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福達是山西淳縣人，因爲參加白蓮教而被官府抓獲，後來被充軍。李福達從戍地逃脫後跑到陝西洛川，在那裡試圖繼續利用白蓮教舉事。事敗後，李福達再次被官府通緝，他化名張寅，逃到了京城，混入武定侯郭勳的府上。李福達說他會黃白之術，所以深得郭勳器重。沒過多久，李福達在街上閒逛被人認了出來，李福達只好逃回山西。噹噹地官府抓了他的兩個兒子後，李福達只好去官府自首。
山西巡撫馬祿認定張寅就是李福達，並以謀反罪判處李福達死刑。本來事情到這裡就結束了，但山西巡撫畫蛇添足，他又將武定侯郭勳扯上，劾郭勳一個“庇奸亂法”之罪，要求皇帝懲罰。嘉靖只是批准了對李福達的處罰，對處罰郭勳的奏章並沒有批准，按說事情到這裡又該結束了，但羣臣卻不依不饒起來，並最終將李福達一案弄成驚天大案。
大禮儀之爭在朝堂上的影響並沒有結束，羣臣對挺皇派的張璁、郭勳一直都沒有好感，此次正好借題發揮，對郭勳窮追猛打。郭勳卻並不傻，抑或受到了張璁等人的點撥，他開始把這件事情往大禮儀身上扯，說羣臣是爲了報復議禮之爭的仇。此時皇帝的疑心已經很重，他往往自己假設一個命題，然後把現實往這個命題上套，縱觀整個嘉靖朝，皇帝基本上都是這樣。
郭勳的話無疑說到了嘉靖的心坎上，在他看來，這點雞毛蒜皮的小事至於去找一個世襲侯爵的茬嗎？事實上，皇帝的猜想的確是正確的，官員們就是利用這個案件找郭勳的茬。但郭勳卻將這件事情挑明，這無疑將這個普通的白蓮教案件上升到政治高度，案件最終判定的結果還要取決於雙方的博弈。
皇帝下令將李福達從山西提到京城，由三法司會審。皇帝既然要替郭勳開脫，那麼李福達就必須無罪，這樣才能名正言順。但三法司會審的結果維持了原判，嘉靖只好將三法司的官員全部換掉，桂萼執掌刑部，張璁執掌都察院，方獻夫執掌大理寺，這些都是嘉靖的人。三法司重新會審的結果完全推翻了原判，李福達跟徐寅完全沒有任何關係，從中央到地方所有參與審判李福達的官員全部被流放或免職，受此案牽連的人達40多人。這是皇帝利用李福達一案對大禮儀中反對派官員的一次清洗，而清洗的目標放在了司法系統，空缺出來的職位也被張璁一派的官員迅速補進。
李福達一案的確是撲朔迷離，時至今日也沒有一個確切答案。幾十年後，四川捕獲一妖人，該人供稱曾跟山西的一白蓮教世家學習妖術，而傳授法術的正是李福達之孫。從這裡我們可以得知李福達家族乃是世襲的白蓮教世家，但據李氏子孫的描述，李福達無論是相貌、年齡、生平都跟徐寅不符合，當年的案情的確是冤案，李福達跟徐寅根本不是同一人。
現在看來徐寅只是山西省一位逃亡的匠戶，因爲兒子被選爲郭勳府上的侍童便跑到郭勳府上混日子，後來在街上被人認成了李福達，徐寅則以爲自己作爲一個逃亡的匠戶被人認出來了，便跑回山西，誰知道回到山西后卻被當地官府當作李福達抓了起來，當堂判死。徐寅的兒子央求郭勳救乃父，這纔有了郭勳跟此案牽連的說法。我想此案大概就是這麼回事，文官稀裡糊塗，皇帝也是稀裡糊塗，但皇帝認定官員們藉此逮住郭勳不放，是爲了大禮儀一事。一場莫名其妙的白蓮教案件變成了重大的政治事件，並導致皇帝對反對派官員的一次大清洗，這表明大禮儀後的朝局仍不平靜，無論有沒有這次的李福達事件，皇帝對楊廷和一派的官員都會展開清洗，此次不過是借題發揮罷了。
審理李福達一案的40多名官員爲此丟掉了官職，但這並沒有結束，在審理李福達一案的過程中，全國上書支持此案的100多人皆被免職，這些人涉及六部、各府、道、院，皇帝將此案作爲試金石，將官員做出一次分類，然後再剔除之。
都察院、大理寺、六部這些地方的官員基本上被清理完畢，剩下還有個地方就是翰林院。明朝文官三大系統：內閣、都察院、翰林院。翰林院也名列其一，這些翰林學士們一旦發起瘋來，比都察院的御史還要厲害。而在大禮儀之爭中，翰林院是重災區，左順門事件就是翰林院的學士們搞起來的。在發生李福達案這年的冬天，張璁以禮部尚書的身份入閣，張璁入閣後首先將矛頭對準了翰林院，他將改組這個貴族化的小團體。
入翰林院的必須是進士出身，而且是新科進士，除此之外，入閣也必須要有翰林院經歷，所以這些翰林學士們有了雄傲一切的資本。當初嘉靖將張璁、桂萼弄進翰林院就是要給倆人鍍金，提高他們的起點，但張璁、桂萼在翰林院遭到學子們的一致鄙視，沒人願意跟他們倆說話，人們都將他們看作無賴，甚至人們紛紛辭職以示不屑於此等人爲伍。但這絲毫影響不到二人的情緒，二人該怎麼樣還是怎麼樣。
張璁打破了翰林學士必須從新科進士中選拔的慣例，在京官員、地方官員都可以入翰林院，這實際上打破了他們的小圈圈。張璁還重新制定一套考覈體系，將二十多名不稱職翰林學士調往地方，同時從大理寺和地方選派官員充入翰林院，張璁通過這種方式對翰林院來了次大換血，在張璁的猛攻下，又一箇中樞機構倒下了。
張璁對於翰林院的改組一方面打擊了政敵，另一方面打破了翰林院這個小團體，破除了結黨的問題。都察院、大理寺、六部、翰林院都得到了整頓，剩下的就是內閣，果然張璁在整頓完了翰林院之後便將下一個目標放在了內閣。
此時的內閣首輔是費宏，費仍然是楊廷和這個系統的人，以張璁的資歷若想取而代之，仍是不可能，張璁想到了一個人——楊一清。此刻楊一清還在陝西任他的三邊總制，楊一清已經成了帝國資格最老的人，重要的是他還是張璁一黨的人。張璁、桂萼開始活動讓楊一清接替首輔的位置，嘉靖本人對費宏並無意見，但在張璁、桂萼的輪番攻擊下，費宏於1528年致仕，楊一清成了帝國的首輔。
一個早已退休多年在家的官宦，一個本應安享晚年的官宦，此刻卻在張璁的安排下不僅重掌兵權，而且還成了首輔。明代就是有這麼多奇妙的事情，二十歲不到的少年可能會中進士，但幾年後可能就莫名其妙的離開了官場，從此不再踏入仕途；五十歲的人也會中進士，並在七十多歲的時候開始輝煌。在這裡，生命的起點已經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人生中能夠達到什麼樣的高度。任何人的輝煌都是一段時間，成名太早不見得是好事。
我們的張璁儼然成了權臣，雖然內閣首輔是楊一清，但實際說話的是他，這都是隱藏在幕後那個人在支持。他在一旁冷靜的看着羣臣鬥來鬥去，他明白既不能使一方力量過強，也不能使另一方力量過弱。
大禮儀之爭早已變了味，它已經成了雙方的權力之爭，張璁一夥已經陷入瘋狂，他們不惜一切清除異議人士。嘉靖爲了掌握權力，在張璁、桂萼的幫助下，以一批新的官僚替換舊的官僚，我們的王朝似乎在永樂之後重回，但時代已經不同，無論皇帝此時多麼試圖控制權力，但始終是力不從心。張璁也由於跟皇帝保持合作而被視爲奸臣，我們的儒家歷史觀認爲跟皇帝保持合作的就是奸臣，因爲羣衆跟領導的矛盾是永恆的，跟領導合作就是對大多數人利益的損害，一般人都是這麼認爲。
嘉靖元年到嘉靖七年的事情跟洪武三年到洪武二十年是如此類似。洪武三年李善長致仕，近三十年後朱元璋還是不願意放過他，終是在自己臨死前一年將其賜死，雖然表面上看起來朱元璋對李善長的擅權不滿，但他們之間究竟有着怎樣的微妙關係我們不得而知，也許只有當事人自己清楚。
對於嘉靖和他的跟隨者來說，這場鬥爭還沒有結束，因爲他們還沒有進行一個總結，那個楊廷和雖然已離開朝堂，但還沒有明確他的罪名。在一般人看來，***講究的是趕盡殺絕，或許人們得出國人殘忍的結論，但政治講究的是明正言順，這纔是我們的***看起來那麼殘酷的原因。
最終的矛頭還是要指向那位退休在家的前任首輔，而此次對這位首輔的再次發難卻是從遙遠的西部邊陲開始的。
哈密是我們這個帝國西部最遙遠的邊鎮，位於新疆境內。歷史進入宋代，由於造船技術的發展，加之後來奧斯曼土耳其控制了東西方商路，絲綢之路就這樣沒落了，帝國對於西部再也發生不起興趣。哈密對於帝國的意義就在於迎送西域來的使節，另外對西域諸國起到震懾作用。明初哈密控制在蒙古貴族手裡，因爲蒙古人阻擋西域的朝貢使節，朱元璋於洪武二十四年發兵攻破哈密城，後來朱元璋封蒙古人爲哈密王，承擔爲帝國守衛邊陲的義務。
哈密過於遙遠，帝國對於它的控制始終是無力的，從成化年間起，明廷就跟吐魯番圍繞哈密展開反覆爭奪，到了正德年間，帝國已經疲憊了，對這個西部邊陲小鎮失去了興趣。
成化年間的王越、弘治年間的馬文升都是對吐魯番採取強硬態度，但馬文升致仕後，正德皇帝對哈密失去了興趣。楊廷和擔任首輔後，重新對吐魯番採取強硬態度，嘉靖年間，哈密仍然控制在吐魯番手裡，而此時的吐魯番首領是一個叫滿速兒的人。陳九疇是楊廷和任用的甘肅巡撫，在吐魯番、哈密問題上，陳九疇遵循了楊廷和的政策，從正德晚期到嘉靖初期，甘肅地方跟哈密之間不斷開戰。1523年，陳九疇在上報朝廷的戰報中宣稱滿速兒已經被他打死了，但此時的朝廷正陷入禮儀之爭中，對於哈密問題實在是提不起興趣，一個外藩首領的生亡並未引起過多的關注。但幾年後，人們發現這個首領還活着，事情就不一樣了。
人們普遍認爲陳九疇虛報戰功，更爲重要的是陳九疇是楊廷和的人，到了此時哈密問題終於引起了帝國的關注，因爲它跟李福達一案一樣，又是巧妙的與政治聯繫起來，成爲肅清政敵的工具。
陳九疇被免職，發配邊疆，主管邊境事務的官員有四十多人被免職，一些低級官員剛剛踏入仕途就此失去仕途，在這場已經持續9年的大禮儀鬥爭中，沒有人知道皇帝究竟要走多遠。我們的皇帝已經日益偏激起來，他是一個牙眥必報的人，顯得有些孩子氣，少了君主的氣魄。
雖然此次哈密事件並沒有追究楊廷和，但隨後朝堂上對於哈密的存廢的問題展開了一番爭論。那些仍然支持楊廷和的官員認爲應該發兵奪回哈密，張璁一派的官員認爲應該將哈密交到吐魯番手裡，然後通過與吐魯番互貢來換取吐魯番對大明的朝貢，對於他們來說蒙古人鎮守哈密和吐魯番人鎮守哈密並無本質區別。此時，大明朝這塊昔日的邊陲已無人關心它的生死，它對於帝國來說已經成了無關痛癢的東西，張璁一派對它的看法並不是內心真實的看法，只是爲了與楊廷和的對哈政策以示區別而已。敵人支持的，我們就要反對，這已經成了永恆不變的真理。哈密最終的失去表面上看是因爲嘉靖朝的這場曠日持久的***，但深層的原因乃是哈密已經處於帝國控制範圍之外，控制的成本大於收益。
到了此時，關於大禮儀的爭論已經告一段落，皇帝需要對前階段的戰果進行總結，並以書面化的形式確立下來。嘉靖七年（1528年），《明倫大典》編纂而成，《大典》共分六卷，詳細記載了從正德十六年到嘉靖三年羣臣所上的奏書，並對倫理問題重新進行了強調。鑑於很多人對於這場大禮儀之爭並不瞭解，以至於產生誤解，所以《明倫大典》也起到正人心、靖浮言、明臣職的功效，最重要的是它給後世提供了一種歷史案例，以後再遇到這樣的事情可以遵照執行。
《明倫大典》頒行後，對楊廷和的定罪也隨即進行。楊廷和被定以朋黨罪、欺君罪、藐視皇帝罪、煽動罪被判死，但皇帝寬大處理，將楊廷和削職爲民。皇帝對楊廷和的定罪並沒有定到點子上去，雖然定罪頗多，但不能攻其一點，只要指出楊廷和違背了儒家禮法即可，在這裡，皇帝和他的政策制定者們並沒有抓住這個要害，而避重就輕提及其他方面的問題，要麼是認識方面的問題，要麼是爲了給楊廷和開脫。
《明倫大典》修成了，楊廷和也定罪了，大禮儀的確是告一段落了，但很快它又進入了新階段，並使舊有的權力集團開始分化，新一輪的***又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