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先生在歡宴席上的答詞接着言道：“昔南非洲有某二共和國，以無兵力，卒至被人吞併。可見共和國家，無兵力亦不足救亡。今幸有袁總統善於練兵，以中國之力，練兵數百萬，保全我五大族領土云云。”
孫.中.山說完，再一次舉杯高呼：袁大總統萬歲！中華民國萬歲！五大民族萬歲！
在孫.中.山高呼袁大總統萬歲時，袁世凱站起高呼：中.山先生萬歲！中華民國萬歲！五大民族萬歲！
會議的氣氛十分的友好、熱烈，那場面讓與會人員深受鼓舞。
在原本革命黨人激烈反對的張振武方維被害事件上，孫.中.山也逐漸對袁世凱持同情理解的態度。
談及此事時，他說：“據我觀之，張、方不可謂無罪。但在鄂都督（指黎元洪）似當就地捕拿，誅之於武昌，即不生此問題。假手於中央，未免自無肩膀。”
似乎張、方二人是該殺的，或者說如果張、方二人有罪當誅，黎元洪“似當就地捕拿，誅之於武昌”，這也就是暗指黎元洪借刀殺人，自己缺乏擔責的精神，此事不能怨袁世凱。
於是，引起人們強烈義憤、極大憤慨的“張振武案”，就這樣不了了之了。
在軍民分治問題上，孫.中.山認爲實現軍民分治，就是要“軍權收歸中央，都督可由中央任命。其他交通、財政、外交、司法，皆爲中央獨佔之大權”。這正是袁世凱最想聽，最想辦到的事，理所當然得到袁世凱的高度認同。
因爲當時跟袁世凱分庭抗禮的主要是南方几個革命黨人做都督的省份。加強中央集權在當時的環境下，無非就是加強袁的個人統治。
在政黨問題上，孫.中.山力促袁世凱加入國民黨。但袁世凱認爲，他加入任何一個黨派必然會引起其他黨派的不滿，作爲總統要取超然地位，故而不參加任何政黨。實際上，袁世凱也就要凌駕於任何一個黨派之上。因爲在袁看來，政黨政治歸根結底仍然只是政治工具，任何一個政黨都要服從其統治，而不是他要服從某個政黨的管轄。
由於此時國.務.總.理陸徵祥已經請辭，袁世凱又請孫.中.山一起商定下一屆內.閣.總.理人選的問題。主要在沈秉堃和趙秉鈞二人中擇一。當然，他最理想的人選是趙秉鈞。
不知中.山先生是不是知道了袁世凱心中的想法而投其所好，反正是主動提出：“沈無毅力，政治經驗遠不如趙，萬一再爲短命內閣，於國民名譽及選舉甚有關係。”
這一下又中了袁世凱下懷，既然得到了孫.中.山的支持，提名趙秉鈞就顯得更加理所當然了。
在修築鐵路的問題上，孫.中.山認爲，修築鐵路的經費不能以政.府名義向外國政.府借款，而是以有政.府授權的公司名義向外國資本家借款，這樣可以避免主權喪失。資金、人才、技術，都可以大膽從西方引進。孫中山進京後大力宣揚的“二十萬裡鐵路”計劃得到了袁世凱的大力讚許和支持。
九月十一日，袁世凱發佈大總統令，正式任命孫中山爲“籌劃全國鐵路全權”。負責組建全國鐵路總公司，規劃、修築全國鐵路。公司內部的用人之權，政.府一律不加干涉，且每月從中央政.府撥款三萬元供其作爲經費。條件極其優厚，袁世凱擺出的姿態是對中山先生絕對的信任，完全的放手。中山先生個人的薪金也高得驚人，把個人的事辦好，這是袁世凱的拿手好戲。
可以說，在這麼多天的討論中，孫袁二人就各重大問題幾乎都達成了一致。
黃興接到孫中山的電報後於九月六日乘坐“銘新”輪由上海北上，於十一日抵達北京。黃興抵達北京後，也受到了與孫中山一樣的盛大歡迎和熱情款待。在黃興抵達前夕，袁世凱發佈大總統令，授予黃興陸軍上將軍銜。
黃興抵達北京後，顯然對袁世凱的熱情接待也特別滿意。不過，那個時候，國民黨已完成重組，黨派利益高於一切的黃興是逢人就把人家往國民黨里拉。雖然拉袁世凱時，袁用婉言謝絕中山先生的理由推脫，但黃興也有意外收穫，因爲代理國.務.總.理趙秉鈞加入了國民黨。
趙秉鈞加入國民黨是袁世凱授意，還是他個人的想法，沒人知道。反正他成爲國民黨員後，對參議院通過其正式國務總.理任命，又加了幾分保險。
袁世凱馬上邀請黃興加入與孫.中.山的會談之中，三巨頭經過反覆磋商，終於形成了“八大政綱”。
這八條政綱是：
（一）立國取統一制度。
（二）主持是非善惡之真公道，以正民俗。
（三）暫時收束武備，先儲備海陸軍人才。
（四）門戶開放，輸入外資，興辦鐵路礦山，建置鋼鐵工廠，以厚民生。
（六）軍事、外交、財政、司法、交通，採取中央集權主義，其餘各省斟酌情形，兼采地方分權主義。
（七）迅速整理財政。
（八）竭力調和黨見，維持秩序，爲承認之根本。
根據這八大政綱，又制定了五項實施措施：
（一）實行統一：各省軍政.府尚未取消者，電飭其限期取消。一面派員分赴各省調查情形，軍事、外交、交通各司長皆由中央委任，一切事宜均直隸於中央各部，以期統一；
（二）整頓海陸軍：擬籌集專款，速組織陸軍大學，並組織海軍學校，飭由海陸軍部選派人員，赴各國考察；
（三）興辦鐵道：已歸孫中山先生辦理，請黃興先生擔任開礦事宜，於北京、南京兩處建設鋼鐵工廠，以能達到全國軍械皆出於自造之目的；
（四）資助國民組織實業銀行，農林、工商諸事，官督紳辦，以救政.府不及之患。
《五）提倡資助國民實業，先着手於農林工商。
此後，這八大政綱以電報形式發往武漢給副總統黎元洪審閱，經黎同意，九月二十五日，袁世凱正式對外界公佈這八條政綱。八條政綱是爲袁、孫、黎、黃四巨頭“精誠合作”的成果，歷史上又被稱作“四巨頭協定”。
那時，各界已將袁世凱、孫.中.山、黃興、黎元洪譽爲開國四傑。“四巨頭協定”，對急切盼望國家安定、和平與發展的全國人民，是極大的鼓舞。也獲得了方方面面的認可和支持。
然而，這八大政綱除了大談發展經濟，在政治方面不僅沒有限制總統權力的條文，反而幫了袁世凱一把，不斷強調採取“中央集權主義”。要求各省的政治、軍事、經濟都收束歸於中央。說明白點，就是把辛亥以來興起的革命黨人的地方勢力一起服從袁大總統的領導。可以說，八大政綱完全是袁世凱借孫、黃、黎三人之口說出了自己的心聲。至於發展實業、興辦鐵路都是冠冕堂皇，不疼不癢的官樣文章，對實行民主憲政，防止袁世凱權力過大根本沒有任何作用。
當然，不和諧之處也是有的。比如，九月十六日，孫中山再赴總統府，出席袁世凱舉行的餞別宴，並與袁作最後一次談話。席間，袁世凱再次試探孫中山。
他佯作酒醉，說：“方今革命克告成功，先生奔走數十年之目的已達，中華革命於是告終矣乎？”
孫中山莞爾對答：“滿清幸已推翻，如雲中國革命從此告終，恐未必然。”
袁世凱聞語失色，孫中山之言也爲日後歷史所證實。
九月十七日，孫中山帶着對袁世凱堅定的信任和對未來中國美好的憧憬離開了北京。
然而，這次孫袁會談的最大問題是，表面上看兩巨頭達成諸多共識，但二人似乎有意無意地繞開了核心的敏感問題，就是對約法的遵守和總統權力的限定，而是在一些無關緊要的話題上大做文章。
但是南北和解在表面上已經實現，整個國家氣氛是和諧的，國家因此獲得了一個難得的喘息之機，由此而進入了一個和平發展時期。袁世凱和他的政.府也從頻繁的內外爭鬥中很大程度解脫出來，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民國政權和經濟建設上來。
必須承認，那是這個新型的國家很少有的發展的黃金時期，在後來的很多年裡，被人們所懷念。
毫無疑問，那個時期，無論國家的各項事業，還是袁世凱的治國理政，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
僅就民主政治方面，也呈現了從未有過的局面，人民從沒獲得過這樣的發聲和表達意見的權力。不但在南方革命黨人控制的地區，就是在北京城，公開地批評大總統袁世凱和政.府，也是尋常之事。
可惜，這個好的局面沒能維持很久，因爲，很快，發生了宋教仁被刺案。隨即，風雲突變，一九一二年這樣團結一致的氣氛也就煙消雲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