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嗣昌爲熊文燦的奏疏寫了節略，呈報到司禮監。崇禎皇帝看過後召見內閣首輔楊嗣昌、吏部尚書田維嘉、兵部尚書傅宗龍、工部尚書劉遵憲。
楊嗣昌說道：“陛下，花皮以開闢航路爲由進入兩廣，這個理由在天下也不是第一次了，各地的官員也都沒有什麼好辦法能阻止他們。梧州之事還是康承祖斷了交通引發民亂的後果，熊文燦有過失，但不是主要責任人。另外，一年來兩廣剿滅幫會，剿滅賊盜的功績卓著，使得兩廣之地地方平定，百姓安居樂業，熊文燦也是有功的。因此，臣以爲功過相抵，就不必處置熊文燦了，陛下發一份詔書，申斥熊文燦處置不當的過失，令其戴罪立功即可。熊文燦得此厚恩當知恩圖報，這強似任命一個新的巡撫。請陛下恩准！”
楊嗣昌的態度是公允的，換了誰在那個位置上也不能做得更好了。如果是一個頭腦發熱的主戰派，就像康承祖那樣，後果更加糟糕。
崇禎也不打算處置熊文燦，熊文燦在福建任上收服鄭芝龍有大功，到了兩廣又平定了劉香，這兩份功勞爲崇禎一朝添了很光彩的一筆。幫會勢力在任何統治者的眼裡都等同於賊盜，甚於賊盜，熊文燦剿滅幫會也是有奏報的，的確乾的很漂亮。這都說明熊文燦是有功之臣，貿然處置熊文燦會讓臣子們寒心。因此，崇禎說道：“準了，內閣擬一份詔書，呈上來。康承祖如何處置呢？”
楊嗣昌說道：“陛下聖明！依臣之見，康承祖應給予懲戒，下旨斥責！但是刑罰就免了吧，讓他留吏部反省待用。康承祖失陷城池，罪過深重。但是他也是出於對朝廷的一片忠心，只是謀略錯誤。在這亂世之中，康承祖的忠誠可嘉，也是彌足珍貴的。請陛下恩准！”
楊嗣昌這是典型的和稀泥了，左也好，右也好，大家都好。不過他的話，崇禎聽着舒服，畢竟眼下忠臣難能可貴，他也希望得到更多的忠臣。失陷城池的主官是死罪，罪過還是不輕的，不殺、不關，也要有其他的懲戒措施。
崇禎說道：“朕念他忠君之心，就下旨斥責，罷官回鄉吧。”
崇禎沒有說“永不敘用”這四個字，那就是還有啓用的餘地，與留吏部後補也差不多，已經很寬大了。
楊嗣昌說道：“陛下聖明！”
崇禎說道：“楊愛卿提出‘厚民、富國、強兵’之策，其理由、利弊如何？當如何實行呢？”
這是崇禎召見的關鍵所在。
楊嗣昌說道：“厚民就是厚待黎民百姓。我們的律法、祖制弊端很多，短時日求改變是做不到的，只能慢慢的改，但是，在此之前，改善民生卻是可以做到的，我們的官員、軍隊應該把厚待民衆列爲第一條，在現有的規制之下盡力的保護民衆。第二是富國，就是要我們的官員把農工商放在心中，爲繁榮農工商出力，而不是排斥工商，更不能把從事工商之人當做下等人對待，朝廷考覈官員就要看他能不能改善地方的經濟。第三是強兵，有了花皮的比較，現在的人們應該知道強兵之重要了，也應該知道‘奇淫技巧’‘雕蟲小技’的話太迂腐了。
這幾條做起來並不容易，它需要我們上上下下的每一個官員去做，這就有了一個整頓吏治之說。天下的官員成千上萬，還有我們各種不同編制的軍隊。整頓吏治、整頓軍隊是很難辦的，即便整頓過了，誰又能保證不再反覆？爲此，我朝廷要利用眼下的言官制度監督天下，先把言官管起來，小事管不過來，就先從大的惡性事件入手，凡是嚴重的侵犯了黎民百姓的、不能鼓勵工商反而侵犯工商利益的、軍紀敗壞、禍害百姓的、毫無戰力的軍隊。對於這幾種嚴重的事件，要求言官
能夠及時的發現，發現了就要派出朝廷的大員，派出京師的精銳禁衛軍，強力整頓，追究責任，嚴懲罪犯，整頓軍隊，無用的軍隊則徹底遣散，重新招募。
每個月都要整頓幾件案子，每一年都要有進展，我們的局面就會一天天的好起來。此外，我們的大明日報也要利用起來，讓他成爲我朝廷的喉舌，把我們朝廷要做的事，懲辦的案例，政績優良的官吏等等，都要廣告天下，讓天下的士紳百姓們知道去惡向善。”
楊嗣昌的這一通長篇大論就是他的改革宣言，其中的很多思想放到前幾年都會被當做異端邪說，比如提高工商的地位問題，居於統治地位的階層是絕對不能接受的。但是現在的天下形勢大變了，不執行這樣的改革，那就只能等死。嚴峻的形勢逼迫他們必須改革。
重視民衆這一條就是被聯省逼迫出來的，只要有民亂的地方，有侵犯百姓生命財產的地方，國防軍就會做出反應，結果就是朝廷丟失土地，丟失人口。
另一方面，楊嗣昌沒有提出制度上的任何改革，他只是說應該改。如何改，一個字也沒說。因爲任何的制度改革都會觸犯一大批既得利益者，楊嗣昌很聰明，這些改革讓皇帝自己看着辦吧！比如，遍佈天下的朱家王爺，他們已經成爲朝廷的嚴重負擔，到了不改不行的時候了。
在聯省的範圍內就有不少的王爺，聯省也沒有動他們，但是前提是守法，守聯省的法，不守法的則會遭到嚴厲的打擊，就像河南洛陽的福王。原來省、府一級的地方官府應支付給王爺的補助，聯省的一方則拒絕支付，原來朝廷免掉的賦稅、勞役聯省則照樣徵收。聯省不動這些王爺，也不會養着這些王爺，他們的俸祿還是南京朝廷出銀子，這些負擔都壓在南京朝廷的財政上，數百名的王爺的確是不小的負擔。
楊嗣昌也沒有說梧州事件應該如何的處置，其實這也是不言而喻的，朝廷沒有辦法奪回梧州，只能設法保住其餘的地方。
如果楊嗣昌的六字真言能夠實現，哪怕是部分實現，的確朝廷可以保住更多的土地。除非兩家翻臉徹底開戰，那就另當別論了。
此時的崇禎，從思想上是能夠接受楊嗣昌的建議的，但是他沒有改革大明朝弊政的魄力。例如：減租減息、官紳一體納糧、打破王爺爵位的世襲罔替、廢除部分王爺爵位、減少王爺的待遇等等，這些他都做不到。楊嗣昌的改革建議恰恰沒有提到這些具體的問題，這就是楊嗣昌的聰明之處。於是楊嗣昌的改革得到了崇禎的批准。
事關重大，有關整頓言官的問題、整頓軍隊的問題、軍火工業的問題。與吏部尚書田維嘉、兵部尚書傅宗龍、工部尚書劉遵憲一起又進行了長時間的商議。其中特別批准把大明日報劃歸內閣直接管理，置於楊嗣昌的管轄之下。朝廷的這個喉舌，這麼多年來一直沒能發揮作用，楊嗣昌很重視報紙的作用，他要把報紙當做他改革的得力工具。
朝廷的這次不徹底的改革，很明顯是受到了聯省的影響，或者說是向聯省學習。他們能做到什麼程度呢？讓時間來檢驗吧。
......
十月底，孔胤植來到開封，他是爲了治理黃土高原之事。
由於涇河的治理見到了成效，更大規模的黃土高原的治理就提上了日程，聯省的工部已經籌劃了數月。這麼大規模的治理要有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人力、財力、物資都要統一的調配，不能一下子全面鋪開，計劃應該是嚴密的，預計明年春季第一期的工程即將開始。
這項工程耗資巨大，河道慈善會當然不能落後，衍聖公孔胤植把治理黃河當做大事，他在中華日
報上就發表過幾篇文章，論證、讚揚黃土高原的治理。他來到開封就是與聯省的工部協商，他的慈善會出那些力，出多少資金，如何監督慈善基金的使用等一系列的問題。
孔聖人與工部的事情很瑣碎，我們就不要管他了，督軍朱萬化的接見卻引出了一個全新的問題，什麼問題呢？不要急，聽我慢慢的道來。
孔子是儒學的創始人，而儒學又被中國曆朝歷代尊位國教，因此衍聖公在中國的地位就相當於精神領袖。現在他又兼着大明最大的慈善會的會長，其社會地位和影響力是不能忽視的。因此，他每一次到開封朱萬化都要親自接見的，並且接見的過程要登載在中華日報上，那也是大明的重大新聞。
朱萬化接見衍聖公就只能在小會議室，朱萬化坐主座，孔胤植坐客座，下面有相關的官員陪同。總之要平等代之，不能在政安殿坐在高高的王座上。
這種接見不過是隆重的場面，互相吹捧，沒有多少有營養的內容，我們也就略過了。
送走衍聖公之後，朱萬化的大腦中不斷的反映出“精神領袖”幾個字，結合着近來一直困擾着他的進爵問題，平定天下，推進憲政的問題等等，這些問題反覆的糾纏，終於靈光一閃，一個奇特的念頭閃現出來——虛君立憲！
“虛君”就是有一個虛擬的君主，立憲，就是國家是立憲的體制。
中國幾千年的文明史都存在着君主——皇帝，這個歷史的慣性是巨大的，就是說中國不能沒有皇帝！沒有皇帝就缺少了心中的偶像，缺少了效忠的對象，也會滋生出不少的野心家，不斷的上演着“秦失其鹿，天下英雄共逐之”的故事。憲政與皇權是矛盾的，哪一個皇帝放棄了權力心裡也不舒服。如果有一個精神領袖，有一個根本就麼有權力慾望的皇帝放在那裡，那麼一切的問題就都解決了。
衍聖公就是這個精神領袖，到孔胤植這一代已經傳了六十五代，他們的地位超脫，應該說是權力慾望最小的人物，把虛君的原則寫進憲法，公之於衆，衍聖公們應該不會謀取實權。他們的社會聲望又是最高的，尊其爲皇帝，天下人都認可。從民心上說，那是絕對的民心所向，反對的將是極少數。假如有人用反對孔胤植這個皇帝的名義造反，天下的民衆是不會響應的，造反者反倒把自己的狼子野心暴露於天下。因此這是個極佳的虛君人選。
對於朱家來說，原本還有一個擔心讓出皇帝的位子給別人，以後會遭到報復的問題，但是立衍聖公做皇帝就不必擔心了，衍聖公是不會報復朱家的。鳳陽朱家沒有了皇帝的位子，沒有權，也就談不上報復了。這個問題也就迎刃而解。
朱萬化想到這裡很興奮，終於有辦法了。
實際上，朱萬化一直不願意登上皇帝的寶座，他能保證自己不幹政，做一個遵守憲法的皇帝，可是他能保證子孫後代麼？不說別人，對朱鈺他就不放心。後面的皇帝隨時有復辟的可能。
在此之前，他之所以同意了奪取皇位的謀劃，還是擔心他的家人、部下遭到殘酷的報復，擔心崇禎皇帝不能堅守憲政到底，崇禎或者崇禎的子孫們是會時刻以復辟爲己任的，他們要是不復闢那倒是意外了。
現在有了新的辦法，他第一個想商議的人就是朱大典，朱大典的思維敏捷，多謀善斷。這麼大的事情，多一個人商議，就會少一分漏洞，這些年來朱萬化已經習慣於把朱大典當做自己的智囊。再者說這種高度機密，高度敏感的決策，除了朱大典沒有第二個人可以商議。
朱大典的態度會如何呢？且聽下回分解。
--- 第494章完 ---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