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嘯沉思良久，決定對於江南一帶的土地兼併情況，首先採用與山東類似的做法。
那就是，由各地地主或自耕農，自行審報自家土地，然後由官府覈查比對，以此方式，來先進行田畝測量與統計。
在山東時，李嘯推行了這樣的政策，可謂別出心裁。當時山東當地的地主們，以爲李嘯這樣做，是爲了將來收稅方便，故皆儘量少報自家的土地，以求到時可以大大減少上繳的稅額。
結果沒有想到，李嘯隨後就派人覈查，將地主那些瞞報的土地，當作無主之地全部沒收，讓全山東的地主，大大地吃了一個啞巴虧，簡直可以說是，悔之無及。
因此有了山東的先例在前，現在的江南一帶的地主豪紳都聰明瞭，個個都按實數審報，絲毫不敢作假。他們以爲，這樣一來，李嘯就會對他們毫無辦法，從而最終只能默認現狀。
最終，李嘯安排的人手在各地親自核查之後，發現其上報的土地數量，與實際田畝之數，倒也差相彷彿。可見，有山東地主的慘痛教訓在前，這些江南的地主們，倒是個個精乖得很。
只不過，這樣一來，就完全沒事了麼？
他們完全低估了李嘯的狠辣與手腕。
在當年的十二月底，離過年前還有數天時間，整個李嘯佔領的江南地區，各個州鎮的街頭巷尾，都了一封長長的新告示。
告示中，李嘯規定了一項全新的政策。
即江南當地的地主財紳與自耕農們，每家每戶，最多隻能保留田畝數量爲200畝，這項規制，被稱爲地戶基本田。這些基本田所繳稅額，淮河以北之地，暫與山東一樣，而淮河以南之地，與山東土地相比，每畝多收兩倍。
之所以江南這一帶的土地，要比山東這樣的北方之地，田稅數額要多兩倍，倒不是李嘯存心欺壓，而他在仔細考慮了當地的田畝產出後，才作出的慎重決定。
因爲，江南所謂的“重賦”，其實是與其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在明末時期，生產技術的創新、新品種的引進，自然條件的優越，使得江南地區在農業產量上，遠遠超過北方地區。
“蘇湖熟，天下足”，這句俗語，已充分體現了這一地區的農業生產在全國居於舉足輕重的地位。
早在北宋時，范仲淹就說：“臣知蘇州，日點檢簿書，一州之田系出稅者三萬四千頃。中稔之利，每畝得米二石至三石，計出米七百餘萬石。”
而到了南宋，高斯得則說：“浙東浙西之處，上田一畝收五六石，故諺曰‘蘇湖熟天下足’”
而在明朝時，明人謝肇淛也指出：“北人不喜治第而多蓄田，然磽确寡入，視之江南，十不能及一也。”
甚至到了清朝時，清人尹會一也說道：“北方地闊，一夫所耕，自七、八十畝至百畝，力散工薄。”
因此，如果只是因爲蘇松田賦，高於北方地區即認爲是重賦，顯然沒有考慮地區之間經濟水平的巨大差異。
而李嘯之所以規定了200畝爲限的基本田，而沒有如後世那般殘酷而堅決的打土豪分田地，實則是因爲在國家尚未完全統一，民衆思想尚未達到近現代水平的情況下，所做出的最大限度的改良與妥協。
因爲擁有200畝的地戶，在人口稠密土地較少的江南地區，已將大多數的自耕農與中小地主包括在內。要知道，在明末江南，擁有30畝以上的田土，便足以稱爲當地的富戶與地主了。而普通自耕農，一般皆只有兩三畝地，甚至只有幾分地。
這樣一來，李嘯通過適當的妥協與退讓，大大減少了自已的對立面。現在他要堅決對付的，就只有人口只佔少數的大地主與大豪紳了。
此上，是李嘯制定的基本田狀況。而那些土地更多，佔地更廣，動則成千上萬畝田土的大地主大豪紳，他們超過200畝的多出土地，被稱爲地戶富餘田，官府並不強迫沒收，但是，這樣地戶多餘田，卻要他們每畝多繳納，相比基本田多出十倍的田稅。
十倍於基本田的田稅，這可不是小數目。
這樣一來，那些大地主大豪紳的利益，自然是極受損害，甚至可以說，李嘯這樣的做法，相當於是在逼他們與官戶做對了。
聽上去，這象是在官逼民反，或是搬起石頭砸自已的腳。
只是李嘯有這麼傻麼？
當然沒有，因爲，他在給壓力的同時，也在給他們出路。
那就是，他在告示中明確指出，若這些大地主大豪紳感覺負擔不了這樣大額的田稅，可以將這些富餘田，向官府抵押折現。
而官府在收購這些多餘田時，亦不會就此壓價，而是會派出公證人員，監督官府以比市價高出一成的價格，進行土地收購。
現在的李嘯，財源廣進，金銀頗豐，對於收購這些土地的財力，根本就不在話下。
這種給了具體出路的做法，李嘯認爲，可以大大減少這些大地主大豪紳的反抗烈度，從而讓他們不至於與官府一味頑抗到底。
而且李嘯這樣設計如此之高的田稅，其實還堵住了這些大地主們，另外的一條對官府的冷暴力對抗之路。
那就是，如果李嘯對這些田土定的稅額，僅設定爲基本田的兩三倍的話，那這些大地主與大豪紳，當然可以將那些富餘田，全部改種桑樹或棉花，通過這樣的經濟作物的高額利潤，來抵消李嘯增加的大量田稅。
因爲，現在江南地區的手工業，已然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帶動了極其旺盛的生絲需求，以及織布用料。種桑種棉的收益，遠遠高於種稻的收益，整個江南地區，各類土地也早已由種米向種桑蠶逐漸轉化。
明朝江南的糧食產地，集中在吳淞地區，而這一地區也同是絲綢的產地，這就出現了桑稻爭田的矛盾。桑蠶業有推動了紡織業，紡織業發展最終演變爲城鎮化和資本主義萌芽。
蠶桑和絲織業中心，基本集中在江南一帶，且分佈較廣，諸如太湖流域和浙西杭州、嘉興、湖州等地，都開始大量出現絲織業市鎮。
一個最明顯的例子，象蘇州府吳江縣的盛澤鎮，原爲一個荒村，弘治初年居民也不過五、六十家，可謂荒涼而普通。正是從這一時期開始，當地居民，開始大量從事絲織業，到嘉靖年間，就已發展成市，至萬曆、天啓間，則更是成爲全國聞名的絲業巨鎮。
據當年歐洲傳教士記載，僅松江一地（現上海和蘇州）就有20萬織布工人和60萬紡紗工人，這個龐大的數字，幾可與早期進行工業化的英國相媲美。
這樣的轉變，從人類的趨利性角度來講，其實很好理解。
一家農種一畝田，如果是種稻，得米三四石，不過三四兩銀子，若是種桑養蠶，得絲一擔，就是三十幾兩銀子，即使朝廷收米爲稅，買米上繳，就他個人而言，收入也遠遠高於種稻。這樣，自然而然，他就會轉向種桑蠶。
而這樣的城鎮化，則導致明朝江南的糧食逐年上漲，當然，相比種田，江南地區人民的收入，也對應上漲，因此在開始的時候，並沒有造成過大的危害。
只不過，這糧食漲價的幅度，卻是越來越快了，最終達到了民衆難以忍受的程度。
在明史研究的全國米價表中，17世紀20年代的平均米價，已達到了17世紀10年代的1．6倍，顯示出了急劇的上漲趨勢。而人民的收入增長，則是遠低於此數。
人是鐵，飯是鋼，收入不增，這糧食卻還是得吃。那麼，沒有錢，吃不起，怎麼辦？
那就搶唄。
崇禎時期，僅在蘇州和松江府等地，就多次爆發搶米風潮，抑或者抗租，還有人起義造反。
看明史記錄，崇禎11年8月，洞庭東山的盜賊謀劃起事，被巡撫都御史張國維鎮壓，後來餘黨又再次起事，仍然被制伏。
同年11月有奸惡借蝗災爲謠，訛言倡衆抗租，各地人民紛紛響應，千餘人聚集焚廬劫資，終被知府牛若麟鎮壓。
崇禎13年6月，蘇州府城發生搶米暴動。
崇禎14年正月，蘇州府城的市民暴動搶米。
……
這樣的明史記錄，真真讓人望之嘆息。
那麼，1640年蘇州的大米有多貴呢？100個銅錢一斤，也就是大約50-100元人民幣一斤。
想想吧，一個3口之家，每月要花3000元人民幣買米，一個月的食品成本就到4000元以上，那是個什麼概念，說是僅僅爲了吃飯而活着，亦不爲過。
所以，糧食危機的本質，是糧食的生產不足，導致糧食過度市場化，以及在市場化作用下，導致的糧價飛漲。
在中國江浙和珠三角地區，無論是明末還是現在，糧食都是高度市場化，基本上，所有人都需要從外購買糧食。江浙地區原本是糧食主產地，現在卻因爲耕地變化，變爲糧食外購區。最終因爲糧食供應不足，而變成了糧食危機。
而在現代，最近也最爲典型的例子，就是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
這場旨在推翻中東地區各獨裁政府的革命，其根源就在於食品價格膨脹。
要知道大多數中東國家，因爲地理環境惡劣，他們的食物50%或者以上都要依靠進口，這就使得他們在大宗商品價格波動面前的地位非常脆弱。
比如在埃及，食品價格通貨膨脹率，在2011年年初，就達到了驚人的19%，埃及人的生活成本驟然提高到難以承受的地步，國家與社會，立即開始出現大規模動亂，最終導致起義與兵變，讓現任總統穆巴拉克，不得不引咎下臺。
而在更早前，例子其實也有很多，象法國在1788年和1789年的連續糧食歉收，使得麪包價格飛漲。原本就度日維艱，食品開支佔普通工人平均收入的50%的法國人民，日常食品開支卻猛增到了88%，整個法國社會迅速地陷入危機，最終，大革命爆發了。
當然，現在李嘯治下，因爲有了臺灣、東南亞以及澳洲的大量糧食生產，特別是有了紅薯與馬鈴薯這樣的經濟作物存在，哪怕整個江南地區，全部變成桑田與棉田，李嘯的糧食供應，亦是充足有餘，完全沒有任何問題，可以確保糧價平穩，讓絕大部分普通人，都能承擔得起。
所以，爲了防止地主豪紳們，用桑田與棉田的利潤來採購糧食，然後充抵田稅這條歪路。李嘯才決定，用這樣大額的田稅來嚇退他們，讓他們不能再打歪主意，從而最終只能乖乖地把富餘田，在心甘情願的前提下，全部贖買給官府。
而李嘯之所以下定決心，定要從這些地主豪紳手中奪回這大量的土地，主要是出於以下三方面考慮。
第一點，就是通過贖買土地的方式，把這些地方勢力極大的地主豪紳勢力大大壓縮，讓他們交稅納賦，吐出餘田，不能再象以前一樣，仗勢着土地優勢，橫行鄉里，作威作福。並且以此方式，減少地主家的佃戶人數，儘可能地減少人身剝削。
第二點，便是把這贖買回來的田土，以每戶兩三畝的方式，發放給失地的佃戶以及外來的流民，讓他們得以在這塊土地上生存下去。
因爲現在的江南，雖然有大批的失業者與流民，得以在工坊中棲身落戶。但因爲各省皆是戰亂，流民數量實在太多，江南一帶的工坊，還是難以吸納全部的人口，這各個州縣城鎮，大街小巷依然滿是流民，故而爲了社會穩定，還是需要有大量的土地來安置他們。
第三點，則是李嘯把這些富餘田掌握之後，可以將這些多餘田土，以國家計劃的方式，全部改種爲桑田與棉田。這樣一來，因爲物料來源充足，既可以繼續擴充工坊的規模，又可以由於自已掌握了絕大多數的土地，故在生絲與棉球方面有絕對的定價權，這樣便可防止那些地主豪紳攪亂市場，隨意擡高物價。從而以這種方式，對江南的絲綢與棉布市場，加以強有力的管控，力保其穩定而有序。
這項基本田與富餘田的政策，終於全面實施之後，一件令李嘯萬萬沒想到的事情發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