商民集資不易，政.府爲體恤民艱，定限較長，不能若貴國商民之踊躍投資可比。
陸又云，貴方所提各處，都沒有逾限，故不便撤銷。
日使請主管部再行詳查，如有逾限不事勘測，或確知其無力集資開採者，應依法撤銷，此是各國通例，並非優於日本也。
後由商部清查撤銷一處，允與日本合辦，惟聲明須按照中國礦業條例。
越數日，日使能支柺杖而行，會議仍遷回外部官邸，然答案已改了三次矣。
每件議案，總須磋商兩三次，故屢改答案，請示總統而行。
在移回外部會議時，日使即說，上次會議關於膠澳租借地內權益問題，尚未解決，今日先將這問題解決如何？
陸氏堅持不允先議。
日使問爲何理由？
陸氏答以總要有了相對事實，才能決定承認與否，本席對於青島之德國權益，不甚明瞭，何能先予以籠統承認？且事或許有變化，目前先行承認，將來豈非爲難？
日使謂，日本佔領青島及膠濟鐵路，這是既成事實，不會變化。
陸謂凡事變化，豈能預知？
日使追問，貴總長所謂變更，到底所指何事，本席不能明白，請明白指示。
陸氏謂，貴國佔領青島，將來仍還我國，這自決無變化。至其他權益，我尚未調查明白，即在將來開和會時，我國對於德國取得之權益，何去何從，尚未由政.府決定，現在何能先議。
日使謂德國在青島之權益，自應由日本繼承，這是天經地義，將來開和會，各國決無異議。
彼此爭論兩日，陸氏堅持不肯先議。
日使強調日本決不以未經中國承認之事強中國承認，貴總長既然不肯先議，且看將來和會開議，決不會有與今日不同之處，只先作存案可也。
後又議及閩浙鐵路問題，我方告以此案因與英國有關係，須要知會英國後再議。日使即說，既與英國有關，我方自可撤回。這是第一次痛快撤回，可知日本對英國聯盟之重視。
日使繼提福建不能讓租與他國問題。陸氏正色道，福建爲我國行省，何能與他國有讓與行爲？貴國提出此案，深爲遺憾。
日使笑謂，因貴國有例在先，故請注意。
陸謂前**有此糊塗行爲，本**決無此事。
日使仍一再要求，須請聲明，不用換文，亦不向日本聲明。
後改由中國自行聲明，中國領土，永遠自保完整，無論何省，決不與他國有讓與行爲，福建亦不例外，將此聲明抄送日本。
我覺得這辦法，等於自騙自，不很妥當，然陸氏既已如此作，不必再說。
對於漢冶萍合辦問題，我方答以此係民間商營公司，**不能越俎代謀，應與該公司自行商議。
日使請爲介紹亦未允。
越日又議內地雜居問題，日使堅持甚力。會議多次，各執一辭，終未獲解決。
每當會議不能解決之時，總統常命餘與日使或小幡交換意見，爲側面之商談，探聽對方真意所在，有時因此而獲解決之途徑。
此次總統又命餘爲側面之商談，這種商談，僅是個人行爲，不負正式會議之責任。
我去見日使，告以我國對日本人內地雜居爲難情形。
日使說中國不允日本人內地雜居，不過仍有排外之心而已。
我答以中國並非有排外心，實在是日本人優越感太甚，致使彼此發生不愉快事情。中國人對外國人向來一視同仁，很有禮貌，而日本人對我國人往往輕蔑，甚至欺侮，因之使中國人受不了時，激起不快之事，反與國交有礙。所以不允內地雜居，在都市尚且如此，何況內地？
日使謂，東省地面遼遠，人煙稀少，多些日人有何關係？我答以奉吉兩省內地，亦有人煙稠密之處，且東省人習慣，喜歡聚族而居，往往一鄉即是一族，他們與別族同住尚不願意，何況與外人雜居？東省商埠如此之多，又有南滿廣大的附屬地，難道日本人尚不夠居住？
日使謂，商埠與附屬地，一爲經商，一爲護路。日本人長於農事，你是知道的，若今日人雜居內地，即可從事耕種墾荒，不出十年，東省荒地，變成熟地，多產糧食，於兩國都有益處，豈非兩利？
我記得他在會議時，沒有提過農事墾荒的話，
我即說此確是與兩國均有益處，但恐日人不慣寒冷耳。
日使笑謂，這是他們自己之事，我又說，中國租地耕種，各省都有**慣，各處不盡相同，日人能照地方習慣否？
日使謂，當然要照當地習慣。
遂辭出，歸告陸總長，並報告總統，日使所言，意在墾荒耕種，若照此意，與雜居不同。
總統說，雖然如此，日本借墾荒爲名，行其侵略陰謀，亦不可不防，你們姑擬一方案，就耕種方面，謀解決之法亦是一法。遂擬方案如下：
“吉奉兩省，不論官有民有地畝，允許日人訂立契約租借耕種（如系官荒，向地方管轄官吏商訂租約），定明晌數（東省一晌約合內地十畝），期限二十年，滿期後應無條件交還原業主。日本租地人應照納課稅，並服從中國地方法令，聽警察指導，及不違背地方上租地耕種之習慣。”
呈閱總統，亦以爲然，遂又續商雜居問題。
陸氏說，雜居問題本席尊重貴方意見，再三研究，擬成新方案，與雜居之意不但不違背，且取雜居精意，希望貴使容納，解決此案。
日使閱後謂，此案容研究，下次再議。
及下次會議時，日使謂此案對於年限交還業主，及不背地方習慣各點，都有商量餘地，惟服從中國法令，聽中國警察指導，絕對不能同意，日本人無服從中國法令及聽中國警察指導之義務。若照貴方所擬，不啻剝奪條約上應享之權利，須知貴國尚未收回裁判權也。雖經餘等再三說明解釋，仍不得同意而散。
我又去使館見小幡書記宮，我說我方所擬方案與雜居已頗相近，日置公使不同意，且誤解方案之意，甚爲可惜。
小幡問所謂法令，係指何項法令？如何性質？請爲說明。
我謂不過違警令之類，並非法律。若不聽警察指導，設有兩人互鬥，沒有警察勸解，豈不有釀成人命之虞。至課稅更是輕到無可再輕，這是地方收入，請加調查，即可明白。此事不要看得太嚴重，須在事實上着想，不在法律觀點上着想，纔是解決此案之辦法。從前貴國明治初年，外國人只居留在長崎，不準自由往來他處。我國商人居留於長崎者，都遵照日本法律而行，今日中國情形與日本明治初年情形相仿，然中國待外國人比日本寬得多了。
反覆辯論甚久，小幡始允轉達公使而別。
我方將方案二十年改爲“三十年”，滿期交還後又添“如雙方同意，可再展期，但不得過十年。”
服從中國地方法令，聽警察指導改爲“服從中國警察法令”。此案已會議五次，側面商談多次，答案又改了三次，爭到舌敝脣焦，對於“服從中國警察法令” 爭論最烈，我方始終認爲維持秩序爲不可少之條，與條約絕無關係，堅持不讓，終於就範。
至此，應商之案，都已商結，計第一條列爲條約，此外議定者八件（或九件），均作爲換文。
陸總長起立致詞謂：“此次貴國所提條件，我方始終努力尊重貴方意見，均已議定解決，亦是貴公使開誠佈公，得以有此結果，實爲兩國前途之幸，謹代表**向貴公使深致謝意。”
日使亦答言：“貴總長深知兩國關係之切，前途非和平親善不足以增加友誼，顧全大局，至爲感佩。尚有第五項各條，亦希望開誠商議，則兩國親善友誼益臻鞏固，不但爲兩國前途慶，實爲維持東亞和平慶，務請貴總長諒解此意。”
陸外長答謂：“此次會議，本席已盡最大之努力以酬貴國之願望。至第五項，貴國本爲希望條件，本**亦以貴國提出此項條件，有損兩國友誼，本席絕對不能應命商議，務請原諒。”
日使請交換意見亦不允。日使再三要求，陸外長遂正色說：“此等條件不應對於對等友邦提出，本席無論如何，不能商議，應請貴公使撤回。”言頗激烈。
日使亦謂：“爲兩國謀永久和平合作，本國**才提出條件，貴總長謂有礙兩國友誼，實深遺憾。”遂於不歡中散會（原注：以上記述，因年代久遠，手頭又無資料，只憑記憶，頭緒紛繁，大略如此，難免有錯之處，深抱不安）。
休會至一星期，餘亦不去見日使，彼此僵持，瀕於決裂。
當日本提出廿一條向我國交涉以前，以盟邦關係，曾通知英政.府，但不提第五項。後聞我國因不肯商議第五項，瀕於決裂，英報提到第五項，日政.府從沒有向英政.府提過，這種重要條件，不先告友邦，有欠誠意。
西報又謂，日本想獨佔東三省，與美國開放門戶，利益均沾，實有違背之意。
日本曾來責問中國事前泄漏，有違預先聲明，我方自然極力否認。其實當時英國名記者莫理遜，美國記者端賴均在北京，與參事顧少川（維鈞）、五梯雲（朝樞）等時有往來，會議情形知之甚詳。日使因無憑證，只口頭抗議亦無他法。
餘以會議僵持已久，終須設法打開，遂向總統建議，請密遣公府顧問有賀長雄博士，回國向日本元老疏通。
總統問，此着有效否？
餘答，有賀博士在日本不但學者地位很高，他在明治初年設元老院時即是元老院的幹事，與陸奧宗光（甲午中日之戰後與李鴻章在馬關議和時之日本外相）同事，故於元老方面，頗有淵源。日本政.府對於元老很爲尊重，元老都是持重有遠見之人，若告以第五項條件不但於兩國不利，且易引起人民仇日之心。我曾與有賀談過此次交涉情形，他亦很以爲然。請總統召見有賀，假以詞色，懇切相托，他必肯效力。
總統遂特召有賀進府，告以此次日本提出的覺書，由外交部總、次長盡最大之努力，以副日本之願望。今日置公使又要求商議日本希望條件之第五項，實在令我爲難，請回國向元老詳細說明，請其諒解，顧全兩國之友誼。君必能諒解我意，及政.府爲難情形，務請善爲詳辭。
有賀果然自告奮，願回國盡力向元老報告，力說利害。
時日本元老以鬆方正義侯最關心中國情形，有賀見鬆方侯陳說此次中國政.府已盡力商結日本覺書之各條，日置公使又要商議希望條件之第五項，未免逼人太甚，難怪中國政.府爲難不肯商議。
鬆方侯聽到第五項，似未知道，又聽有賀報告第五項內容，面現詫異之色，隨即召加藤外相，訪問他覺書中有第五項，何以沒有報告？
加藤說，這是希望條件。
鬆方即說，既然只是希望條件，對方不願開議，即不應強逼開議，設若交涉決裂，你將何以處置？
加藤答，不惜使用武力，不出三個月中國可完全征服。
鬆方笑說，莫要把中國看得太輕，若用武力，恐三年未必成功，遑說三月，應速自行善處（日本對善處之語，意頗嚴重）。
加藤知是有賀進言，遂令監視有賀，不許行動，幸有賀已完全報告矣。
加藤外受盟邦猜疑，內招元老之詰責，進退兩難，圖窮而匕首見，竟決下最後通牒，以強迫我國；一面又將第五項在最後通牒內謂“暫時脫離，容後再議”。這種措詞等於自行撤回，對外尚箭撥弩張，對內已色厲內荏矣。
陸公使（宗輿）亦探得內容，密電報告。
最後通牒電達北京日使館，一面將副本送達中國駐日陸公使，陸公使即電告外交部。
而北京自使館方面接到通牒，不即送交我外部，由小幡來見我說，政.府即預備下最後通牒，不惜一戰，若將第五項酌議幾條，即可免此危險。
我答以貴國已將最後通牒副本送達我國駐日公使，已來電報告，公使爲政.府代表，送交公使，即無異送交我政.府，既下歸後通牒，有何再商之可言？小幡語塞而去。
日本外交官總想得寸進尺以邀功也。
翌晨，日使即將最後通牒親到外交部送交陸總長，態度嚴重，不發一言。陸總長只說了“可惜”一語，他即告辭。日方一面關外調動軍隊，渤海軍艦遊戈，迨下通牒後，訓令日僑預備撤退，下戒嚴令，盡其恫嚇之能事。
此次會議，我與陸子興總長，殫精竭力，謀定後動，總統又隨時指示，餘每晨入府報告，七時到府，總統已在公事廳等着同進早膳，報告昨日會議情形，討論下次應付方針，有時議畢又入府請示。
陸閏生公使（宗輿）又以日本內情時常電告。
陸總長確能恪遵總統批示，決不越出批示範圍。正式會議之外，又有側面商談，卒以說動日本元老挽此危機。
日本所提之廿一條，議結者不滿十條，而第五項辱國條件，終於拒絕撤回。會議結果，雖不能自滿，然我與陸總長已盡最大努力矣。
揣日本此所提廿一條，包羅萬象，集衆大成，勢力由東北、內蒙以至閩、浙，權利由建鐵路、開礦產以至開商埠、內地雜居。甚至第五項要求**機關設立日本顧問，兩國用同一軍械，警察由日本訓練，小學用日本教師，日本僧人到內地傳教。
凡此苛刻條件，思以雷霆之壓力，一鼓而使我屈服。若使遂其所欲，直可亡國。幸我府院一心，內外協力，得此結果，亦是國家之福。
世人不察，混稱廿一條辱國條件，一若會議時已全部承認者，不知廿一條之第五項各條，不但辱國，且有亡國可能，已堅拒撤回不議。
而所議定者，不滿十條。世人對此交涉不究內容，以訛傳訛，盡失真相。尤異者，我雖列席會議，而此約之簽字者是外交總長陸徵祥，我是次長何能籤爲？世人都誤以爲此約由我簽字，張冠李戴，反未提及陸氏，亦是不可思議之事。
總統召集各機關首長、參議院議長、府院秘書長、陸軍次長、外交次長等開全體大會，討論日本最後通牒，應否接受。外交總長陸子興尚未到，以電話催請，雲與英使朱爾典會晤，等侯三十分鐘後，陸氏纔到，報告與朱使特別會晤情形：
朱使（英使朱爾典）雲，今日大會，關係重大，我因關心，特於會前來見。日本因各國忙於歐戰，不遑東顧，提出最後通牒，意在挑釁，測非恫嚇，袁總統明白內外情勢，不至中他詭計。
聞陸軍段總長（祺瑞）主張強硬對待；我知他已秘密動員，晚間運輸徹夜不停，已三星期，這明明是在備戰，設若開釁，不堪設想。
我與袁總統是三十年老友，不願見他遭此慘運。目前只能暫時忍辱，只要力圖自強，埋頭苦幹，十年之後，即可與日本一較高下。
今日之會，重在外交，貴總長應負起責任力爭，不可聽陸軍總長輕率之行動。我這次與貴總長會晤，不比尋常會晤，貴總長若不與我以確實答覆，我不告辭，言時聲淚俱下。
我答以今日之會，由總統親自主持，必能慎重將事。
朱使又重申前言，相持很久。我見他堅定誠懇，遂答稱，我必以貴使之忠告，報告總統與大會，若不照貴使之忠告，我必以去就力爭。
朱使方辭去，故到會已遲，請大家原諒。
總統聽了陸外長報告，遂慎重發言，謂朱使之言亦爲中國前途着想。日本此次提出之覺書，附了第五項各條，真是亡國條件。今外部歷時四月，開會卅餘次，盡了最大之力，避重就輕，廿一條中議決者不滿十條，且堅拒開議第五項，外部當局，恪守我的指示，堅拒到底，已能盡其責任，使日本最後通牒中，已將第五項自行撤回，挽救不少。惟最後通牒之答覆，只有“諾”與“否”兩字，我受國民付託之重，度德量力，不敢冒昧從事，願聽諸君之意見。
段總長即表示反對，謂這樣遷就，何能立國？寧爲玉碎，不爲瓦全。
總統說，段總長之說自是正辦，然亦應審度情勢，量力而行，倘若第五項不撤回，我亦與段總長同一意見。現在既已撤回，議決各條，雖有損利益，尚不是亡國條件；只望大家記住此次承認是屈於最後通牒，認爲奇恥大辱，從此各盡各職，力圖自強，此後或可有爲，如朱使所言。若事過輒忘，不事振作，朝鮮殷鑑不遠，我固責無旁貸，諸君亦與有責也。
段總長猶持異議，謂民國肇興，即承認此案，倘各國效尤，如可應付？總統又就大勢剖析說明，我豈願意屈辱承認，環顧彼此國力，不得不委曲求全耳，兩國力量之比較，您應該最明白。段亦無言，遂宣告散會。
散會後，我回外部，與參事顧少川（維鈞）商擬復日使照會稿。我們以爲雖然接受通牒，然我方應駁之處，仍應聲明，仔細斟酌，三易草稿，請少川以英文譯述，亦覺妥當。
脫稿時已逾深夜四時，假眠片刻，黎明後，餘即攜稿入府，總統已在辦公廳，狀甚興奮，似未睡眠。
正在閱稿時，日使館即來電話，請餘接話。餘接話時，知系高尾，他說今日已到限期，貴方覆文何時發出？我答必在期內發出。
他又說最後通牒覆文，只有諾否兩字已足，若雜以他語，彼此辯論，過了期限，反恐誤事，務望注意。
我答知道了，即將電話掛斷回報總統。
可知我方舉動，彼均留意偵悉，總統聽了，嘆了一口氣，即命內史長阮鬥瞻（忠樞）重擬一稿，將我原稿交閱，且說將辯論之處，一概刪去，只要簡單，惟於末尾稱“除第五項外餘照允”等語。
後高尾又來部雲，奉公使命，請先閱覆文稿，以免臨時有誤限時，反爲不便。
餘以干涉太甚，不允交閱。彼再三要求，且說你如不允，請見總長。
餘乃請示總長，總長說時間侷促，免生枝節，即先給他閱看吧。
豈知閱後又生問題，他說“除第五項外”這句，不是通牒原文，須照原文更正。
餘說這是事實，並無不合。
他說原文是“暫時脫離容後再說”，非照原文改正不可。秘書往還磋商，易稿數次，終不同意。直至黃昏，時限將到，仍未商妥，
陸總長乃謂此事由我負責，即照原文，以後再議與否，要看那時情形，不必在此時文字上爭執。
遂定稿繕正，由陸總長及餘並方秘書，親送至日使館，交與日使置益，已在午夜，時爲五月九日十一時也。
是時餘心感淒涼，若有親遞降表之感。
歸途與總長同車，他說前隨節俄館，俄財長維德爲租借旅大問題，與楊欽差磋商不洽，後竟將條約擺在公案，令楊欽使簽字。
楊答以未奉我皇命令，不能簽字。維德拍案咆哮，出言不遜，驕橫無禮，其情形比這次兇狠得多，餘爲傳譯，猶覺心悸。
楊使氣憤填胸，年事又高，出門時在石階上滑跌，遂至不起。弱國外交，言之可嘆。
餘以商租事屬創舉，地方官恐不能明瞭，特召集吉奉兩省特派交涉員及警察長官來京，告以此次交涉之困難情形。
日本提出內地雜居條件，本部以治外法權尚未收回。外人內地雜居，此例一開，各國效尤，永無收回治外法權之望，再三磋商，不得已而定商租耕地辦法。
商租不是賣絕，又不同典租，必須定明年限，如何分利，均應照各地習慣，訂立租契。租契應由官制，發交各處應用，以期劃一。應貼印花收契張費等可由各省自定。至“服從中國警察法令”這八個字，爭了幾次，才得照允。此與主權有關，本部甚爲重視，執行時不必節外生枝，亦不可隨便通融。
至警察條例兩省諒均有規定，最好兩省大旨相同，以便執行時免生枝節。
惟須切實執行，一次通融，即成慣例，務請諸位格外注意等語而散。
後來兩省照行，在張作霖時代，未聞發生問題，後張學良繼承父業，廢止商租章程，人民有以田畝商租者，以盜賣國土論。
日本總領事以學良片面取消兩國所定之協議，提出抗議，學良亦不理。適有日人在萬寶山，以商租田畝鄰近地上，商租一條地爲開溝引水種稻田，地主自然不敢租與，日本竟派警察保護，開始挖溝。中國亦派警察阻止，彼此衝突。日本改派軍隊，我方亦改派軍隊，雙方就此開火，越鬧越大，尋至釀成九一八事變之原因。故九一八事變，實起因於萬寶山事件也。
總統以屈於最後通牒，變爲國恥，發表告誡百僚書後，一時曾力圖振作，督促各部，於興利除敝應行建設之事，指示周詳，以期百廢俱舉，於國務會議時，時時警惕，憤懣之情，現於辭色。
每次會議，必有新案提出討論，且令各部按照新案，剋期擬成計劃，付之實行。尤其對於軍事，格外注意，謂當歐戰之時，不能有外力援助，只有自己努力進行，籌建鍊鋼廠，添設鞏縣兵工廠，整頓各兵工廠，福建造船廠，又練模範團三混成旅。
對於整理財政，發行國內公債，改革幣制（廢兩爲元），整頓稅收，請各國退還庚子賠款，專辦學校，有已施行，有在籌備。各部亦振作精神，努力從事，一時頗有朝氣。
嗣以日本議院抨擊政.府對華政策之失當，西報亦有誇獎袁總統以弱國外交，得此結果，總算勝利等語，遂漸生自滿之心。加以左右逢承，以爲日本伎倆不過如此，只要用心對付，不足爲慮。
且忽作奇想，以爲環顧世界，除美國外，君主國多，日本與中國同處亞洲，種族相同，我改共和，與日本政體不同，易生隔閡，帝制自爲之思想，從此醞釀於胸。加以張勳、倪嗣沖之流，常言地方民情與共和制度格格不入，楊皙子（度）等又以中國行共和制度尚早，引美顧問古德諾之話爲證。項城受此浸潤之言，政事激生懈怠。
曾幾何時，朝氣又成暮氣矣，真是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