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十年的八月初一，在督軍府的書房裡，朱大典與朱萬化在密談。
朱大典說道：“我兒也是飽讀詩書的，對管子，管夷吾應該是知道的，他輔佐齊桓公成就春秋霸業的故事應該不會忘記吧？”
他說的管子，就是管仲，管仲是姬姓後人，“姬”姓是王族之姓，相當於明代的“朱”姓。周代有八百年的歷史，到了管仲這裡，“姬”姓之人已經是遍天下了，數十萬都不止，所以管仲也是出身貧寒。
古代貴族的姓氏名字也是非常複雜的，有姓，還有“氏”，氏是姓的分支，管仲姓姬，屬於管氏，“姓氏”一詞就由此而來。管仲名“夷吾”，屬於聖人行列的人物，所以朱大典稱他爲“管子，管夷吾”，“仲”是他的字，所以後人多稱之爲“管仲”。除了姓氏和名還有字，有號，還有別號等等，有時候“名”還不止一個。
朱萬化有秀才的身份，後世人朱大化替換了他的身份之後，再也沒有去考什麼功名。但是，詩書的功底還是有的，管仲是春秋名人，焉能不知道？
朱萬化答道：“父親，自從這些俗務纏身，書就讀的少了，管仲之事還略知一二，不知父親說的是那一段？”
朱大典擺出一副老學究的架勢說道：“爲父要說的是‘服帛降魯樑，買鹿制楚，買狐皮降代國’的故事，我兒還記得嗎？”
朱萬化說道：“還是父親的學問好，這些故事我倒是讀過，只記得一些皮毛了，記憶不深，還要父親指教。”
朱大典不甘心，繼續問：“服帛（bo）降魯樑的故事你說說看。”
朱萬化笑了，老爺子還是太認真，拿出了考兒子的勁頭，非要說出個子午卯酉來不可，也不知他今天設的是個什麼局？
朱萬化答道：“原文記得不全，故事還是知道的，這說的是齊國當年還很弱小，只是個百里之國（方圓幾十裡，相當於現代‘鄉’的大小），它的鄰國‘魯’和‘樑’也是兩個彈丸之地的小國。魯、樑出產‘綈’。”
注：“綈”是一種織造方法，要點就是經緯線分別採用不同材質的線，經線用材質較好的線，一般用絲線；緯線較差，一般是棉線，是節約高檔材料，又美觀的一種產品。現代的六七十年代的被面一般都是這種“綈”，當時市場上稱爲“線兒綈”，外觀像絲綢，價錢還便宜。
朱萬化繼續說道：“管仲進言齊桓公，要在齊國倡導穿‘綈’縫製的衣服，齊桓公納其言，以身作則，所有的衣服都是綈，於是齊國大量的消費綈產品，綈的價格大漲。這就導致了魯、樑兩國的農民拼命的生產綈，最終田園荒蕪，糧食奇缺。管仲讓齊桓公改穿‘帛’，並關閉邊界，禁止貿易。魯、樑兩國谷價飛漲，餓殍遍野。最終導致魯、樑兩國歸順了齊國。這就是‘服帛降魯樑’的故事。父親，我說的對嗎？”
朱大典撫須微笑：“不錯，虧你還記得清楚，爲父也是剛剛讀過，頗有感觸。還有‘買鹿制楚，買狐皮降代國’。那說的是......”（故事冗長，情節雷同，從略。）
明代的官僚都是有功名有學問的，老學究讀史書是基本功，他們對史書非常熟悉，中國的歷史文化博大精深，其中的營養是很豐富的。在現代，我們的“太祖”也是手不釋卷的書蟲，他的很多智慧是來源於我中華的歷史文化。作爲中國人應該爲此而感到驕傲自豪！
“父親的意思是我們也要用糧食做武器，逼迫朝廷？”
“然也！”
朱萬化說道：“故事中的國家都是小國，彈丸之地，人口不過數以千計
，一兩個產品就攪亂了市場，現在我們雙方都是上萬裡的土地，數千萬人口，莫說一兩種產品，就是幾十上百種也不足以撼動市場，談何容易？”
朱大典說道：“道理是觸類旁通的，我們無需多種物產，單用糧食就可以了。”
朱萬化急忙說道：“糧食乃民生之根本，稍有動盪，黎民百姓就要受苦了！倘若激起民變後果不堪設想啊！”
朱大典慨然嘆道：“我兒宅心仁厚，是仁慈之主啊！可是，你想過沒有，用糧食做武器，乃不戰而屈人之兵，是和平之法。與武力征戰相比，人口、財物的損傷都是最小的。正所謂慈不掌兵，爲將者不能爲每一個兵弁傷亡而憐憫悲慼，取得戰爭的勝利纔是目標，以小傷亡換取大勝利纔是爲君之道啊！”
是的，朱萬化即不是將軍也不是君主，他的心裡狀態更多的時候還是一個生活在底層的小民。小民的道德準則與君主相差甚遠，有時候會有“不忍”的惻隱之心。
這倒是要思考一下，小民的“不忍”放到國家大事上對不對呢？
他們的談話就此中斷，還是老習慣，出去走一走，散散心，吃飯喝點酒，然後接着談。
聯省的糧食充足，的確可以大作文章。怎麼做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呢？在這一點上，朱大典的智慧就差一點了。
朱大典問道：“和平的利用糧食，達到降服對手之果，是應該漲價呢還是降價？”
顯然他是吃不準了。原因就是經史中沒有經濟學，或者說沒有系統的現代的經濟學，隻言片語的不解決問題。就事論事也是辦法，但是不可靠。就是說不能像“1+1=2”那樣直觀的判斷，而經濟學是科學，當然可以準確的判斷。
朱萬化說道：“糧食價格對於市場的作用是複雜的，我們聯省討論過一次漲價，又討論過一次降價，由此引導着我也就多想、多積累一些。我說說看，我們父子共同議論。
我們就先說漲價，如果在後金、亂民都沒有滅掉的時候，大明的朝廷嚴重缺糧，漲價就可以加重饑荒，朝廷是受不了的，有亡國之危。但是，現在只有北直隸、北京城由於災荒而缺糧，朝廷已經南遷，南方的糧食說不上充足，卻並不缺糧。我們漲價，他可以不買，糠菜半年糧也能對付，因此，漲價至多對北直隸有作用，如果再次發生天災，北直隸就可能發生內亂，我聯省倒是可以乘亂取之。”
這個分析朱大典還是認可的，他說：“那麼降價呢？”
其實用經濟學不必這麼吃力的分析。
朱萬化不是經濟學家，但是現代人生活在信息發達的社會之中，普通人也懂一點經濟學原理，何況他還是個高級知識分子呢？糧食是大明這個時代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商品，其價格的變動幾乎等同於貨幣幣值的變動（反比例），它撬動經濟的能力是巨大的。
經濟發展的動力很多，貨幣的幣值是重要的一項，適量的通貨膨脹是刺激經濟的重要手段。所謂的“通貨膨脹”就是貨幣貶值，貨幣越來越不值錢，作爲標誌的糧食就越來越貴（反比例）。縱觀世界各國經濟，無一例外，都是經濟突飛猛進，貨幣就向下貶值，糧價就上漲。
但是如果反過來，讓糧食降價，就等於貨幣的幣值升值，銀子更值錢了，糧食便宜了，其結果就是國民經濟就要下滑。
現代的美元是世界貨幣，美國總是不斷的逼迫人民幣對美元升值，對於人民幣的每一次貶值（與美元的比價）都極端的不滿，動撤施加壓力。這種貨幣幣值的角力，就是設法取得經濟的主動權，促進本國
經濟發展，抑制他國經濟。
如果說糧食、幣值不大好懂，在現代有一個商品，他的價格波動之意義所有人都懂：那就是房價，房價漲——經濟向好，房價跌——經濟受挫。其實糧價也是這個規律。
這就是經濟學的結論。
說這些太枯燥、太抽象，朱大典也未必懂，所以只能說實際的。
朱萬化說道：“我們拿江西省來打比方，假如江西的糧食很充足，並且價格越來越低，比如糧店稻米價格每石一兩銀子，會是什麼結果呢？靠買糧爲食的人當然高興啦，同樣的銀子能買更多的糧食。可是靠糶（tiao）糧（賣出糧食）而生的農民、地主是什麼影響呢？種地是需要本錢的，有投入纔有產出，糶糧不夠本錢，甚至糶不出去，他還種地嗎？這種局面少則一兩年，多則三五年，種地的會另謀出路，江西的田地將大批的撂荒，沒有人耕種了。
這裡說的‘糧’應該是各種農產品，我們同樣會低價銷售棉麻、豆類、油料等等。
那麼江西省就會出現這樣的局面：糧食全部或者大部分靠進口，糧源自然是我聯省，那麼在江西，無論官府還是士紳平民，他們對聯省的態度會如何呢？那當然要看我們的臉色啦！因爲命根子讓聯省掐住了！聯省叫他向東，他絕對不敢向西邁一步，俯首帖耳，老老實實的聽命。
到了這一步，把江西收到聯省的麾下，一名使者足矣，還用得着動刀兵嗎？”
朱大典聽着很興奮，他說道：“我們大部分商品糧來自於南洋，算上運價，經營費用也就是每石五六錢銀子的價，多少糧食也供得起。這個降價是好辦法。
這就是‘穀賤傷農’，這個道理我懂。但是，糧食降價會傷了朝廷一方的農民、地主、士紳，可同樣也會傷了聯省的一方的農民呀？這怎麼辦？”
朱萬化說道：“這就需要雙重價格了。在聯省的一方，不能降價，甚至還要微微的漲價，保持自己的經濟穩定。
那麼商人就會把廉價的糧食迴流到聯省以牟利，爲了防止迴流就要設關卡收糧食過路稅，堵死糧食迴流的渠道。
糧食進出一律每石收三錢稅，很公平！我們出口的是官府，當然是免稅，進口的只能是行商，我們就照章收稅。這是重稅，要有個說法，理由就是糧食事關民生，嚴格控制流動。
例如江西的稻米一兩銀子一石，浙江是一兩三錢一石，商人從江西購買糧食運往浙江，到了口岸，糧食的進口稅是每一石三錢銀子，商人就無利可圖了，這個買賣他就不做了。
這個辦法也不是沒有漏洞，朝廷的官員也是有學問的，瞞得了一時，瞞不了永久，他們也會有對策。所以，執行中也要不斷的動腦筋，不斷的改變方法。如果朝廷一方有高人，辦法得當，我們的策略也是可能失敗的。”
朱大典說道：“大義理由上，我聯省可以說：我們這是救災，是在幫助朝廷，是好心！這話說出去大義凜然。朝廷方面要是覺得不對勁，你也可以廉價向聯省傾銷啊？你也可以設關卡徵收糧稅嗎？
我想朝廷做不到的！他沒有糧源，不能向我聯省廉價糶糧；他們可以設關卡，也可以徵稅，糧食就進不來了，可是斷糧源首先他自己要有糧食，否則就得鬧饑荒。總之爲難的是他們。
這就我們手中有糧的威力，朝廷明白了也擋不住！何況明白人看明白此事，還不知要到何時？也許明白的時候已經晚了。”
拋開了經濟學，朱大典的腦子轉的很快。
--- 第461章完 ---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