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的就職演說接着言道：
“以上忠、信、篤、敬四字，餘矢與國民共勉之，日誦於心，勿去於口。蓋是非善惡爲立國之大方針，民之好惡雖不盡同，而是非善惡必有標準，大致奉公守法者，則爲是爲善，越禮犯義者，則爲非爲惡。餘願國人有辨別心。
“人亦有言：文明日進，則由儉入奢是已。若以貧弱不堪之國，不學他人之文明，而惟學其奢華，是以病夫與壯士鬥也。近歲以來，國民生活程度日高而富，力降而愈下，國奢示儉，古人言之。餘願國民於道德心中，尤注意於儉德。
“總而言之，法律與道德同時並進，則共和之國度乃穩固而不搖。至國防問題，吾國正在休養生息之時，尚非武力競爭之時，惟餘所切切於心者，海、陸軍人以服從命令爲義務，以保護人民爲天職，各將領誰不知之？而此二者頗爲近日風潮所鼓盪，未能完全收效，是餘統率之責有未盡也，此後當於精神教育十分注意以對於人民。
“餘故以最誠摯親愛之意申告於國民曰：餘一日在職，必一日負責。顧中華民國者，四萬萬人之中華民國也。兄弟睦則家之肥，全國之人同心同德，則國必興。餘以此祝我中華民國焉。”
總的說來，袁世凱的就職演說所描繪的前景還是很美好，也是很鼓舞人心的。
慶典整個一週的活動，主要還是集中在三海宮殿的花園聚會上。
總統的夫人（正妻於氏夫人）由一長排興高采烈的小女兒們陪同着，接見了衆位賓客，並和他們握手致意。
到了下午，總統本人也要露面，他繞着碩大的涼亭漫步，並和被介紹給他認識的外國女賓們一一握手。
英國《泰晤士報》的一篇報道有這樣地描述：“隨後，賓客們雲集在宮裡美麗的假山旁。在這裡，站立着的軍樂團演奏着樂曲，曲聲卻多多少少被樹蔭遮擋的石窟和四處蜿蜒的運河所投射出的舊時代的神秘氛圍化解了。但是，什麼都無法取代那倒映着晴朗天空的湖泊。
“沿着枝杈半掩的走道徐徐而行，可見廟宇、寶塔閃耀着明亮的紅黃藍綠等各種色調，浸潤在光線中，全都展露出明亮的色澤。從一處大理石堆砌的棧橋開始，我們就在這使人沉醉的畫面中搭乘渡船走了半英里路。景色奇巧瑰麗，水面延伸至無盡的遠方，我們似乎徜徉在一大片開闊的街道上。
“魁偉的金黃色高牆將宮殿和環繞四周的城鎮切斷開來，又幾乎完全被掩映在一整排大樹之中。雖然此處與京城不過咫尺之距，我們卻覺得相隔千里之遙。袁世凱在京城最完美的角落裡選定了他的住處，世上所有城市裡的一切庸常事物，或許都在此處被消解得一乾二淨。”
有意思的是，就任中華民國大總統一事，袁世凱還給末代皇帝溥儀寫了報告。
新任大總統要給昔日的皇帝寫報告，這稱呼該用什麼呢？
當時，這份報告的擡頭是這樣寫的：
“中華民國大總統謹致書大.清皇帝陛下：”
報告結尾處這樣寫道：
“用特報告，並祝萬福”。
從這個稱呼來看，當時袁世凱是將溥儀和自己視作平等關係的。細想下來，這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一個北京城裡，同時存在着兩個性質截然相反的政權。一個是大.清帝國，一個是中華民國，他們毗鄰而居。而管理範圍和權力卻有着天壤之別，但是他們之間似乎又是彼此平等的。
袁世凱報告的內容，一方面是告知溥儀自己於中華民國二年十月六日（1913年10月6日）經國民公舉爲正式大總統並於是年十月十日受任；另一方面是感激當年隆裕太后將政權交給自己，就任之後，將“恪守優待條件，使民國鞏固，五族協和，庶有以慰大清隆裕皇太后在天之靈”。 （此時隆裕太后已經去世）
接到報告的溥儀是什麼心情？如何回覆的呢？
據說，溥儀看完報告，百感交集。
他不敢怠慢，急忙派“清前大臣、貝勒銜固山貝子溥倫”於十月十日典禮舉行當天，率領禁衛軍軍官四員，帶着《大清皇帝致大總統函稿》，代表他前往致賀。
在賀函中，溥儀依舊以皇帝的派頭和口氣誇耀自己和隆裕太后當年將政權交給袁世凱可謂“付託之得人”，對袁世凱的當選“朕深慰之餘，尤樂企盼深”。
袁世凱看了這份回函，呵呵一笑，他的目的達到了。至於溥儀的皇帝架子，袁世凱大概並不放在心上。他相當客氣地接待了溥倫，還賞賜給溥倫一枚“一等嘉禾章”，作爲他前來道賀的回報。
平定了“二次革命”後，袁世凱收穫滿滿，反對他的幾個“諸侯”都被趕跑了。
安徽都督已換上了他的嫡系倪嗣沖，新換上的上海鎮守使鄭汝成、廣東都督龍濟光、江西督李純，都是他信得過的人，這些地方也已在北洋軍的勢力範圍之內。
湖南已委任海軍次長湯薌銘爲湖南都督兼查辦使。
這一年的十一月，袁世凱命令海軍總長劉冠雄率李厚基的人馬進入福建，遣散了湘軍，趕跑了原來的都督孫道仁。
原江蘇都督程得全也被迫宣佈過獨立，討袁失敗後不敢回南京。
江蘇曾是南方革命黨人的大本營，又是富庶之地，江蘇都督這個位置，袁世凱本來是想留給他的心腹大將馮國璋的。讓馮國璋帶本部人馬過去，就可以把華東牢牢控制。
但因爲是張勳率部先打入南京，開始只好任命張勳爲江蘇都督。
不久，袁世凱藉口張勳所部因不慎引起外交糾紛爲由，改任張勳爲長江巡閱使（長駐徐州），還是讓馮國璋來坐鎮華東。
親戚有遠近，朋友有厚薄，張勳和馮國璋比，袁世凱還是和馮國璋更貼心，也更信任他。
而據張勳日後對別人講，這其中的真正原因是，北京崇文門監督何棪，讓他勸袁世凱稱帝，遭到他的嚴厲斥責，而得罪了袁世凱。他一開始沒反應過來，是後來纔想明白的。
雲南這個地方，始終是袁世凱的心病，一方面北洋軍兵力有限，鞭長莫及，自己的勢力一時還無法到達那裡。另一方面，對蔡鄂這個人一直深懷戒心。
在“二次革命”中，蔡鄂是二邊都不得罪，充當了調節人的角色。
南北雙方在準備開戰前夕，鑑於蔡鍔在民初西南乃至全國的重要地位，都不約而同地着力爭取蔡鍔，希望蔡鍔支持己方。
孫中山指望蔡鍔“能帶雲南兵出武漢，來參加討袁”。黃興則密派蔡鍔的老鄉譚心休至滇，約蔡鍔起兵響應，支持討袁。
袁世凱方也在試探蔡鍔，意圖拉攏。袁的心腹馮國璋致電蔡鍔，攻擊國民黨人野性難馴，囑蔡鍔主稿呼籲對國民黨進行圍剿。
對於南北雙方的劍拔弩張，蔡鍔早已洞若觀火。
他研判國際國內形勢後認爲，“宋案須待審判於法庭，借款當待政.府與國會之解決”，均不能構成雙方開戰的理由。
他認爲：“而況，我國自改.革以後，元氣大傷，至今瘡痍未復，斷不可有第二次之破壞。且某國幸災樂禍，正利用我有內亂，以遂其侵略野心，凡我邦人，正宜戮力同心，以御外侮，豈可鬩牆啓釁，自召瓜分！”、
基於上述分析，他堅決反對雙方用武力解決黨爭和政爭，努力避免發生內戰，主張雙方化解矛盾，共建民國。
他曾聯合桂、蜀、黔等省都督通電全國：
“查宋案應以法律爲制裁，故審判之結果如何法律判決。借款系政.府目前萬不得已之舉，且條件已經前參議院通過，並非政.府違法，無反對理由。旬日以來，鍔等對於此案意見，業已迭電通告，其中危言苦語，原欲若輩稍有悔悟，以免搖動大局。乃不逞之徒，莫肯念亂，假託全國公民名義，意在藉此大題，以爲擾亂破壞之計。試問我國現勢，弱息僅存，邦人君子方將戮力同心，相與救亡之不暇，豈堪同室操戈，自召分裂！
“誰爲禍首，即屬仇讎，務懇程都督、應民政長查究該會主名，按法懲辦。茲請兩院諸公、各都督、民政長暨各黨會、報館發抒正論，而遏亂萌。倘能內部調和，則外人野心必可稍戢，從容建設，或者可以圖存，庶無負我輩革命之初心。萬一有人發難，當視爲全國公敵，鍔等才力縱薄，必不忍艱難締造之民國，破壞於少數僉壬之手也。”
蔡鍔不僅通過輿論表明自己反對雙方動武的立場和主張，而且還具體做南北雙方主要人員的工作。他對黃興指派來滇的譚心休說，民國初建，國基尚未鞏固，加之袁世凱逆跡未彰，師出無名，時機未到，未可輕動。並要譚心休勸黃興暫時忍耐，萬勿輕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