稱讚：其意義不下於淮海戰役，並稱贊陳雲是理財能手
解放初期，由於帝國主義的侵略掠奪，國民黨反動派的腐朽統治以及長期戰爭的破壞，整個國民經濟是一副千瘡百孔的爛攤子。工廠倒閉，商店關門，工人失業，物價波動，社會秩序極爲混亂，嚴重地影響了新政權的鞏固。一些不相信治理能力的中外人士評論說：“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有人甚至揚言：“軍事打100分，政治80分，經濟得零分”。
1949年7月，陳雲趕到上海，經過兩個月的調查研究，主持召開了全國財經工作會議。之所以決定在上海召開這次會議，這是因爲上海是全國的經濟中心，是舊中國外國資本和中國官僚資本的基地，也是中國民族資本的基地，同時也是物價波動最爲嚴重的城市。因此，把上海經濟穩定下來，就可以穩定全國經濟。會議決定統一全國財經工作，即統一財政收支；統一金融管理；統一重要物資的調度。陳雲爲說服華東、上海的負責幹部，提出：要統一，先統富的還是先統窮的?當地幹部服從大局，答道：當然要先統富的。富的贊成統一，其他大區就不會有什麼阻力了。
爲了統一財經工作，首要的是穩定全國的物價，統一貨幣。但是不法投機商人，爲了跟人民政府爭奪對市場的領導權，獲取超額利潤，他們拒用人民幣，並從事金融買賣，攪亂市場秩序，上海的投機商人公然宣稱：解放軍進得了上海，人民幣進不了上海。
在投機商人的操縱下，從1949年4月到1950年2月，不到一年的時間裡就出現了4次全國性的物價風潮。第一次發生在1949年4月，由華北地區開始，並很快波及到華中、山東、蘇北等地。物價漲幅，華北1倍多，華中近4倍，山東、蘇北半倍。第二次發生在1949年6、7月間，從上海開始，影響到各個解放區。首先是糧價上漲，然後紗布跟進，帶動整個物價上漲。上海市場綜合物價平均上漲1倍，天津2倍。第三次發生在1949年10月，以上海爲中心，波及全國。此次漲風最爲猛烈，而且持續時間近2個月。天津、西安、漢口、上海4大城市，大米、白細布的價格上漲了2至4倍。第四次發生在1950年2月，仍以上海爲中心，影響全國。15個大中城市的25種主要商品價格上漲2倍多。在整個4次漲風中，從1949年6月到1950年2月，上海批發物價總計上漲20倍。物價的多次大幅波動，給人民生活和經濟的恢復工作造成了巨大的困難。
爲了平抑物價漲風，人民政府在成立之初，即明令禁止金、銀、外幣在市場流通，由人民銀行掛牌收兌。但不法投機者對此置若罔聞，仍繼續從事金、銀和外幣的投機買賣，拒用人民幣，尤以被稱爲遠東金融中心的上海最爲嚴重。
當時上海的一些主要馬路，特別是西藏路、南京路和外灘一帶，到處都可看到許多人在人行道上或十字路口，兜售銀元。投機分子的總指揮部是上海證券交易所。該所設在漢口路422號，是一幢8層高的大樓，建成於1934年，號稱是當時遠東最大的證券交易所。抗戰前在該所登記的證券字號有192家，是金融、地產、紡織、百貨、化工、文化等各實業界的一些“巨頭”，也是官僚資本在滬操縱資金市場巧取豪奪的一個重要基地。抗戰爆發後曾一度關閉。1946年，經國民黨政府批准復業，登記參加交易的證券字號達234家，控制着全市的有價證券交易，並通過買空賣空的投機活動，操縱物價。它與全國乃至遠東各大城市都有緊密聯繫，國民黨政府的一些要員，或明或暗地充當幕後保護人。普通市民中也有不少人涉足其間，從事投機活動。
投機分子利用幾千部電話同分布在全市各個角落的分支據點保持着密切聯繫，操縱銀元價格。其中有一個名叫張興鋃的投機商人，在4樓設了一個辦公室“壽昌金號”，是操縱投機買賣的總指揮所。在這個辦公室裡，有電話機25部，屋內藏有許多暗號和密碼，同四面八方進行密切聯繫。牆上掛着一張紅字表格，上面寫着4個項目8個大字：黃金、美鈔、袁頭、孫頭。所謂袁頭孫頭是指上面有袁世凱和孫中山頭像的銀元。每個項目下面，都用白粉水筆註明買進賣出的價格。
上海解放後，投機商人繼續從事金銀外幣販賣生意。由於證券大樓擁有幾百門市內電話和大量對講電話等通訊工具，每天還有數千前來探聽行情的人出入其間傳遞信息，因而證券交易所的一些金融投機商操縱金銀外幣的黑市價格，觸角得以伸向各個角落，證券大樓再次成爲全市金融投機活動的中心。在投機商人的操縱下，銀元的價格在短短的10天時間內，上漲近2倍。銀價暴漲帶動了整個物價的上漲。在上海解放後的13天內，批發物價指數猛漲2倍多，大米和棉紗也上漲了1~2倍以上。
在物價狂漲的情況下，南京的四大百貨公司開始用銀元標價，其他商店聞風而動，相繼仿效，拒用人民幣。人民銀行發行的人民幣，早上發出去，晚上又差不多全部回到了人民銀行。人民幣的信用受到了嚴重的威脅。
針對這一情況，人民政府曾採取拋售銀元的辦法以穩住市場。但10萬銀元剛一拋出，即被投機分子全部吃進，不但沒有穩住市場，投機之風反而愈演愈烈。上海遊資和投機分子的實力太大了，靠拋售的辦法是無法穩住市場的。據說當年日本佔領上海時，爲了穩住上海的市場，從東京一次運來5噸黃金，但投下去之後卻如泥牛入海。
接到華東財委的情況報告後，陳雲進行了認真分析，指出：上海市場收兌金圓券僅用人民幣4億即兌完，上海流通之主要通貨不是金圓券而是銀元，此種情況是在平津解放即我軍渡江後，金圓券迅速崩潰，南京政府垮臺之下造成的。我們在金融上所遇到的敵人，已不是軟弱的金圓券，而是強硬的銀元。過江以前，解放戰爭一般是先解放鄉村包圍大中城市，然後解放之，這樣在金融貿易上就先在鄉村生了根，城市一解放，我幣佔領市場，恢復城鄉交流是比較容易的（如瀋陽、天津）。過江以後，情形不同了，先佔城市，後佔鄉村，城鄉是銀元的市場，推廣我幣增加了困難。他指出，應用強硬手段查封上海證券交易所，嚴懲投機分子。
接到這一指示後，華東財委和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立即通過報紙和廣播敦促少數奸商和投機分子停止從事銀元等的投機生意。但投機分子對此置若罔聞。
在勸說無效的情況下，上海市軍管會於6月10日上午10時派出上海市軍警分5路包圍了投機分子操縱市場的大本營——證券大樓。
爲了保證將投機分子一網打盡，上海市軍管會事先做了周密的準備。9日，他們先派出公安局的少數骨幹化裝進入證券大樓瞭解情況，熟悉地形，其餘人員全部留局待命，並臨時切斷與外界的一切聯繫，以防泄密。與此同時，還依靠原地下黨設在證券大樓的密點及秘密工作人員對證券大樓各投機商號、經紀人的違法活動進行秘密調查，確定了一批應予扣押審查人員的名單。
上午8時許，上海市公安局局長李士英首先率領200餘名便衣幹警按預定部署分散進入證券大樓，分5個組控制了各活動場所和所有進出通道。10時左右，上海市警備司令宋時輪率警衛部隊一個營，分乘10輛大卡車到達證券大樓，對其實行包圍。同時，分佈在大樓現場的公安人員也亮出身份，命令所有人員立即停止活動，接受檢查。從上午10時到午夜12時，公安人員分頭搜查了各個投機字號，並登記了所有被封堵在大樓內的人員及財物，然後，命令全部人員到底層大廳集中，聽政府代表訓話。集中到大廳的共有2100人，除根據事先確定的名單當場扣押238名送市人民法院外，其餘1800餘人經教育陸續放出。
突襲證券大樓，一舉取得了勝利。但證券大樓以外的上海灘上到處還能聽到販賣銀元的叫賣聲和銀元的撞擊聲。但當解放軍循聲前去時，聲音便迅即消失，銀元販子也逃得了無蹤跡。指揮所好辦，散兵遊勇難於對付。但銀元的販賣、投機活動一日不絕，上海的物價也就一日難以平穩，人民幣的信譽也就難以確立和鞏固。
於是，上海市的軍管人員決定改變策略。他們換上便衣，深入民間，在一個小孩和老太太的幫助下，順藤摸瓜，抓獲了一大批銀元販子，並採取分化瓦解的政策，對10元以下的小販子，抓後即放，並請他們協助抓大販子。這樣，用了不到一個星期的時間，大的銀元販子基本上都被抓獲，小的銀元販子也不敢再從事這一活動了。從此，上海的金融投機生意基本絕跡。
查封證券大樓和嚴懲銀元販子，雖然使物價暫時獲得了穩定，但投機分子內心並不服氣，仍伺機與人民政府爭奪對市場的領導權。他們認爲，只要控制了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也就掌握了對市場的領導權。他們說：“只要控制了‘兩白一黑’（即大米、紗布、煤炭），就能置上海於死地”。於是，投機分子拼命搶購國營公司的糧食、紗布等物資，甚至高息拆借資金搶購、囤積物資，滿以爲這一次準可以從經濟上把鬥垮，讓政府乖乖地聽從他們的話，任由他們擺佈。
在長期惡性通貨膨脹的影響下，向有“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投”的說法。因此，當時上海從事棉紗棉布投機生意的商號很多。與1937年相比，1949年全上海棉紗字號從60家發展到560家，棉布字號從210家發展到2231家，糖行則從82家發展到644家。這些商號多以買空賣空或囤積商品爲主。產業資本也普遍囤積原材料和製成品，有的還拋售空頭棧單或搶購業外商品。有些名爲“工廠”，卻既無設備，又無廠房，實際從事投機生意。
人民政府與投機資本的再次較量勢不可免。還是在10月初，陳雲在發給中央的電報中就指出：目前財政赤字仍然很大，且須收購大量物資（主要是棉花），必須繼續增發貨幣，從去年底到今年8月底關內貨幣發行額已經從185億增加到4851億，增加了25倍，在這一時期物價已上漲了15倍，估計8至12月的財政赤字爲6700億，收購棉花等物資約需4000億，合計共需1萬億，除8月份已發行的2000億外，還鬚髮行8000億，即在4個月內發行數額尚須增加兩倍，在這樣的情況下，要想停止物價上漲是不可能的。
事實果不出所料。自10月15日起，以滬津爲先導，華中、西北跟進，全國幣值大跌，物價猛漲。不出1個月，物價平均指數：京津漲1.8倍，上海漲1.5倍，華中、西北大致相同。這次漲價的主戰場仍是上海，主要物資則是紗布。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上海的棉紗價格上漲了3.8倍，棉布上漲了3.5倍，由此帶動了其他物價跟着上漲。
爲奪取這場與投機資本的最後鬥爭的勝利，陳雲把主戰場選擇在投機活動最爲猖獗的上海。他首先對形勢進行了分析：在上海，主要是由於紗布短缺，引起了投機勢力的囤積。而當時，華北受災，棉產區糧食很貴，北方的投機勢力很可能集中衝擊糧食，到那時，我們將不得不同時在兩個戰場上作戰。爲了避免兩面受敵，他決定首先抓住糧食，穩定北方地區。
10月20日，陳雲急電東北，要求緊急調撥一批糧食支持華北市場。爲求萬無一失，陳雲派曹菊如趕赴東北，並要他坐鎮瀋陽，保證東北每天發一個列車的糧食到北京，在天壇用大席囤存糧食，而且必須每天增加存糧席囤，讓糧販子看到，國家手中有糧食，使其感到無隙可乘。果然，京津兩地的糧販子看到東北的糧食源源不斷地運往北京，未敢輕舉妄動。
這邊騰出手來，陳雲又開始全力對付上海的投機勢力。他指出：上海的問題，是有無大米，有無棉花，而其關鍵是有無運力，把大米和棉花運進來。他說：一個是吃，一個是穿，是市場的主要物資，我掌握多少，即是控制市場力量的大小。人心亂不亂，在城市中心是糧食，在農村主要靠棉紗。
11月13日，陳雲爲中財委起草致各地的指示電，指出：目前穩定物價已有可能，各地均應以全力穩住。爲此，他做出了12項規定：（1）以滬津兩地7月底物價平均指數爲標準，力求只漲2倍或2.2倍。（2）東北自11月15日至30日，須每日運糧500至600萬公斤入關，以應付京津需要。東北及京津貿易公司須全力保證裝卸車，鐵道部則應保證空車回撥。（3）爲保證漢口及湘粵紗布供應，派錢之光先到上海，後去漢口，適當調整兩地紗布存量，以便行動。同時催促華中棉花東運。（4）由西北財委派員將隴海沿線積存之紗布，儘速運到西安。（5）財政部須自11月15日至30日於德石路北及平原省，撥交貿易部1.01億公斤公糧，以應付棉產區糧食銷售。（6）人民銀行總行及各主要分行自電到日起，除中財委及各大區財委認爲特殊需要而批准外，其他貸款一律暫停。在此期內，應按約收回貸款。何時解禁，聽候命令。（7）各大城市應將幾種能起收縮銀根作用之稅收，於11月25日左右開徵。（8）工礦投資及收購資金，除中財委認可者外，由各大區財委負責，自此電到達日起一律暫停支付。（9）中財委及各大區財委對各地軍費（除去倉庫建築等）應全部撥付，不得扣壓。但請當地黨政軍當局叮囑部隊後勤負責同志，不得投入商業活動。（10）地方經費中，凡屬可以遲發半月或20天者，均應延緩半月或20天。（11）目前各地貿易公司，除必須應付門售者外，暫時不宜將主要物資大量拋售，應從各方調集主要物資於主要地點，併力爭於11月25日（至遲30日）完成；預定11月底12月初於全國各主要城市一齊拋售。爲了解各地準備情況及避免拋售中此起彼落，各地需將準備情況報告中財委，以便大體上統一行動日期。
爲了有力地打擊投機勢力，讓投機分子把囤積的棉紗，怎麼吃進去的再怎麼吐出來，陳雲還特別指出：對於投機商人，應在此次行動中給以適當教訓。爲此：（甲）目前搶購風盛時，我應乘機將冷貨呆貨拋給投機商，但不給其主要物資。（乙）等到收縮銀根、物價平衡，商人吐出主要物資時，我應乘機買進。
電報起草完後，當晚即上報中央。周恩來閱後批示：“如主席未睡，請即送閱。如睡，望先發，發後送閱。”閱後也當即批示：“即刻發，發後再送劉、朱。”
16日，陳雲再次電示各地，要求：“以後各地物價報告，特別在猛漲時期，均須指明我之拋售價（官價）與市場價（黑價），並估計在成交額中兩者之比例。滬津兩地必須這樣做，以便華北各地和華中、華南以及將來西南在掌握當地價格上較有把握”；“各地在計算物價平均指數時，必須估計到當地若干種物資有餘或不足，又須估計到滬津等地若干種物資價格的漲落對本地同一物資價格影響的有無與大小（例如滬紗布對漢口紗布影響大，大米則影響小），以便各自規定既適合於全國又適合於當地的價格”；“估計滬漢也可能出現如12、13兩日京津市場一度極亂的情況，但也可能不及京津之亂。如出現市場大亂的情況，只要我們確已緊縮貨幣發行，物價指數已漲達兩倍則不必恐惶。那時，糧、油、鹽等照正常門售量售出是需要的，但過多的拋售則不必要”；“兩日來，京津我貿易公司已賣不掉糧，糧價在回跌中，只要滬漢兩地也出現這種情況，此次漲風即告一段落。估計各地緊縮通貨及滬漢紗布漲足之後，在11月25日前即可全國穩住。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但爲穩當起見，各地仍照11月13日電全力準備物資，勿稍鬆弛”。
按照上述部署，天津先後從東北調集糧食3000萬公斤，準備布匹35萬匹，棉紗5000件。上海準備棉布110萬匹，棉紗28000件。漢口準備棉布30萬匹，棉紗8000件，西安準備棉布40萬匹。在周密佈置和充分準備後，選擇市場物價達到最高峰的11月25日，在全國各大城市統一行動，集中拋售。剛開市時，上海等地的投機商看到有棉紗售出，即拿出全部資金爭相購入，有的甚至不惜借高利貸。當時，上海的借貸甚至出現了以日計息的現象，上海人稱爲“日拆”，這在上海、全國甚至全世界都是罕見的。投機商們有自己的小算盤，根據他們過去的經驗，紗布價格一天之內漲好幾次，吃進紗布後，當天轉手，不但可以應付日拆，還可以獲高利。然而，這次他們卻打錯了算盤，上海等地的國營花紗布公司，源源不斷地拋售紗布，而且一邊拋售，一邊降低牌價，投機講究的是買漲不買落，投機者眼見國營公司的紗布源源不斷地售出，而且價格不斷降低，知道大事不妙，也開始趕緊拋售手中的紗布，但他們拋得越多，市場行情跌得越快，上海的紗布價格，一天之內下降了一半。投機分子叫苦不迭。
爲使投機分子受到徹底打擊，人民政府又作出如下規定：所有國營企業的錢一律存入銀行，不向銀行和資本家企業貸款；私營工廠不準關門，而且要照發工資；加緊徵稅，還規定稅金不能遲交，遲交一天，就得罰稅金額的3%。
有人向陳雲反映說，這樣做是不是太狠了，陳雲說：不狠，不這樣，就天下大亂。
這樣一來，資本家和投機分子，兩面挨耳光，再也受不住了，不得不要求政府出面，買回他們吃進的棉紗。於是，政府乘機以極低的價格買進了大量的棉紗。
陳雲指揮的這場戰鬥，乾淨、利索，使投機分子受到了嚴厲的打擊。有些資本家血本無歸，應付不了日拆，跳樓自殺，有的捲起鋪蓋逃往香港。
事後，上海的一位着名資本家說：“6月銀元風潮，是用政治力量壓下去的，此次則僅用經濟力量就能穩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的。”
10月漲風平息下來以後，陳雲並未掉以輕心，他預料投機分子這次受到嚴厲打擊之後，決不會就此罷休，肯定還要進行反撲。他們這次在紗布上跌了跟頭，短時間內不敢再在紗布問題上做文章，但很可能在糧食問題上大做文章。當時，上海的存糧只有千萬斤，防守力量非常脆弱，各大城市也都面臨糧荒。因此，11月底，物價漸趨平穩之後，陳雲即開始籌劃在糧食問題上與資產階級和投機分子的較量。
12月12日，中財委召開了全國城市供應會議。陳雲在會上講話，並對全國範圍內統一調度糧食的工作作了具體部署。會後不久，四川即徵集了2億公斤大米支援上海。
1950年1月11日，陳雲就解決川糧濟滬問題致電饒漱石、曾山，指出：四川的2億公斤大米2月初即可啓運，務請抽調大批幹部去川運糧。他還致電鄧子恢、東北財委並曾山，說上海存糧僅千萬斤，要求華中、東北短期內運糧濟滬以應急。1月22日，他在給中央和的報告中提出，解決上海等大城市的糧食供應的辦法，除先調滬寧滬杭兩線公糧，同時抓緊華中、四川、東北向上海運糧外，應準備向國外增購2億公斤大米。
爲了確保在糧食問題的較量上萬無一失，陳雲對東北和四川這兩個堅強的後盾特別關注。1月23日，他再次致電東北方面，指出：本月上海米價猛漲，估計春荒難關過不去。華中、四川調給上海的公糧，或因山地集中不易，或因船運量小，何時與能否調到，實在把握不大。由於米價貴，進口的外米能否很快運來，亦屬疑問。希望東北再收買一批大米或稻子。
1月26日，他又致電中南財委並轉中南交通會議，要求他們設法組織公私船隻接運由重慶到宜昌的大米，並運到上海。他指出：此一任務，關係到全國物價計劃及上海供應問題，必須解決。
經過兩個月的準備，在上海周圍完成了三道防線的佈置，即：第一道，杭嘉湖、蘇錫常一線；第二道，江蘇、浙江、安徽急速運糧；第三道，由東北、華中、四川組織搶運。這幾道防線合在一起，政府手裡掌握的週轉糧大約有十幾億斤，足夠上海週轉一年半，北京、天津、武漢等大城市的糧食也得到了補充。
事實證明陳雲的估計是準確的。上海等地的資本家和投機勢力，在經歷了兩次打擊之後，仍然不服氣，還想尋找機會與人民政府較量。1950年春節前後，他們又看準了糧食市場，妄圖在這上面大做文章。上海糧食市場上歷來有春節後“紅盤”（指正月初五開市）看漲的“規律”，加上投機商們看“準”了政府糧食準備上的“不足”，因此，他們以爲這次一定可以在糧食上大撈一把，以出出前兩次被整的晦氣。
於是，春節前夕，投機商們開始向糧食進軍。他們千方百計大量囤積糧食，市場能買到多少大米他們就買下多少，如同瘋狂的賭徒一樣，把他們所能調動的頭寸都押在這個賭注上，以爲肯定能利市百倍，坐等暴利像黃浦江水一樣源源向自家流來。投機商們扒進糧食一直到1949年農曆年三十的晚上，然後，燒香拜神，等待正月初五財神爺上門。
正月初五到了，糧食市場“紅盤”開出，出乎投機商們意料的是，糧食價格不但沒有上漲，反而連續下跌。在陳雲和中財委的統一部署下，上海廣泛開設國營糧店，並連續拋售了1億多公斤大米。逼得投機商不得不在虧本的情況下把囤積的大米全部吐了出來。資本家和投機分子搞不懂，從哪裡弄來了這麼多的大米，但有一點他們算是認清了：在經濟上是有辦法的。正如一位資本家說的那樣：“商務印書館那個小個子（指陳雲）真行！”
經過幾個回合的較量，資產階級和投機分子元氣大傷，徹底認輸，再也不敢在市場上興風作浪，和人民政府爭奪對市場的領導權了，持續了十多年的有如脫繮野馬的通貨膨脹終於被制服。到1950年，上海和全國的物價迅速穩定下來。曾高度評價穩定物價鬥爭的勝利，稱它的意義“不下於淮海戰役”，並極爲稱道陳雲的理財能力。他借用諸葛亮在《前出師表》裡敘述劉備誇獎向寵將軍的話——“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稱陳雲的理財能力爲“能”。
在七屆三中全會上，陳雲在總結了一年來與投機資本較量的經驗教訓後，說：“當然，這些工作中毛病還很多”。隨即插話說：“第一條是功勞很大”。
經過一年多的工作，財政收支基本平衡，金融物價基本穩定，但私營工商業界又發生了困難。不少地方出現了工廠停工，商店歇業，工人失業等問題。這是在虛假購買力消失後，過去爲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和官僚資本服務的一些行業出現了困難，加上私營企業盲目經營以及社會經濟改組過程中難以避免的現象。爲了解決這些問題，1950年下半年，開始對私營企業按照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原則進行調整。重點是調整勞資關係、城鄉關係和產銷關係，尤其是調整城鄉關係和產銷關係。之所以如此，陳雲說：擴大農村土產品的購銷不僅是羣衆問題，而且也是目前活躍中國經濟的關鍵。城市的繁榮是農村經濟運轉的結果，農村土產品賣出去了，就增加了農民的購買力，促進城市工商業的發展，減少城市的失業現象，城市購買力也跟着提高，工商業繁榮，又增加了國家的稅收，減少了財政上的困難，物價更趨穩定。實踐的結果達到了預期的目的。1951年4月，他在總結上一年的財經工作時，說：“去年我們做了很多工作，只有兩個重點，一是統一，二是調整。統一是統一財經管理，調整是調整工商業。統一財經之後，物價穩定了，但東西賣不出去，後來就調整工商業，才使工商業好轉。6月以前是統一，6月以後是調整。只此兩事，天下大定”。同時，由於在調整公私關係時，對有困難的企業實行了加工訂貨，併合理地劃分了經營範圍，這就使得一些私營企業在一定程度上走上了國家資本主義的軌道，從而爲後來的社會主義改造準備了條件，並積累了經驗。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後，陳雲提出，爲了優先保證戰爭費用的合理支出，財經工作安排的順序，第一是戰費，一切服從戰爭，一切爲了戰爭的勝利；第二是穩定市場，求得金融物價的穩定；第三是各種經濟和文化建設的支出（即“邊抗、邊穩、邊建”的方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