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想連着開十多處海港，用來通商？還全部要讓海防總督衙門管轄？這麼做的話，會對大明的農業造成很大沖擊的啊，你們想過嗎？”朱由校聽完，直接就拋出了自己的問題，並且，看問題很準，一下子就切中了要害，“把各個省的水師全部交到海防總督衙門手裡一體管轄，自然可以節約不少軍費，可一旦水師主將有了異心，大明不是將沒有水師可用，毫無制衡了嗎？”
韋寶一聽朱由校這麼說，沒有很吃驚，在他的預料之內，卻仍然不得不讚嘆皇帝果然不像外界傳說的那麼昏庸無能。
朱由校在韋寶心中，至少比他韋寶本人是要聰明一些的，只是朱由校的閱歷太少了，很多事情都沒有接觸過，只是道聽途說，或者從書本中接觸來的。
就這一點，影響了皇帝的才能，否則以邏輯能力來說，朱由校可以排在歷史上所有皇帝當中的前幾名。
畢竟木工活也是技術工種，屬於理科項目啊，又是要畫圖，又是要測量，又是要計算，還得設計，每一步都不能出錯的，負責一件作品就完成不了。
而朱由校有本事單獨完成那麼多作品，並且其中大都是美輪美奐的木工精品，連宮外的能工巧匠都會讚歎朱由校的手藝，可見朱由校的手藝的確是很不錯的。
就憑這一點，韋寶就覺得朱由校是聰明的。
還有剛纔朱由校問出來的這句話，韋寶是以後世的重生穿越巨的角度，才能看清海禁的一些問題，而且韋寶還當官快一年，接觸了朝廷的各個衙門。
而朱由校一直處於深宮中，碰到這些政務問題，其實對於朱由校來說，更像是做一道政治考試題。
這些問題對於韋寶來說是很鮮活的，而對於朱由校來說，都是冷冰冰的。
將心比心，韋寶就更加覺得朱由校厲害了。
這一回，顧秉謙、魏廣微、黃立極，甚至馮銓和丁紹軾，魏忠賢和客巴巴，在場的一些太監，大家都忍不住同時看向了韋寶。
就這一瞬間，表示所有人其實都心知肚明，都知道這個想法就是韋寶提出來的，因爲韋寶是最大的受益者，除了韋寶，不會有別人。
這幫太監一個個都是很精明的。
暗中向着韋寶的王體乾，以及韋寶派出，打入皇帝身邊的李元忠，都暗暗爲韋寶捏了一把汗！
大家都想聽韋寶會怎麼回答。
韋寶卻假裝不知道，什麼都不知道一樣，懵裡懵懂的站着，有點傻萌。
反正顧秉謙已經都攬過去了，韋寶現在不用當出頭鳥。
朱由校忍不住問道：“韋愛卿，你覺得首輔說的事情怎麼樣？你能回答朕剛纔的疑問嗎？”
韋寶當即回答道：“陛下，微臣十分讚賞首輔大人的方略，海禁並不是我大明對外貿易政策的全部，單就其本身而言，是軍事上的意義大於經濟意義。厲行海禁的時期恰好都是海防壓力大的時點，比如明初，反對太祖爺的海上勢力以及嘉靖中期的倭寇之亂，這從兵部的海禁條文也可以看得出來，強調處以極刑的大罪包括禁止將違禁品通販下海、擅造雙桅以上大船出海以及泄漏軍機等軍事相關內容。而在沿海武備，因爲國力衰退或海防壓力較小而廢弛的時候，這項條令其實是有所鬆動的。微臣舉個例子，弘治年間有廣東軍民造違制大船通番下海被抓，這個本來必死無疑的大罪竟然被地方官府解讀爲“只要造船的和出海通番的首犯不是同一人就可以免死”。而且得到監察御史和皇帝的認可，最後僅發配廣西充軍，成爲該時期違反海禁的量刑判例。我大明朝朝貢貿易的實質是官方壟斷貿易，外國商人只能以貢使的身份入境貿易，且不得隨意接觸本國平民，市舶司對外商的貨物有優先處置權，其次纔是交由牙行經營，以更高的市價承令普通大衆“博買”。在這個過程中，朝廷獲利甚豐，但對於外國商使的招待費用以及路費卻要地方政府一起分擔，這對中央和地方在海外貿易的利得分配上來說是極不平衡的。另一方面，豐厚的朝貢回賜物本身的確有外交宣傳上的含義，但也是在明初下西洋以低廉價格從東南亞收購各色番貨，然後控制市場價格甚至按市價“折俸”的基礎上進行的，從朝廷來說仍然是穩賺不賠。這種模式實際上形成皇室一家對官僚階層、地方政府乃至普通老百姓，自然無法維持長久。英宗在即位之初即將“下西洋”作爲前朝第一弊政而革除。壟斷貿易的鬆動不是皇室不賺錢，也不是皇室不想主導海外貿易，而是在與官僚階層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中導致的結果。事實上，官方壟斷貿易不是大明一家，在同時期的世界各國王室對海貿都曾出現過的常態思路，比如葡萄牙王國曾經嚴禁普通商人前往幾內亞，違者死罪，奧斯曼帝國禁止黎凡特-埃及的商人私自參與紅海與波斯灣的貿易，暹羅的大城王朝甚至完全禁絕本國平民百姓出海，海外貿易分別交給回來我大明朝的商人壟斷。各國壟斷海外貿易的手段儘管程度各異，但最終也都經過了中央控制力下降而私有經濟擡頭的過程。”
韋寶的話，信息量很大，別說皇帝，就是內閣幾位平時知識面比較廣博，接觸面比較廣的大臣都聽不太懂。
魏忠賢和客巴巴，以及一幫太監們更是懵裡懵懂。
韋寶接着道：“禁止民間對海外的貿易，官方的對外貿易卻是一直沒停止的。大背景有兩點。傳統儒家思想的影響，儒家有重農抑商的思想。還有就是太祖爺奠定的農業社會的強大的慣性，太祖爺在明朝開國初的種種政策法規，太祖爺的治國理想可歸納起來就是，在太祖爺的治國理想中，一個完美的帝國就應該是無貧無富、男耕女織的小農社會。男力耕於外，女力織於內，遂至家給人足。這是太祖爺在他寫的《“男耕女織”的理想國》中曾經具體闡述過的想法。具體原因有，明初防患倭寇、陳友諒等反對武裝勢力。之後主要是爲了防患倭寇。但是大致從中期開始民間違法對外貿易日益頻繁。原因主要是政治腐敗，國家控制力下降；社會風氣大變，從純樸轉爲奢華；從輕商到重商，士農工商都開始趨向於參與商業活動；嘉靖後期倭亂基本消失；嘉靖之後的隆慶帝開放月港。民間對外貿易更加興盛。主導力量是誰？君權強大時皇帝主導。但越到後來政治腐敗，對地方的控制越來越力不從心。所以，我大明朝不是看不到海貿的利潤，只是怕掌控不了，只要能掌控好，能賺取足矣支付邊軍軍餉的銀子，還能控制好水師，何樂而不爲。”
“關鍵誰能保證前朝控制不好，到了我們手裡就能控制好呢？”天啓皇帝朱由校又提出了問題的核心，非常的精準。
韋寶微微一笑，他早就知道皇帝會這麼問。
16-18世紀的明清的海外貿易與海外移民繁盛。
中國商人將絲織品、瓷器、茶葉等商品從其生產地送到巴達維亞、馬尼拉、澳門、廣州等貿易聚集地，歐洲商人則到這些貿易聚集地將商品買走，再轉賣歐洲市場。
因此，可以說16-18世紀的中國海外貿易與海外移民聯接了中國的供給與歐洲的需求，同時中國海商也從歐洲人手中掙回了大量的白銀。
這些白銀基本上是歐洲人從美洲殖民地開採的。
按照中國的主要貿易伙伴的時間順序，即伊比利亞人、荷蘭人、英國人。
他們各自花了多少白銀購買中國商品。
葡萄牙商人通過澳門將來自歐洲和日本的白銀輸入中國。
王裕巽在《明代白銀國內開採與國外流入數額試考》中引用的數字：自16世紀80年代至16世紀末的20年間，葡萄牙運至澳門的貿易銀的年平均額，因已有較明確的統計數據，並獲檔案記錄和中國史錄的印證，約九十萬元至一百萬元，即25875公斤至28750公斤，合693450兩到770500兩。
若以其平均數731975兩，爲年平均額估算，於此期間流入中國的葡萄牙白銀爲14639500兩。
這段期間，中葡貿易尚未發展起來，1567年—1580年這13間年的白銀輸入量以1580年後的半數估算，即年平均五十萬元，合明制白銀385250兩。
這一階段流入中國的葡萄牙本土貿易銀總額爲5008250兩。
17世紀前30年，是葡萄牙遠東貿易的鼎盛期，每年由本土運到澳門的貿易銀額，至少維持在原有的一百萬元的數額上，有的年份可能超過此數，故在此三十年間，流入中國的葡萄牙本土運來的貿易銀當不少23115000兩。
明代後期由葡萄牙本土流入中國的白銀總額爲42762750兩，即4000萬兩以上。
除了來自歐洲的白銀，葡萄牙人主要從事中日間的貿易，他們還將大量日本白銀輸入中國。
在16世紀的後50年中，葡人共輸入中國的日本白銀是500000公斤，1600—1609年是200000公斤，1609—1629年是300000公斤，1630—1639年是450000公斤。
因此葡人通過長崎——澳門貿易輸入中國的日本白銀高達145萬公斤”，合明制3886萬兩。
葡萄牙人在明後期輸入的歐洲和日本白銀共計約8000萬兩。
根據西班牙人的記載，從16世紀後期到19世紀初期，每年通過馬尼拉流入中國的白銀數額。
從1571年（明隆慶五年）至1821年（清道光元年）的250年中，由西屬美洲運往馬尼拉的銀子共約4億比索，約閤中國庫平銀2.88億兩。
其中大約有四分之一至二分之一輸往中國，即大約0.72億至1.44億兩庫平銀輸入中國，年平均輸入量爲28.8萬兩至57.6萬兩庫平銀。
1570—1760年赴菲貿易的中國商船數量，並估計出每艘商船的平均貿易額及白銀佔回航貨物的平均比例。
從1570年，隆慶四年至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的190年中，從菲律賓輸入中國的白銀約有1.75億兩庫平銀，年平均輸入量約爲92萬兩。
從1550年至1800年的250年間，西班牙共輸入白銀1.5億兩！
荷蘭的情況比較複雜，因爲其東印度公司多次改變對華貿易形式。
1728—1734年共有9艘荷蘭東印度公司商船從荷蘭直接駛往廣州，其總貨值爲2533359荷盾，白銀佔96%，即2432024.64荷盾的白銀，約合700871中國銀兩。
1735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放棄從荷蘭直航廣州，改採荷蘭—巴達維亞—廣州三角貿易，每船30萬荷盾的投資，部分白銀，部分貨物，由於該形式的貿易耽擱時間較長，影響從中國茶葉的新鮮程度，難以在歐洲市場上與其他國家公司競爭。
1757年後荷蘭東印度公司重開荷蘭與中國之間的直航貿易，每艘荷蘭商船攜帶30萬荷盾的銀元前往中國購買茶葉等商品。
基本上可以說在18世紀荷蘭輸入中國的白銀數量在1600萬兩以上。
從荷蘭東印度公司成立的1602年至1689年的87年間，荷蘭東印度公司派商船直航中國。
1689年至1728年的39年中荷蘭則放棄直航，而改由中國商船將中國商品運至巴達維亞。
1602年—1689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每年派遣的商船數量按照1728—1794年平均年派遣商船即3.5艘計算。
由於處於中荷貿易初創時期，其貿易量肯定不如18世紀，相當於18世紀的三分之一，即每艘商船攜帶10萬荷盾銀幣，那麼此87年中輸入中國的白銀爲4350荷盾，約合877萬中國兩。
從1689年至1728年非直航時期，中國商船攜帶中國商品進入巴達維亞，在銷售商品後，還會購買一些當地產品，所以回程攜帶的白銀應該不多，爲了避免過高估計白銀流入量，我們暫且不將此段時間的白銀流入量計入總數。
從1602年至1794年是中荷貿易的黃金時期，在這將近200年的時間裡，荷蘭共計輸入中國白銀2500萬兩左右。
英國1637年首航廣州，開始與中國的貿易。
17世紀中英國對華貿易額很少，英國東印度公司1677年輸入白銀4778兩、1681年輸入37500兩、1682年輸入84000兩、1698年輸入60000兩、1699年輸入79833兩，5年平均輸入53222兩。
1637—1699年的62年間白銀年平均輸入量是53222兩，則17世紀英國輸華白銀僅330萬兩左右。
在1700-1753年間，英國共運白銀19440448兩到中國。
1637-1799年英國共計向中國輸入白銀56637003兩！
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3.1億兩。
這是一個大概的數，實際上肯定不止。
一定是大於這個數的。
同時，歐洲其他國家，如法國、瑞典、丹麥等，在此一時期也開展對華貿易，使用白銀購買中國商品。
它們在18世紀共向中國派出商船466艘，輸入白銀總數達38536802兩。
除此之外，美國於獨立戰爭勝利後的第二年，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派遣第一艘商船“中國皇后號”來廣州貿易，但在18世紀美國基本靠西洋參和皮毛支付中國商品貨值，輸入白銀較少，19世紀以後纔開始大量輸入白銀，因此可以忽略美國輸華的白銀量。
日本輸入的白銀量是不能忽略的。
日本在明後期，1567-1644年，共計輸入中國2億兩白銀，用以購買絲織品、瓷器、日用雜貨等。
自明後期（1567年）至18世紀末的233年間，從歐洲、美洲、日本等地輸入中國將近5.5億兩白銀，即超過2萬噸。
這2萬噸到底值多少錢呢？
根據2016年10月3日國際白銀價格，每盎司19.2美元計算，2萬噸白銀合美金13545201400.5837元，即135.45億美元、903.25億元人民幣。
在明後期至清中期的這233年中，每年外國購買中國商品而輸入中國的白銀達236萬兩之巨！
明代中國國內白銀的開採量。
明代276年中，中國國內總共開採白銀僅23353326兩，年均開採量僅僅8.46萬兩，尚不及海外白銀輸入量的一個零頭。
明後期至清中期，1567-1840年，不但不存在長時間的閉關鎖國，中國海外貿易反而持續繁榮，歷經三代歐洲強國，而且均保持了巨大的貿易順差。
在16-18世紀重商主義盛行時期，白銀的巨量內流，說明直至工業革命前夕中國的工業，特別是絲織業、瓷器業、製茶業生產，就其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能力來說，仍居世界一流水平。
後世有很多歷史學家及部分愛好歷史的普通公衆已經認識到這一點。
但他們將更多的注意力集中於白銀大量流入這一流通領域的現象之上，沒有看到在白銀背後中國強大的工農業供給能力纔是支撐這一現象的本質。
而近代世界經濟體誕生的真正動力，也正是在於白銀國際大流動背後所隱藏的中國與西歐實體經濟中供給—需求的整合與交匯。
在日本民間流傳一種說法，清末中日甲午戰爭後，日本索要的2億兩戰爭賠款就是根據明後期從日本流入中國白銀數量計算的。
當然，這是日本人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是想通過戰爭要回原本屬於自己的白銀罷了。
很多人只知道明朝有海禁，不知道宋朝也有海禁。
海禁不是閉關鎖國，而是禁止民間私自海貿。
因爲政府要壟斷海貿的豐厚收入！
而且宋朝官府不但壟斷對外海貿，還壟斷了手工業，除了傳統的鹽鐵，還有茶、酒、瓷。
到了明朝，私營工商業已經全面超越官營工商業了，但明朝官府沒能有效地建立對私營工商業的稅收制度，錢都被貪官污吏和地主豪紳們拿走了。
宋朝官府的工商業收入佔總收入的70％左右，而明朝官府的工商業收入差不多隻能佔到10％。
稅收高就代表國家富嗎？這顯然不是的。
宋朝稅收高是因爲它稅收能力強且稅率高，稅收佔國家GDP的比重很高。
不收稅哪來的俸祿養那麼多官，冗官。
宋朝的兵民比是歷朝之最，還是發工資的募兵制，冗兵。
還得給遼、夏交保護費，冗費。
宋朝事實上是歷朝歷代搜刮百姓最嚴重的政權之一，比它還差勁的大概只有那些割據混戰的軍閥了。
明朝是真的窮，但這個窮指的是國家財政。
無論是GDP還是人均GDP還是人均收入還是人均生活水平，明朝都是比宋朝高的。
不是窮的問題，而是地域發展不均衡的問題。
中國封建社會必須是中央集權，建立一個由朝廷能夠控制約束的官僚體系，實現區域間的均衡，說白了就是想盡一切辦法拿富地方錢補窮地方，要不國家就得給拖死。
明朝最爲典型，老朱那時候剛打完仗，各地都很窮，他就以土地作爲全部衡量標準，制定稅收政策，問題在若干年後，由於海禁鬆弛，南方商業發展不斷髮展，富起來了，油水足，而皇帝在北方，對這個情況沒有切身瞭解，只是多抽點稅。
其實他拿的一點和南方創造的財富相比百足一，這個短視，導致了政策調整出現了相當長一段空窗期。
而小朱、小小朱們有沒老朱和他兒子那手腕控制官僚體制，官員們趁此機會大撈特撈，與商人勾結成利益集團，甚至自己成爲商人，國家要調整稅收政策時，立刻跳出來堅決反對，特別是明代官僚中許多決策者都是富裕地方出身。
在問題沒激化前，自然不想從自己家割肉，這使朝廷不得不長期用可憐的稅收去補剿匪、平叛、災後重建的窟窿。
隨着物價上漲，開銷越來越大，拖也拖死了。
明朝和北宋不同在於，北宋的官僚上層大多出身北方，且當時文化上北方優於南方，經濟南北差異還沒有大，這使中央將南方錢抽到北方，北方用輸出文化換取可以實現。
至於南宋，就偏安在一隅，靠土地稅連個活路都沒有，只能靠發展商業，而當時的行都在杭州，臨安，就是商業最發達地區。
統治者時時刻刻都盯着這個唯一的活路，商業政策變得很務實。
雖然官僚們該拿還拿，因爲經濟政策和經濟發展貼的緊，貪污金錢佔國家的收入的比例遠小於明朝。
這裡要說明是比例，不是說南宋官僚比明朝官僚清廉。
大宋的那個財政總量，單位叫“貫石匹兩束”，分別對應的是“錢、谷、布、銀、草”。
假如，某年大宋某州府夏稅：錢兩千貫，糧食兩萬石，布五千匹、銀五百兩、草一萬八千束。
那麼統計下來本年夏稅是四萬五千五百（貫石匹兩束）。
而各個州府加在一起，最後的總數彙總到中央，動不動一億幾千萬。
一束草和一兩銀也根本不等值。
14～17世紀歐洲的新興國家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紛紛來到東亞開拓殖民地，發展貿易，明清同他們的交往始於16世紀初。
過去，總將這定性爲反抗西方殖民。
但當繼續挖掘歷史卻能察覺到，這背後的問題，遠比想象的要多很多。
“陛下，可以由陛下親自掌管海關稅收，全部交給東廠去辦，甚至把大明所有水師，都放在東廠下面，不叫監軍，直接由太監領軍，當初鄭和下西洋，領頭的不就都是宮中太監嗎。”韋寶回答了天啓皇帝朱由校的問題。
韋寶的回答，將在場的人都嚇了一大跳。
把海關和水師都交給太監把持？
這是大家都想不到的回答。
其實剛纔韋寶列了一大堆的數據，說的很清楚，大家都已經有點被韋寶說動了。
唯一疑惑的就是皇帝提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