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和一樣重視知識，大膽選拔、積極培養和放手使用知識分子
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濟文化都十分落後的國家裡從事革命和建設工作，重視發揮知識及知識分子的作用，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然而，在黨的歷史上，在如何正確對待知識分子的問題上是有過沉痛教訓的。黨的六大後，由於受蘇聯和共產國際片面強調工人階級出身錯誤觀念的消極影響，一度對知識分子出身的黨員和幹部存在着錯誤的認識，實行了不正確的政策。遵義會議後，以爲首的新的中央領導集體在總結歷史上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後，逐步形成了一套正確的知識分子政策。
1939年12月，在爲中央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中指出：在長期的和殘酷的民族解放戰爭中，在建立新中國的偉大斗爭中，必須善於吸收知識分子，才能組織偉大的抗戰力量，組織千百萬農民羣衆，發展革命的文化運動和發展革命統一戰線。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全黨同志必須認識，對於知識分子的正確的政策，是革命勝利的重要條件之一。我們黨在土地革命時期，許多地方許多軍隊對於知識分子的不正確態度，今後決不應重複。對於一部分反對知識分子參加工作的幹部，尤其是主力部隊中的某些幹部，應該切實地說服他們，使他們懂得吸收知識分子參加工作的必要。“決定”還批評了黨內存在着的對知識分子作用認識不足、歧視知識分子的錯誤傾向，指出：對於知識分子的正確政策，是革命勝利的重要條件之一；要求大量吸收知識分子參加軍隊、政府和學校等工作，對他們中表現好夠條件的要吸收入黨，同時注意對他們的培養和教育工作。他還明確指出，我國的知識分子除極少一部分充當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附庸以外，都是愛國的，他們在“中國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鋒的和橋樑的作用”，“尤其是廣大的比較貧苦的知識分子，能夠和工農一道，參加和擁護革命。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廣大的傳播和接受，首先也是在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中。革命力量的組織和革命事業的建設，離開革命的知識分子的參加，是不能成功的。”“應容許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教育家、文化人、記者、學者、技術家來根據地和我們合作，辦學、辦報、做事。”對廣大國統區和日佔區的同情我們的黨外知識分子，應該同他們建立適當的聯繫，把他們組織到抗日和民主的偉大斗爭中去，組織到文化鬥爭中去，組織到統一戰線的工作中去。
在黨的七大上，又指出：“爲着掃除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爲着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需要大批的人民教育家和教師，人民的科學家、工程師、技師、醫生、新聞工作者、着作家、文學家、藝術家和普通文化工作者。”“中國是一個被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所造成的文化落後的國家，中國的人民解放鬥爭迫切地需要知識分子，因而知識分子問題就特別顯得重要。”“今後人民的政府應有計劃地從廣大人民中培養各類知識分子幹部，並注意團結和教育現有一切有用的知識分子。”
陳雲是在抗戰全面爆發後不久回到延安的。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增選王明、陳雲、康生爲中央書記處書記，陳雲兼中央組織部部長。在延安當中央組織部部長時，陳雲在政治上堅定支持提出的堅持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的正確主張，反對王明提出的“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錯誤主張；在軍事戰略上，旗幟鮮明地擁護提出的開展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的主張，反對打大的正規戰、運動戰和消耗戰。當王明等人提出要把中央主要領導人集中到武漢去的主張時，遭到的堅決抵制，但當時黨內不少高級領導人被抗戰初期國共合作的假象所迷惑，紛紛附和王明的錯誤主張，一時處於少數的只好表示，如果大家贊成到武漢去，大家去好了，我是要留在延安的。在這一關鍵時刻，陳雲堅定地表示擁護的意見。由於陳雲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又曾是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主要成員，他的表態，使分歧的天平立刻向一邊傾斜，從而否決了王明的錯誤主張，避免了一場可能導致的不堪設想的後果。
在黨的組織工作中，陳雲也完全贊成的正確主張，十分強調要大量吸收知識分子加入中國組織，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爲奪取抗戰的早日勝利作貢獻。黨中央《關於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這一重要文件就是他接受的委託後而起草的。他對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左”傾領導人認爲知識分子不可靠，不敢或不讓新知識分子幹部做負責工作，反對知識分子，不放心知識分子甚至排斥知識分子的做法很不滿意，並進行了嚴肅的批判。他認爲這種做法無異於作繭自縛，不但不利於黨的事業的發展，反而會葬送了黨的事業。他要求全黨，特別是黨的組織部門，必須堅決肅清“左”的影響，正確看待知識分子，尤其要重視提拔青年知識分子加入黨的組織。1939年12月10日，陳雲在陝甘寧邊區第二次黨代表大會上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的知識分子是要革命的，許多革命是靠知識分子來領導的。我們再來看農村裡的革命，也是知識分子領導的。我們的劉志丹同志就是知識分子，我們裡最早的彭湃同志，他在廣東省委工作，領導42個縣的農民運動，他也是一個知識分子。由這些事實可以看出知識分子在革命中的重要性。有些同志對知識分子非常不瞭解，他們說知識分子是爲資產階級服務的。我們說知識分子有的是爲資產階級服務的，有的是爲無產階級服務的，大部分知識分子是可以爲無產階級服務的。
黨中央《關於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公佈後，陳雲曾就貫徹問題說道：這個決定指出：（一）知識分子是革命力量，而且是重要的力量。我們要把這個力量吸收進來，在抗戰工作中，在我們革命事業中，都是需要的。（二）我們的革命是在農村裡面，可是農民不識字，需要提高文化水平，必須依靠知識分子，所以我們要吸收知識分子。（三）沒有知識分子，革命就不能勝利。
陳雲提出，要在廣招天下士時，大量吸收知識分子。他用“搶奪”一詞，來說明此事的緊迫性和重要性。他認爲，搶奪知識分子是抗戰中的一個大的鬥爭，誰搶到了知識分子，誰就搶到了勝利，誰就可能得到天下。他說：現在，大家都在搶知識分子，日本帝國主義搶，國民黨搶，我們搶得慢就沒有了。如果我們把要求救中國、要求抗戰、要求革命的各種知識分子都搶到手裡，那我們不能說天下完全是我們的，但至少也有1/3是我們的了。不要把這個機會錯過去，否則將悔之晚矣。
當時，搶奪知識分子的鬥爭，是同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展開的。所以，陳雲同志指示在國統區、敵佔區的黨組織，在廣招人才的時候，要多同中高級知識分子接觸，要把他們爭取過來。國統區的黨組織在工作時，緊緊在抓住了文化、教育、科學各方面的知名人物的同時，也抓住了高級民主人士，把他們團結在周圍，並建立了一些的外圍組織，及時把一些不適應在國統區的知識分子送回解放區，還組織大批青年知識分子奔赴抗戰前線。敵佔區裡的黨組織，十分精幹，不能公開，但他們抓住多數知識分子具有強烈的愛國熱情的特點，大力開展抗日救亡宣傳，特別是用日寇殘酷屠殺、**掠奪的事實，啓發人民起來抵抗，啓發知識分子投身到實實在在的反日洪流中去，並注意抓好“學聯”工作，做好廣大教師的思想工作，反對日本人搞奴化教育。
在敵佔區、國統區與日本帝國主義、國民黨爭奪知識分子的同時，陳雲要求解放區和各敵後根據地的黨組織，一定要敢於放手、大膽地使用知識分子，歡迎他們到革命隊伍中來，爲他們創造一定的條件，在生活上給予照顧，形成尊重知識，尊重知識分子的環境和氣候，以配合前方搶奪知識分子的鬥爭。要讓他們感覺到中國人說到做到，是真心歡迎知識分子的，解放區尊重知識分子已蔚然成風。這樣雖然體現在已到革命隊伍中的知識分子的身上，卻會產生更加巨大的吸引力，影響着更多的知識分子。
陳雲不僅在理論上反覆論述了知識分子的重要性，而且還以其自身的實踐活動，爲人們做了表率，從而也贏得了廣大知識分子的信任和尊重。
1938年8月的一天，南方局書記周恩來從重慶發了一個電報到延安，說着名外科醫生何穆和他的作家妻子陳學昭，經八路軍辦事處介紹，前往延安。陳雲看了電報後，非常重視。何穆夫婦到延安後，他親自接待，與他們進行了談話，安排他們繼續從事自己的本職工作。何穆到了邊區醫院任肺科主任；陳學昭去了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從事寫作。在生活上，也對他們保持了優待政策。
他們剛到時，積極性還是挺高的。陳雲對此很高興，多次抽空找他們談心，做思想工作，鼓勵他們好好幹。可是，不到一年時間，兩個人在感情上發生了矛盾，互相告狀，鬧着要離婚。陳雲再三給他們做工作，連着兩次找他們談話，化解他們的矛盾，並對他們說，總要湊合一年看看吧？
經過做工作，兩人不提離婚了，但仍感到生活不習慣，加上爲籌建中央醫院，與一些領導人產生了一些分歧。何穆的思想尚未適應戰爭條件下的因陋就簡的邊區醫院制度，總認爲遊擊習氣太濃。而當他的正規化的建議因戰爭環境的限制不能全部被採納時，就產生了處處被制肘、不能發揮個人作用的誤解，從而萌生了重回國統區去私人開業的念頭。陳雲又找他們談話，希望他們留下來工作，說：你們兩人來了，我們歡迎，如果一定要走，我們也歡送。你們出去以後有什麼困難，願意回來，我們隨時歡迎。但他們仍表示要走。
1939年8月，陳雲、李富春給中央書記處寫了一封信，說：“何穆又提出來要出去休養，我們與之談了三次無結果。他提出的問題是：（1）無醫生；（2）醫生工作的適當條件。而最近原因大概是由於恩來同志臂未弄好給以刺激。我倆談無結果，提出：（1）允許暫時出去給以任務（請醫生、買器具，弄一個好醫院）；（2）書記處有位同志與之一談或可留下，不出去。”周恩來隨後也找了何穆夫婦談了話，但他們仍堅持要走。
於是，陳雲就介紹他們回到重慶。爾後，他倆慢慢恢復了感情，加上他們在開業過程中又屢屢遭到國民黨反動人士的干擾和阻撓，他們的一個孩子生了病，因經濟拮据而無法及時治療，死了。這時，在重慶的周恩來等領導人，不時前去慰問和治病，何穆在同周恩來等的接觸中，進一步認識到中國不僅要驅逐日寇出中國，還要推翻整個舊社會，建立新中國。每當何穆在開業中遇到困難，周恩來等總是給予必要的支持。此時，在延安的傅連璋寫信給何穆，說延安中央醫院的院長職務還留着等他去當。所有這些，都使何穆夫婦重新考慮今後的發展方向。經過反覆、慎重考慮，他們又提出要求來延安工作，得到周恩來的同意。
在周恩來的安排下，1940年12月，何穆夫婦又去了延安，他還動員了幾個純潔、熱情、年輕的醫務人員與他同行。何穆到延安後，陳雲再次同他們進行了談話，並安排他到中央醫院任院長。不久，陳雲又安排何穆到晉冀魯豫的白求恩醫院當外科醫生。
爲了適應革命戰爭飛速發展對人才的需要，除了要同國民黨和日本帝國主義爭奪現有的知識分子外，陳雲還提出要大力培養新的知識分子。他要求中央組織部不但要抓吸收人才，壯大隊伍的工作，而且還要把培訓各方面的人才作爲組織工作的一項中心任務；組織部自己不僅要辦好組織部黨訓班，還要會同有關部門大力加強幹部教育訓練工作。他認爲，培養幹部，不能小手小腳、慢條斯理，而要敞開大門，成千上萬地訓練。
當時在陝甘寧邊區和各敵後根據地都創辦了各類院校，僅在延安的綜合性院校就有：抗日軍政大學、中央黨校、陝北公學、延安大學等。其中，抗日軍政大學在各中央局都設有分校。專業性的有：馬列學院，專門學習馬列理論，是研究政治理論的高級學院；軍事學院，是專門訓練軍事幹部的；自然科學院，是研究自然科學的；魯迅藝術文學院，是培養文學藝術人才的；中國女子大學，是培養婦女幹部的，隸屬中央婦委；澤東青年幹部學校，培養青年幹部，隸屬中央青委；行政學院，專門訓練行政幹部；等等。除此之外，還舉辦了很多短期訓練班，設有速記和無線電等專業。
從大後方來的青年學生，中央組織部一般都根據工作需要和個人特長，安排他們進不同的學校學習，然後再進到綜合性學校學習一段時間，使他們堅定政治方向，瞭解和擁護黨的路線。一般是，分配去學軍事的，先送抗大學習；有專長或可向某一專長髮展的，就先分配到專業院校學習；邊區急需的護士、工廠技工、無線電專業技術人員等，則只需進行短期政治培訓就分配工作，或不經培訓就安排工作；對文化程度較高、理論上有造就的人，選送到馬列學院去深造；年齡太小的，先送延安中學、延安師範或保育小學學習。不光對青年幹部如此，對老同志及其家屬，一般也要先安排學習，然後再分配合適的工作。
後來，由於國民黨反動派封鎖的加劇，從國統區和大後方來延安的青年人越來越少，同時爲了克服在職幹部政治理論水平低、文化知識少的不足，便從前線抽調大量幹部來延安各學校進行訓練，爲數衆多的前方幹部都曾到延安的各類學校學習過。
爲了使訓練工作能適應抗戰的需要，同時又照顧到戰時的特點，陳雲提出了一個訓練方針，叫做“現炒現賣”，也就是隻能進行短期培訓，而不是一定要學到多少系統的理論知識。後來，陳雲說道：抗戰初期，抗大、陝公的訓練方法，學生在學校只學幾個月，隨後就去參加工作。而且在學校中所學的不是一大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抽象原則，而是生氣勃勃的革命風氣。他主張，在學習中，既要照顧綜合性院校，又要考慮專業院校，但學習時間都不要太長，一般三五個月一期。
陳雲主張，在所有學校中，都要開設兩門課程：一是政治課，主要講黨的總路線、方針和政策，講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講持久戰的戰略方針，講國際形勢，目的是堅定學員的政治方向。另一門是軍事課，講授軍事知識。另外，他還要求一些院校必須開設黨的建設課，講黨的綱領、章程、黨的奮鬥目標和組織原則，目的是爲了在全黨引起重視，更好地加強黨的建設。
在整個抗戰時期，延安各類學校共培訓幹部20萬人。其中，僅抗大總部和各分校就培訓了10萬幹部。那時，陝甘寧邊區和晉綏邊區共轄人口150萬，中央機關、邊區機關和駐地部隊在內，共有脫產幹部5萬人，其中1萬人是在校學生。可見中國當時對培訓幹部的重視程度。
陳雲對知識分子的重視，還表現在他能用辯證的態度來看待知識分子的優缺點。他提出對知識分子要看其主流，用其所長。他說：一個人的每一個長處裡，同時也包括着某些缺點。用人就是用他們的長處，使他們的長處得到發揮，短處得到克服，天下沒有一個人是毫無錯誤的。用其所長，不是用其所短，發揮長處是克服短處的最好辦法。
陳雲對傅連璋入黨一事的處理就採取了這一態度。傅原是福建漳州的一個個體醫生，紅軍打下漳州後，他關閉了自己經營的西藥店，並帶着醫藥器材，參加了紅軍，隨後又參加了二萬五千里長徵。陳雲以廉臣的筆名發表的《隨軍西行見聞錄》，以一個被俘軍醫的口吻，講述了紅軍長征的所見所聞，其原形就是傅連璋。
長征到了陝北後，傅連璋被分到邊區醫院工作，其主要任務是給中央主要領導人看病，後來又成了的保健醫生。他醫術高明，工作態度也很認真，經過學習和教育，政治覺悟也有很大提高，因此向黨組織提出了入黨申請。但他也有一般舊知識分子的不足，在與人相處時，態度古板，說話生硬。醫院裡一些同志看不慣他的這種作風，就不願當他的入黨介紹人。
陳雲得知此事後，就同中央組織部幹部科的同志多次找傅連璋和醫院黨支部的同志談話，交換思想，瞭解傅連璋的歷史情況，幫助教育他，肯定他的優點，指出他的不足，要求他改正；幫助醫院黨支部對傅的情況進行具體分析，對傅的申請進行考察，並在這當中進行教育幫助，而不是將其拒於門外。他說：看人一定要看他的主流，傅連璋在政治上願爲奮鬥，跟走，態度是比較誠懇的，我們不能將其拒之門外。他在艱苦的長征中經受了考驗，表現不錯，工作是認真負責的，我看他符合一個黨員的標準。他在作風上確實是有些缺點，這是可以批評教育的，也應該對他進行幫助。他表示願做傅連璋的入黨介紹人。通過做細緻的思想工作，大家在思想上取得了一致，由陳雲和中組部幹部科科長王鶴壽做傅的入黨介紹人，在醫院支部大會上作了介紹，經支部大會討論，最後通過了，傅被吸收加入了。傅連璋入黨後，工作更積極了。新中國成立後，擔任了衛生部的副部長，辛勤工作了數十年。
陳雲對康生等實行的一套“左”的幹部政策進行了積極的抵制，對幹部的政治生命一向認真負責，慎重對待，當時的“中組部”有“幹部之家”的美譽。1938年秋天，丁秀夫婦奉命回到延安，起先以爲是被派回來學習的，十分高興。到了組織部後，陳雲問他們：“知道回來幹什麼嗎？”他們高興地答到：“是回延安學習的。”陳雲十分坦誠地告訴他們：“有人說你們是託派，有一個還是託派特委委員，調回來是審查你們的。”他倆一聽就嚇壞了，一面急着申訴，一面哭了起來。陳雲和藹地告訴他們，先不要哭，要相信黨，事情總會查清楚的。我保證替你們查清這個問題。並安排他們在中央組織部的招待所住下。僅過了兩個星期，陳雲就去找他們談話，告訴他們問題已經查清楚了，他們不是託派。這兩個人根本想不到這麼快就澄清了問題，很感動，他們懷着十分激動的心情重新投入到工作之中去了。幾十年後，他們回憶往事時，仍充滿深情地說道：“當初，要不是陳雲同志親自審查，問題不會那麼快就澄清，要是落到康生手中，這一輩子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