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一章天下風潮
整個正統三十一年七月間，大明不管民間與官場，都是一片火熱。
這一片火熱，不僅僅是炎熱的天氣，還有各種討論的火熱氣氛。
對於辟雍之會的結果，大多數人是不認同的。再加上甲骨文發現這一件事情，一下子無數大儒都有發表意見的想法。
而有了天理報這個先例之後，短短半月之間。僅僅京師就有十幾分報紙出現，南方也有籌辦報紙的想法，只是因爲成本的問題，暫時沒有開始。
無他，就是少府一套銅活字的功勞。
這些報紙的印刷都是由少府來承擔的。這才降低了成本。雖然不能讓報紙賺錢，但是最少賠的少一點。
但是南方卻沒有這樣便利條件。
畢竟打造一套銅活字，不僅僅要昂貴的成本，還有無數能工巧匠。民間士紳想在短期之間搞一套不大可能。
而且如果辦報紙，還需要一套印刷作坊。成本就太高了。
雖然大明的報紙產業行幾年前就有了，但是真正普及開來，並且開始影響民間，卻是正統三十一年開始。
當然了，對朱祁鎮來說，並不是什麼好消息。
無他，理學道統從唐末到而今，數百年的底蘊，決計不是，朱祁鎮一個人可以輕易動搖的，即便朱祁鎮是皇帝。
所以，大部分報紙都有一個態度，從各個方面來反駁五世說。
當然了，有些話不會明着說，含沙射影，隔山打牛之類的文筆。每一個寫文章的誰不會啊。
商輅這一段時間最忙碌不過了。
明報屢屢加刊，就是反駁這些文章。
但是並不能壓制這樣的局面。
特別是吳與弼主持天理報以來，更是衝鋒在前。就很多議題，反覆駁斥。吳與弼的落腳點就在人心之上。
大體而言，如果人心墮落，縱然物資上很豐富，這個世界也是一個亂世，甚至不能維持下去。
天下之安在於人心思定，天下之亂在與人心思亂。人心不治，則天下不可治。
將道德提升到一個決定一切的地位上。而理學這一套體系，恰恰是維繫綱常，治理人心之法。
當然了，如果吳與弼一個人這樣做。
朱祁鎮還不在乎。
他還是有容人之量的。但是在這個時候，各地地方官，乃至京師六部之中，紛紛有大小臣子上書。
秉承於吳與弼一樣的觀點。重申先王之道，遵從夫子之言。不要皇帝在標新立異了。
這就大大不妙了。
如果不逃出理學，或者儒學的框架，那麼朱祁鎮之後的所做所爲，都會被打成王安石第二。
要知道，王安石在後世是正面人物，但是在這個時代，卻是徹頭徹尾的負面人物。是北宋亡國的罪魁禍首。
但是即便王安石也知道在變法之中，要將王安石自己的學說，定爲官學。
其中阻力之大，朱祁鎮可以想象的到。
特別是朱祁鎮在西苑之中，修建了遂古殿。專門存放甲骨片，與供研究的地方。但是這三千甲片，真正被研究過之後。
就有一個問題，那就是這都是斷斷續續的，不成體系。還有很多字是難以解釋的。
暫時之間，不可能提供強有力的證據。
而且朱祁鎮用之震懾儒臣，也有斷章取義之感。
真正想從這些甲骨文之中研究出來一些東西，卻是一個非常麻煩的事情。
這種風潮不被遏制住，辟雍之會的所有成果將會毫無意義。
朱祁鎮在乾清宮之中，召集了于謙，劉定之，徐有貞，陳文，丘濬，王恕，商輅，還有太子等人商議。
現在情況已經很明瞭。
雖然，而今內閣還沒有換，但是徐有貞，陳文，丘濬等幾人，下一界內閣增補人員，大都從幾個人之中挑出來。
朱祁鎮負手而立說道：“而今局面，諸位以爲該如何做？”
“陛下。”于謙咳嗽了幾聲，說道：“陛下曾言，不當以言罪人，而今吳與弼等人，雖然言語不敬，但是對朝廷也是一片赤誠之心，願陛下念之忠直。饒恕此輩。”
看似於謙什麼也沒有做。
那只是沒有看出于謙做的什麼工作。
于謙與很多大臣都有私下的溝通，安撫了不少大臣。否則這一次反對浪潮，也就不是一些民間大儒，還有一些三品以下的小官，真正大臣，都保持了沉默。
這就是于謙之功。
朱祁鎮說道：“朕自然不願意大開殺戒，只是而今朕是一步也不能退了，否則事不可言。”
政治這東西，從來是這樣的，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到東風，根本沒有什麼中間狀態。
朱祁鎮這一次讓步了。就會開一個很壞的頭，那就是輿論風潮，就能讓朝廷收回成命。這是對朝廷權威極大踐踏。
甚至朱祁鎮心中有一種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的感覺。
爲什麼這麼說？
無他，這種風潮之中，報紙的存在是一件倍增器，如果沒有報紙的話，事情的影響力也不會這麼大。
最少這種高層的政治分歧，不會鬧得天下人幾乎能識字的人都知道。
畢竟，很多時候，朝廷之中鬧得很大的事情。對於普通老百姓來說，也只會事後才知道。
朱祁鎮不止一次，想禁報。
甚至商輅也多次上奏說這一件事情。
朱祁鎮終究剋制住了。而今他禁報只是一句話的事情，但是他幾十年對士林寬容的氣氛，就毀於一旦了。
所以，朱祁鎮自然不願意大開殺戒。
只是唯一勝利者才能寬容，他可以退讓，卻決計不能讓人認爲，是因爲頂不住這樣的風潮而退步的。
“非常之時，當行非常之事。”徐有貞說道：“臣以爲，此刻非用刑罰不可。”
徐有貞這一說，幾乎所有人都看向了徐有貞。
其實而今這個局面，于謙一開始就勸說朱祁鎮饒過這些人，也符合大多人數的心理，畢竟大家都是讀聖賢書的。
甚至他們內心深處，未必多相信朱祁鎮的理論。
當然了，他們這些人也知道一件事情，那就是理學空談可以，真要論起來做事，卻不能用的。
如果理學真有用，而今朝廷上下，也就沒有很多問題了。
只是，他們從小都學着理學。甚至與這些大儒上書的官員，都是牽連很深。彼此之間甚至是好友，自然不願意見血。
徐有貞這一番話，卻是打破了他們的默契。
朱祁鎮說道：“何處用刑？”
徐有貞說道：“各地大儒，沒有官身，自然無涉刑罰。但是有些人食君之祿，不思爲朝廷着想，就是可惡之極了。”
“正可治此輩，以儆效尤。”
“臣願意領刑部會稽此輩，給陛下一個交代。”
徐有貞這一套，也不新奇。不就是所罰非所罪。不管是大明官員，還是後世的官員，真用放大鏡去觀察，乾乾淨淨，一塵不染的人能有多少個。
徐有貞作爲刑部尚書，想給人定罪，豈能找不到嗎？定然能辦得漂漂亮亮的，從頭到尾找不出任何破綻來。
朱祁鎮聽了之後，心中先是一動。而後在心中輕輕搖頭。
這樣做一來未必能壓制住這樣的風潮，二來也搞亂朝中的政治風氣。
畢竟這樣做，再怎麼掩飾，都是一場黨同伐異。這個頭一開，始作俑者，豈無後哉。
不過，徐有貞給了朱祁鎮靈感，殺一儆百不是不行。但是這個“一”卻要足夠大，有足夠的震懾力。殺了之後才能嚇住人。
此刻，朱祁鎮想起了一個人，卻是剛剛好，正合適。而且不牽扯到黨爭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