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堅持學習和善於學習的兩位歷史偉人
和陳雲都是終身堅持學習和善於學習的典範。
從學生時代起，就一直是認真學習、勤于思考的楷模。參加革命工作後，在戎馬倥傯中也還是擠時間抓緊學習。1932年4月，在打下漳州城後，曾到龍溪中學圖書館去翻書，一下子挑出來好幾擔書，用汽車運回中央蘇區。其中包括《資本論》、《兩種策略》、《“左”派幼稚病》和《反杜林論》等書。不但自己十分認真閱讀了這些着作，後來還推薦給彭德懷閱讀。並對彭德懷說：此書（《兩種策略》）要在大革命時讀着，就不會犯錯誤。在這以後不久，他在送《“左”派幼稚病》一書給彭德懷時，又說：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書，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纔會知道“左”與右同樣有危害性。
1949年6月，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提出：“嚴重的經濟建設任務擺在我們面前。我們熟習的東西有些快要閒起來了，我們不熟習的東西正在強迫我們去做”。“我們必須克服困難，我們必須學會自己不懂的東西。我們必須向一切內行的人們（不管什麼人）學經濟工作。拜他們做老師，恭恭敬敬地學，老老實實地學”。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各級人民政府都有意識地安排了大量知識分子幹部，一方面擴大了人民政權的執政基礎，另一方面又充分發揮了廣大知識分子的聰明才智，調動了他們的建設熱情，從而迅速完成了鞏固新生政權和恢復國民經濟的工作。
新中國建國後，中國處於執政地位，擔負起了領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歷史重任。因此，尊重知識、尊重科學、尊重知識分子顯得尤爲重要。1951年4月，對好友周世釗說：我很想請兩三年假學習自然科學。1955年3月，他在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說：“我們現在所從事的、所思考的、所鑽研的，是鑽社會主義工業化，鑽社會主義改造，鑽現代化的國防，並且開始要鑽原子能。”這些是我們原先所不熟悉的，就需要學習。根據的建議，中南海經常舉辦一些科技方面的展覽，他經常前往參觀。
在社會主義改造即將完成的1956年上半年，已認識到在革命戰爭年代產生的黨的中央委員會裡“沒有多少科學家，沒有多少專家”，是個“缺點”。在1956年初召開的全國知識分子會議上，一方面強調要對黨內外有極少數人認爲我們黨不能領導科學文化事業的錯誤觀點加以駁斥，另一方面，他又指出：“黨在這方面的力量還很薄弱，而現在已經是加強這方面的力量的時候了。”他說：現在叫技術革命，文化革命，革愚蠢無知的命，沒有知識分子是不行的，單靠老粗是不行的。中國應該有大批的知識分子。在主持制定《農業發展綱要40條》時，他又說：“爲了實現這個偉大的目標，決定一切的是要有幹部，要有數量足夠的、優秀的科學技術專家。”在黨的八大預備會議上，他還提出了建立“科學中央”的構想，說：“中央委員會中應該有許多工程師，許多科學家，現在的中央委員會，我看還是一個政治中央委員會，還不是一個科學中央委員會。所以，有人懷疑我們黨能領導科學工作，能領導衛生工作，也是有一部分道理的，因爲你就是不曉得，你就是不懂。”1957年3月10日，他在會見新聞出版界的代表時，分析了黨領導科學文化工作的缺點，主要是沒有經驗、不懂業務，“辦學、搞出版、科學研究都是這樣，全國500萬左右的知識分子，其中的員不過是小指頭。說不能領導科學，這話有一定真理。現在我們是外行領導內行，搞的是行政領導、政治領導。至於具體的科學技術，比如說地質學，是不懂的”。他還提到，“不學土壤學，就不能當農業部長”。1958年初，他在主持起草《工作方法60條》時，提出要把“黨的工作重點放到技術革命上去”。他指出：“提出技術革命，就是要大家學技術，學科學。右派說我們是小知識分子，不能領導大知識分子。還有人說要對老幹部實行‘贖買’，給點錢，叫他們退休，因爲老幹部不懂科學，不懂技術，只會打仗、搞土改。我們一定要鼓一把勁，一定要學習並且完成這個歷史所賦予我們的偉大的技術革命。”“過去我們有本領，會打仗，會搞土改，現在僅僅有這些本領就不夠了，要學新本領，要真正懂得業務，懂得科學和技術，不然就不可能領導得好。”因此，他提出：領導幹部一定要學點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學點哲學和政治經濟學；學點歷史和法學；學點文學；學點文法和邏輯。在“大躍進”運動中，一方面對客觀規律不夠謹慎，但另一方面，爲了使運動能儘量符合客觀規律的要求，他不僅多次到中南海蔘觀科技展覽，還找了不少科技書籍來閱讀，即使在外出視察的途中也不例外。陪同在側的張治中將軍感到不理解，對他說：“人的知識面要寬些。”
經過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嚴重挫折，在1962年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在總結“大躍進”等的經驗教訓時，提出要尊重科學和客觀規律，他說：“對於農業，我懂得一點，但是也只是比較地懂得，還是懂得不多。要較多地懂得農業，還要懂得土壤學、植物學、作物栽培學、農業化學、農業機械，等等；還要懂得農業內部的各個分業部門，例如糧、棉、油、麻、絲、茶、糖、菜、煙、果、藥、雜等等；還有畜牧業，還有林業。我是相信蘇聯威廉斯土壤學的，在威廉斯的土壤學着作裡，主張農、林、牧三結合，我認爲必須有這三種結合，否則對於農業不利。所有這些農業生產方面的問題，我勸同志們，在工作之暇，認真研究一下，我也還想研究一點。”這對於認識社會主義建設這一“必然王國”，推動社會主義事業的順利發展，是極爲有益的。1962年，他又說道：“試想一下，如果我們的中央委員會有許多工程師，那將使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速度怎樣呢？”他明確指出：“科學技術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須打好。”“不搞科學技術，生產力無法提高。”因此，從1958年底開始，提出全黨要大興調查研究和學習之風。他本人更是帶頭系統學習了馬恩列斯論的有關論述、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的經濟問題》以及蘇聯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社會主義部分等內容。
還批評了對待外國科學文化知識所採取的兩種不正確的態度：一是盲目排外，二是生吞活剝。這兩種態度都不是馬列主義的態度。由於我國在科學技術方面與世界先進水平相比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因此首先是向外國學習。他說：“對於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習，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自然科學方面，我們比較落後，特別要努力向外國學習。”“在技術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辦，因爲那些我們現在還沒有，還不懂，學了比較有利。”但學習的目的是爲了趕超，而不是一味地照抄照搬，不思進取。他指出，向外國學習主要是學習原理，“學了原理後，要用來研究中國的東西。”要堅持“自力更生爲主，爭取外援爲輔”的方針。1962年，他在一次講話中說：“我們是一個大國，必須靠自力更生。外國好的東西，要實行‘拿來主義’。但不是拿來就算了，而是要在他們的基礎上，研製出自己的東西來。”1964年12月，他在修改周恩來在第三屆全國人民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草稿時，又寫道：“我們不可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後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們要打破常規，儘量採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爲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強國。”
對自然科學，個人也很注意學習。龔育之在《與自然科學》一文中曾有詳細介紹。學生時代的由於對國家和民族的前途與命運投入了更多的關注，因此對某些具體科學特別是自然科學不太感興趣。所追求的更多是救國救民的科學真理。其後，他在探求民族解放道路的過程中，認識到中國社會之所以積貧積弱，固然是因爲長期處於反動的封建統治之下，但另一方面，傳統的中國社會連最起碼的科學常識也絲毫不懂，也是個具體原因。因此，他對包括自然科學在內的所有科學開始重視起來。1919年7月，他甚至發出了“不信科學便死！”的呼聲。從此，他除了繼續系統地學習和實踐馬列主義的科學真理外，對自然科學的學習也投入了極大的熱情。
在1921年新民學會召開的新年大會上，表示：“自身決定30（歲）以內只求普通知識，因缺乏數學、物理、化學等自然的基礎科學的知識，想設法補足。”延安時期，在他的推動和支持下，於1939年5月成立了自然科學研究院，年底改爲自然科學院。1940年2月5日，又成立了“陝甘寧邊區自然科學研究會”。在會上作了講話，指出：“自然科學是人類爭取自由的一種武裝。人們爲着要在社會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會科學來了解社會，改造社會，進行社會變革，人們爲着要在自然界裡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學來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從自然裡得到自由”。他號召：“馬克思主義包含有自然科學，大家要來研究自然科學，否則世界上就有許多不懂的東西，那就不算一個最好的革命者。”他抽空閱讀了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湯母生《科學大綱》、辛墾書店出的普朗克《科學到何處去》、秦斯《環繞我們的宇宙》、愛頓《物理世界的本質》、麥開柏《進化》、John·W·Judd《進化論發現史》、伏古勒爾《天文學簡史》、羅素《原子發凡》、王剛《電學ABC》等自然科學着作。之所以十分重視對自然科學的學習，是因爲在他看來只有自然科學是真正的學問。1941年1月，他寫信給在蘇聯學習的兩個兒子毛岸英和毛岸青，要求他們“趁着年紀尚輕，多向自然科學學習”，認爲“只有科學是真學問，將來用處無窮”。
直到晚年，還在努力堅持學習自然科學知識，1959年1月，蘇聯發射了一枚宇宙火箭後，立即找來幾本火箭、人造衛星和宇宙飛船的通俗着作閱讀。有人統計，對各類自然科學、自然科學史，甚至某些專門的技術書籍，都有涉獵，其中對生命科學、天文學、物理學、土壤學最有興趣。我國着名科學家李四光、竺可楨等，日本的着名科學家阪田昌一、英國着名科學家李約瑟、美籍華裔科學家楊振寧等人的着作，他都仔細閱讀過，國內出版的《化石》、《動物學雜誌》、《自然辯證法通訊》、《科學大衆》等，他也經常閱讀。由此，他獲得了較高的自然科學素養。他的哲學思想中則含有豐富的自然科學素材。物理學界關於“毛粒子”的說法，則是爲了紀念關於物質是無限可分的觀點的。
此外，本人直到晚年還始終堅持學習英語，並且持續了很長時間沒有間斷。
當然，在對待學習和知識分子問題上也曾犯過嚴重錯誤。他更多地是注重對直接經驗和感性知識的總結與學習。1957年下半年開始的反右派鬥爭犯了嚴重擴大化的錯誤，對知識分子的性質及其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重要作用作出了錯誤判斷，認爲我國的知識分子仍然是資產階級的，提出並強調了“外行領導內行”的錯誤口號，導致了“大躍進”運動的輕率發動。“**”中又一度做出了停辦高等院校的決定，讓大批學有所成的知識分子到農村中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拉大了我國的科技文化水平同世界先進國家的距離。此外，在選擇接班人時，他提出要選那些理論知識不要太多而實踐經驗很豐富的人。他說過，歷史上有作爲的皇帝大多是知識較少卻很重實幹的，如漢高祖劉邦、明太租朱元璋等。
對知識的重視不僅表現在對自然科學的學習上，還更多地表現在他對知識分子的關心和愛護上。延安時期，他對着名作家丁玲、蕭軍等的批評幫助可以看作是對知識分子的關心；當他聽說王實味被錯殺後，表示了很不滿的意見，曾對有關人員說道：“還我王實味！”他對許多着名學者、學識淵博的愛國民主人士，不僅一向優待有加，執禮甚恭，而且始終保持着良好的個人友誼，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看成是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表現。
陳雲本人雖然文化程度不高，在填寫學歷時，他寫的是小學，但他和一樣，在參加工作和投身革命後，不僅一直堅持認真刻苦地自學，達到了相當高的文化程度，而且非常重視知識分子的作用。
1937年初，陳雲以赴新疆迎接西路軍代表團團長的身份到新疆與國民黨新疆督辦盛世才交涉接應西路軍事宜。西路軍是中央爲了打通與蘇聯的聯繫、同時也是爲了緩解陝甘邊區的給養困難而於1936年10月下旬組建並出發西征的，但在河西走廊遇到了西北馬家軍騎兵的輪番進攻而失敗，只剩下領導的左支隊在祁連山的冰天雪地裡堅持游擊戰爭。野心勃勃的盛世才爲爭取蘇聯的支持，鞏固自己在新疆的統治地位，答應陳雲提出的要求，由陳雲等帶着幾十輛汽車的物品和裝備，到星星峽將400多人接到新疆的首府迪化。
當陳雲趕到星星峽、與指戰員們相見時，許多幹部戰士就像虎口餘生的孩子回到母親懷抱一樣，驚喜地擁上前去。這些身經百戰、血染沙場都毫不動搖的將士，這時百感交集，竟禁不住熱淚流淌，哽咽着說不出話來。陳雲看着一個個面黃肌瘦、兩頰塌陷的同志們，心中有說不出的難受。
五一節那天，陳雲主持召開了紀念會。他代表黨中央向歷經艱險、九死一生的指戰員表示了親切的慰問，他說：你們這些員，經過那些困難都過來了，人都累得不像樣子了，不投降敵人，還團結在一起，能夠跑到這裡來，是好樣的，是好員嘛！革命鬥爭有勝利也有失敗，只要我們保存下革命的種子，將來就會壯大起來。凡是到這裡的人，都經過了千難萬險的鍛鍊，是多少黃金也換不來的。你們雖然只剩下幾百人，但都是革命的種子，將來可以發展成幾千人、幾萬人、幾十萬人，去奪取革命的勝利。他還說，黨中央對西路軍的鬥爭始終很關心，想了很多辦法來援救陷於困境的同志們。他要求大家把自己製作使用的武器以及衣服、鞋襪等物品，全部保存起來，送到莫斯科共產國際去，讓全世界的無產階級看看，中國工農紅軍是在什麼樣的艱苦條件下從事解放鬥爭的。
到達迪化後，陳雲一方面讓戰士們好好休息以恢復體力，同時有針對性地做好思想工作，很快就消除了縈繞在他們心頭的失敗情緒和張國燾錯誤路線的影響。接着，陳雲又對部隊進行了整編，將西路軍左支隊改稱西路軍總支隊，設政治處、總務科，下編四個大隊，每大隊三個排，每排三個班，每班10個人左右，對外統稱“新兵營”。陳雲還根據形勢的變化，說服廣大戰士將原先的服裝換上盛世才的藏青色軍服，戴青天白日帽徽。開始時，許多人在感情上難以接受，認爲過去在長征路上，在河西走廊，不正是同頭戴青天白日徽章帽子的國民黨軍隊拼殺過來的嗎？現在要我們穿同原來的敵人一樣的服裝，這怎麼能行呢？
陳雲瞭解到這一情況後，立即召開了排以上幹部會議，耐心地進行了解釋：大家的心情可以理解，不過要明白這樣一個道理，軍隊的性質不在於穿戴什麼樣的衣帽，而在於組成這支軍隊的人樹立什麼樣的思想，信仰什麼主義，受何種性質的政黨、政府領導和指揮。現在我們雖然在穿戴上改換成國民黨軍隊的着裝，但我們的信仰和奮鬥目標沒有變，仍然是解放全中國的勞苦大衆，消滅剝削階級，推翻國民黨反動政權，進行民主革命。我們信仰馬克思列寧主義，同過去一樣受中國的絕對領導，聽從黨中央、中央軍委的指揮。一句話，紅軍的本質與宗旨完全同過去一樣，沒有變！
聽了陳雲的這番講話，大家敞開心扉進行了熱烈討論，一致認爲陳雲說的有理，紛紛表示願意改換服裝。但這些久經沙場的鋼鐵戰士們，對自己帽子上那顆閃閃發光的紅星，仍有着極深厚的感情。有的人把紅星從帽子上摘下來，反覆擦着，然後把它裝進新軍服的口袋裡；有的人乾脆把紅星縫在新軍帽的裡面；還有的人把紅領章、紅帽徽和舊軍服洗得乾乾淨淨、疊得平平整整地珍藏起來。
改編後的部隊在當時的情況下，沒有可能很快返回延安或奔赴抗日前線。陳雲一方面抓緊恢復廣大指戰員的身體，一方面又在考慮要利用這段寶貴時間學些科學文化知識。
陳雲對部隊的文化學習和軍事訓練非常重視。他指出：“文化知識是基礎，沒有文化就像瞎子。在戰場上流血犧牲是爲了革命事業的勝利，現在在這裡學習文化知識，目的是爲了進一步學習軍事技術，也是爲了革命事業。這兩者內容不同，目標一致。大家要像在戰場上衝鋒陷陣一樣向文化進軍。前方戰士流血作戰，我們要珍惜這寶貴的學習機會和條件，加倍努力學習，將來好上前線打更多的勝仗。”
由於每個人的文化程度不相同，陳雲決定根據每人識字多少，把學員分成三個班：具有中學文化程度的編爲甲班，小學文化程度的編爲乙班，識字不多或不識字的編爲丙班，以便因材施教。學習內容分爲三方面：基礎文化課、政治課、軍事學習和訓練。文化課以語文和數學爲主，輔學歷史、地理和物理常識；政治課主要學習中國的基本問題、列寧主義基本問題、黨的歷史，輔學政治經濟學等；軍事課主要學基本的軍事戰術，輔以軍事訓練。對那些文化程度低的人，則從最基本的認字、四則運算和計算百分數開始，先儘快掃盲，再系統學習文化知識和政治理論。
陳雲本人親自負責幹部的政治學習，他要求大家每個星期向他彙報學習情況，談心得，提問題，然後再有的放矢地進行引導，效果很好。他還向全體指戰員講國際國內形勢、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和策略、聯共（布）黨史、馬列主義基本問題等等。
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大家很快認識了兩三千個漢字，能記筆記，閱讀報紙，學會了四則運算和百分數。在7月中旬的一次文化考試中，參加政治考試的48名幹部，都瞭解黨的新政策中最重要的問題；參加語文測驗的106人中，有51人在90分以上；參加算術測驗的390人中，有192人在90分以上。
在學習了最基本的文化知識後，陳雲又提出要學習汽車、裝甲車和飛機的駕駛。他對指戰員們說：我們要戰勝日本帝國主義，不能光靠步槍、刺刀，還需要有飛機、大炮、汽車、裝甲車。現在沒有，將來總會有的，等有了再去學就晚了。因此，從現在起就要着手培養會駕駛飛機、汽車、裝甲車的人才，這是一件有戰略意義的任務。如果我們這400多人，每人學會了擺弄一兩件機械化武器，再回延安，一個人帶會十個八個同志，這對建設我軍的技術兵種，對奪取革命勝利，將是多大的貢獻呀！
陳雲的這一席話，激起了廣大幹部戰士強烈的思想共鳴，他們說：要是我們西路軍有這麼好的裝備，我們就不會失敗，我們的戰友也不會犧牲那麼多。陳雲在爭取得到盛世才的同意後，選派了200多人去學習開汽車，在學會開汽車的基礎上再學習開裝甲車，另有100多人學各種火炮。
在實際學習中，陳雲也進行了具體指導。他從官兵們不懂得發動機傳動原理的實際情況出發，提出以學騎自行車開始學機械化。他對學駕駛的同志們說：每個同志都要學會騎自行車。在學習複雜的機械技術之前，先學學擺弄簡單的機械；在學駕駛四個輪子之前，先學學掌握兩個輪子的車（當時蘇聯產的自行車全採用腳剎車）。學員們根據陳雲的建議，在學會騎自行車之後，又花了半個多月的時間學習汽車構造原理，然後在此基礎上學習汽車駕駛。
不久，陳雲又向盛世才提出請他幫助培訓50名八路軍空、地勤人員。盛世才內心雖不願意，但他既然已經答應了使用他的汽車、大炮、裝甲車學技術，就不好拒絕陳雲提出的學飛行的要求。不過，他向陳雲提出了三項要求條件：一是希望中國出面請蘇聯再援助幾架比較先進的飛機，用於代爲培養的飛行人員；學員要由50名減爲45名，其中飛行25名，機械20名。二是爲八路軍培養的這些飛行員在畢業後不能馬上回延安，要幫助航空隊把軍威建起來。三是要求中國派一批得力幹部在新疆工作，幫助發展文化教育，整理財政經濟，衛戍國防。陳雲經過慎重考慮，認爲這些要求沒有涉及原則問題，便全部答應了。因爲當時蘇聯與國民政府建有正式外交關係，不可能幫助培養飛行人員，如利用盛世才的航空隊幫助培訓飛行人才，是既可行又有利的。
經過嚴格挑選和身體檢查，最後有25人被選中（後又從延安派了18人）到盛世才的航空隊中學習飛行技術。陳雲返回延安後，向中央做了彙報，等人認爲，這是一件建設人民空軍的大事，指示學員要從三方面軍中分別挑選，並決定由陳雲和中央組織部負責這項工作。
1946年6月，這批學員返回延安後，組成了延安航空隊。解放戰爭期間，這批學員在東北地區培養了一批空軍飛行人員和航空幹部。1949年11月，人民空軍組建後，這批學員中的大部分成員都走上了軍師級以上領導崗位，在抗美援朝戰爭和國土防空作戰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陳雲未雨綢繆的遠見卓識，爲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軍事人才的培養作出了傑出的貢獻。
此外，他還抽調20多人學習無線電，11個人學軍醫和獸醫，30人學駕駛飛機。
陳雲在延安任組織部長時，中央曾經組織在延安的黨政軍主要負責人，研究中國古代哲學思想，前後堅持了大半年。學習小組的組長由擔任，陳雲爲副組長。參加者有四五十人，研究過老子、莊子、荀子、墨子等人的哲學思想。每週討論一次，每次半天。每次都圍繞一個主題，先有一個人做主題發言，然後大家聯繫實際進行討論，邊學邊議。
1939年12月，陳雲發表了《學習是員的責任》一文。他指出：學習是每個員應盡的責任，“因爲學習是做好工作的一個條件，而且是一個必不可少的條件。”特別是老幹部尤其要抓緊時間學習。因爲過去沒有時間，環境也不允許讓人靜下心來學習，延安的情況不同了，“老幹部應該趁此機會讀些書，增加一點知識，不要再把這個機會錯過去了，否則將來就悔之晚矣。”針對老幹部文化水平普遍很低的現實狀況，陳雲在文章中對學習的具體方法如如何讀書、如何做筆記、如何訂計劃、如何討論等問題都作了詳細的論述。
1940年2月，陳雲在“陝甘寧邊區自然科學研究會”成立會上，又指出：“自然科學的研究可以大大提高生產力，可以大大改善人民生活，我們，對自然科學是重視的，是尊重的”。“科學要大衆化，要在廣大羣衆中開展科學的工作”。“自然科學界目前在邊區的任務爲進行研究發展邊區已有經濟建設基礎的問題。希望大家抱着不怕困難，絕不灰心的奮鬥精神，去從事自然科學事業”。
爲了響應在全黨普遍開展學習運動的號召，陳雲在中組部裡組織了一個學習小組，這就是在延安很有名氣的“窯洞大學”，前後堅持了5年。當時規定，早上吃飯早一點，9點以前不辦公，集中這個時間學習，誰也不準佔用這個時間幹其他的事。因爲，當時沒有什麼交通工具，從延安城裡出來到中組部機關，要走個把鐘點，辦事的人一般是在9點到9點半之間到中組部。利用正式辦公之前的時間來學習，是陳雲的一個重要發明。
對陳雲的這一做法非常贊同，曾號召其他單位要學習陳雲的做法，“擠”時間用於學習。他說，陳雲同志有“擠”的經驗，他有法子“擠”出時間來看書、來開會，並派了他的哲學秘書和培元來進行輔導。他曾三次同陳雲談到了學習哲學的重要性。第一次交談時，陳雲說，他認爲自己過去在革命工作中之所以犯錯誤，主要是由於經驗少。對他說，不是經驗少，是思想方法不對頭。第二次談到這個問題時，又說，人們犯錯誤的原因主要是由於思想方法不對頭，還特別以張國燾犯錯誤但他的經驗並不少爲例來說明這個觀點。第三次見到，再一次說道，人們犯錯誤是思想方法問題。
於是，“窯洞大學”以學習哲學爲主要內容。陳雲本人則利用生病休假的時間，花了一年時間，認真仔細地閱讀了起草的大量文電和文章，重點學習了的《實踐論》、《矛盾論》、《論持久戰》、《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等着作，認爲貫穿於其中的一個重要思想就是實事求是。後來，又和其他學員一起學習了《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政治經濟學》、《哲學概論》等，有的學員還學習了《資本論》、《列寧全集》中的一些重要文章。通過學習，大大提高了學員們的馬列主義理論水平和自覺抵制“左”右傾錯誤的能力。
此後，因工作繁忙，陳雲雖然沒有專門的時間用於學習。但他還是擠出時間通過讀書看報來進行學習，提高自己。他還反覆強調，領導幹部一定要堅持不斷地學習哲學，以提高自己的分析判斷能力和領導水平。他堅信，學了哲學，腦袋會更加靈光。
陳雲對子女的學習抓得也很緊。長子陳元在他的指導下，從初中起就開始看《參考消息》，閱讀《馬克思傳》，高中和大學階段自學哲學，通讀《資本論》，並作了大量的筆記。二女兒陳偉華“文革”期間在懷柔縣當教師，感到知識不足，也產生了要求學習的強烈願望。1970年12月，她給遠在江西“蹲點”的父親寫了一封信，述說了她的學習願望。陳雲接到來信的當天就懷着“萬分歡喜”的心情給女兒寫了回信。
在信中，陳雲要求女兒首先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着作，他認爲“哲學是馬列主義根本中的根本”。同時，爲了使女兒能瞭解國內外形勢，把學習理論與學習時事結合起來，他要求每天都要看《參考消息》、《人民日報》或《北京日報》。另外，爲了使女兒能瞭解馬列着作，他還要求她看中國近代史和世界革命史方面的書，並且具體指出了怎樣才能找到這方面的書。他指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着作很多，但（在）我看來，只要10本到15本就可以了”。他還詳細指出瞭如何從《馬恩全集》中找到必須看的《宣言》和《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按照陳雲的教導，陳偉華隨即訂了一份《參考消息》，每天堅持看報，陸續閱讀了《馬克思傳》和《恩格斯傳》，還閱讀了《宣言》、《社會主義從科學到科學的發展》、《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等着作，自學了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理論，以後又讀了艾思奇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1972年4月，陳雲回到了北京。不久，中央決定讓他參加國務院業務組的工作，協助周總理抓外貿。由於時間仍然比較寬鬆，他又制訂了一個讀書計劃，打算用兩年時間再精讀一遍《馬恩選集》、《列寧選集》、斯大林和的若干着作。
1973年8月，陳雲又給陳偉華寫了一封信，說他已決定邀請在北京的一些家庭成員如她媽媽、阿姨、姐姐等，組織一個學習小組，希望陳偉華也參加這個小組。計劃是首先學習的《實踐論》，學習方法是每人先分頭自己閱讀，然後每星期用早上6點半到9點半的時間集中在一起討論，提出疑問，交流學習心得。陳雲在信中還交代了第一次要學的頁碼，並囑咐要先通篇看一遍，然後再看那幾頁。對那幾頁，必須細讀，凡屬有一點疑問都記下，到集中學習時提出討論。
重新走上重要領導崗位後，陳雲雖然用在學習上的時間不多了，但他仍高度重視學習的重要性。1981年，中央起草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時，陳雲親自向鄧小平建議要在決議稿上加上一段話，提出全黨學習哲學，也學點歷史，特別是中國革命、中國的歷史。他說：（延安時期）親自給我講過三次要學哲學。在黨內，在幹部中，在青年中，提倡學哲學，有根本的意義。現在我們的幹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學，很需要從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只有掌握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上、工作上才能真正提高。要把《實踐論》、《矛盾論》、《論持久戰》、《戰爭和戰略問題》等着作選編一下。還要選一些馬恩列斯的着作。也要學點歷史。青年人不知道我們的歷史，特別是中國革命、中國的歷史。這件事情現在要抓，以後也要抓，要一直抓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