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玉玲舉行了婚禮。是在舅舅、麗傑的父親，還有馮德山的一再主張下，原因是家裡缺主內的幫手，需要照顧。玉玲忙，脫不開身，但長期住在家中又不妥當。玉玲的父母也非常理解我家中的現狀，我本想等兩年再說，由於母親失明，弟弟妹妹都讀書，我沒有堅持自己原有的觀點。俗話說“人算不如天算“，有些事情畢竟趕到那兒了，就不能以你的意志爲轉移。
婚禮是在父親去世後百天之內舉行的，有他們的說法。說什麼百天之內，紅、白喜事可以一起辦。如果超過百天，就必須得三年以後才能完婚。我沒想和老人們爭論，因爲家裡確實需要人，換句話說，麗傑去世還不到三年，雖然沒有舉行婚禮，但是結婚證已經辦了，我們已是合法夫妻。再說她死後也葬到了宋家的墳地。我在心裡只能默默求麗傑諒解吧。結婚的前兩天，我到麗傑的墳前，坐了一下午，把情況也向麗傑說了，相信，如果她在天有靈，能夠理解家中的狀況。
婚前的晚上，看守所武警中隊集體來給道喜，中隊只留下兩個值班武警，因爲第二天的飯菜已準備完畢，我讓廚師給上了兩桌酒席招待武警。這都是我在看守所羈押時相處的。出來後，只要路過武警中隊，有時間我就去坐坐，所以，關係比較融洽。最好的朋友叫劉照玉，是德都市雙泉鄉青石村的，今年轉業，在酒桌上他對我說，想讓我幫助弄一把獵刀，我說：“沒問題，我外甥有一把讓我要來了，今天晚上人太多，不方便找，等婚後，我找出來給你送去。”也就是這把刀引發了人命案。
1987年5月2日，玉玲把早餐做好，我還沒有起牀。她進屋喊我起牀吃飯。我因爲右手四根肌腱砍斷後，傷殘未愈，穿衣服很吃力。玉玲一邊幫我穿衣服，一邊說：“今天振庫、振平他們學校包場看電影，《南北少林》，振庫班主任姚春平多給了兩張票，振庫說讓咱倆去看電影。”
我說不去。結完婚後，前後院弄的很亂，我得收拾收拾，再說園子也該鬆土，過幾天該種青菜了。玉玲說：“這些活明天我幹，你左手有傷，我也不能讓你去收拾。走吧，順便給妹妹買件衣服，你也散散心。”
我想也行。從結婚這幾天，我的情緒也慢待了玉玲，心裡產生了歉意。也該散散心了。
騎自行車到電影院需三十分鐘，此時我看錶已不足一小時，急忙洗漱、吃飯，直奔電影院，臨行我順手把準備送給劉照玉的獵刀帶在了身上，打算順路送給他。
一路緊趕，到了電影院，電影已經開演十分鐘，座位爆滿，如果不站着看，憑票可以看下場，由於時間關係，改看商業俱樂部半小時以後的這場電影。
入場前，我碰見了幾位朋友，在一起閒聊起來，我讓弟弟及玉玲先入場找座位坐下。約四、五分鐘左右，三弟振平的同學施龍跑來告訴我，說有兩個人要打振平，我問因爲什麼？施龍說：“那兩個小子調戲我嫂子。” 我聽後，急忙跑進場內。
當時，兩個小子正欲毆打振平，我上前極力勸解，事態方平息。電影散場後，振平的同學施龍先出影院一步，而後返回我身邊說：“正門已被數十人堵住，準備毆打振平。爲了迴避廝打，我與妻子玉玲和振平從側門出場，並囑咐振平取自行車後，速離開電影院。
然而在取自行車之際，振平遭到近二十人的圍追堵截，領頭的就是和振平吵架的那位。手裡拿着鐵皮包着的木棍，其他人都各持利器，雨點兒般地打向振平。玉玲死死地護着振平。我再次勸阻進攻最兇的那位挑事兒者。我勸住後，轉身去勸阻他人時，在跑竄中，身上帶的獵刀掉在了地上，我回身取刀時，見那位手持鐵皮包着木棒的小子，正舉棒打向玉玲的頭部。當時，玉玲正抱着振平，背對着行兇者，情急之下，我用左手拾起獵刀，迎上幾步，一刀刺向行兇者的大腿部位，由於我的身體高大，且雙方在運動中，一刀刺到了腹部，害怕傷及太深，急忙抽出刀來。這時迎面過來一個小子，奔振平撲去，我照其臀部刺了一刀，這人受傷後跑掉。此時，人羣中一片混亂，其他行兇者被二弟振庫領來的人一路趕跑，我與弟弟、妻子匆忙離開現場。
在回來途中，聽見三三兩兩的人邊走邊說：‘剛纔電影院打仗了，把華局長的兒子給打死了。“我一聽腦袋“嗡”一下，華家的勢力我清楚。心想，這是一場天大的麻煩啊，事已至此，我也不能眼看着我的妻子和弟弟遭到毒手。
我準備回家中安頓一下，然後投案自首。
玉玲翻箱倒櫃把家裡所有的幾千元積蓄拿了出來，哭着讓我跑，她說都怪她。我說現在說什麼都沒有用了，讓她趕緊做飯，如果受傷者死亡，所有在場的人都得接受訊問和審查，出事兒就不能怕事兒，讓大夥兒吃飽，一旦公安部門插手，人什麼時候放就不一定了。
我找到玉玲的表哥馮德秀，委託其到醫院看望受傷者傷勢如何，約四十分鐘左右，馮德秀回來說：“人已經死了，是大興安嶺地區公安局副局長的侄子，叫華宇，其父原是地區公安局治安科科長，現在在安全局任職；母親原是地區醫藥公司會計，兩個姐姐，兩個哥哥，分別是地區中級人民法院審判員；地區公安局審查站會計；地區公安局刑警和派出所民警。目前，公安機關已插手此案。
馮德秀問現在怎麼辦，我讓他到家裡告訴玉玲，讓弟弟們抓緊吃飯，我自己需要冷靜下來思考一下。
來到了甘河邊。這是我以往遇到煩心事一個人常來的地方。望着清澈的河水，一支菸接着一支菸不停地吸着。人命關天，權勢的壓力，擺在面前的只有三條路；跳河自殺、逃跑、投案自首。如果自殺一了百了，但是值不值得，難道你被害人逼到我這種地步，我連自衛的權力都沒有麼？難道作爲一個男人連自己的妻子和弟弟都保護不了？這樣活着還有什麼意義？但我維護了親人的合法權益，你再有權再有勢能把我怎樣？假如我自殺了，我的麻煩恐怕牽連到他人，逃跑的話，公安機關也會按“殺人犯“通緝我，一旦抓住，加上被害人家的勢力干擾，打起官司就太被動了；那麼唯一的一條路是投案自首，本案具有防衛性質，如果投案自首，即便再有權勢干擾司法公正，總不至於判我死刑吧，男子漢敢作敢當，我堅信正義的力量大於一切。
我回到家裡時，玉玲和弟弟們都被公安機關傳訊去了。其中有三弟振平和同學施龍和所繼生。
我走出家門，迎面碰上所繼生的母親，他母親問我發生什麼事了。我告訴她，沒有任何人的事兒。也許明後天所繼生就能回來，是我把人刺傷致死了。我現在到公安機關投案，並讓所繼生的母親隨我一同去公安局往回要兒子。（我的另一個想法是：如果在我前去的途中，公安機關和我相遇，所繼生的母親可以做我證明自首的證人）。
不出所料，剛剛走出五一村（我選擇走公路是推斷可能會相遇），公安局的兩輛挎鬥摩托迎面而來，前一輛車上坐着五一村的孫立偉，孫立偉見到我，告訴了公安人員，摩托車停了下來，我迎上去，公安人員問我叫什麼名字，“宋振嶺。”我沒有迴避。“你幹什麼去？”公安人員問。“我去投案！”我答道。
公安人員聽後說：“上車吧！”而後調轉車頭，直奔公安局。
等到了公安局，準備做筆錄時，進來一個刑警說了一嘴：“那面審出來了，與他沒關係，是宋振平承認用尖刀刺的被害人華宇。”我聽後一愣，三弟振平把責任攬過去了。當時，只是在家裡時，順口說了一句，不行由振平承擔，一是事件起因是被害人調戲婦女；二是振平未滿十八週歲，有法定從輕情節。這樣，即使你暗裡干擾司法公正，也判不到哪去。因此逼着你被害人家屬退步，我寧可給你一定的經濟賠償，如果妥協，振平即使判也判不幾年。不過當初只是提了一嘴，並沒想那麼做，否則，最起碼需要交待的是：一、是在什麼狀態下刺的被害人，時間和空間要交代細緻，被刺部位，以及振平刺完華宇後的一些細節，也要與實際相吻合了。那樣，這起案子基本能夠定住。但我並沒交代上述這幾點，振平就把罪攬過去了。我明白弟弟的心意，他考慮哥哥剛結婚，且又緩刑在外，我如果承擔罪責，不但對他嫂子是個打擊，而且處理時，因爲有前期刑罰在身，肯定在量刑時不利。他承擔的話，最遲三十歲之前也回來了。
面對着案件出現的這個插曲，我陷入了深深地沉思之中。
辦案人員開始緩做筆錄，嘮起了閒嗑兒。我向辦案人員要了幾支煙，不停地抽着。
從案件的整個過程，我像過電影一樣，從頭到尾地過了一遍。越想越不對。不行，三弟振平攬不過去。每個環節就像鏈條一樣，處理不好，就斷了。那樣，反而更被動了。我這面還有投案自首情節，如果只投案不自首，容易把法定從輕情節給打丟了，人命關天，步步都要慎重。
其實，人的一生，有許多事情不是隨着人的意志而轉移。如果當初，我回去後，把案件和弟弟認真研究交待一下，三弟能把案子攬過去的話，1993年振平也不會因特大流氓犯罪團伙主犯，走上了一條不歸之路。
“還是給我做筆錄吧，我弟弟是在胡說八道，那一刀是我刺的，扎到了肚子上。”我對辦案人說。
辦案人稍有放鬆的表情，立即繃緊起來。“怎麼，人是你捅的？”
“嗯。”我答道。
其中一個辦案人站了起來，說：“你先等一會兒。”說完轉身出去了。
大約能有十幾分鐘左右，可能向局領導彙報了案件訊問中的突變情況，辦案人拿着訊問筆錄紙返了回來。
筆錄做了有一個小時。我談的很細緻，也很客觀。因爲第一手筆錄在今後的訴訟過程中，將起到比較關鍵的作用。如果沒有其它節外生枝的事情，一般的案件，都以第一手材料爲主，而預審科和檢察院在提審時，基本上做筆錄就不這麼詳細了。只是針對案件過程中需要補充的地方側重記錄一下，或有些問題不明確，譬如，牽扯案件定性方面、主觀態度或某重要環節等問題進行補充。
天已經漸漸地放亮。辦案人拿着筆錄走了。在審理案子中，每進展一步，都要向領導彙報，以便研究下一步審訊方案。
隔着窗戶，看到路上星散地出現了行人。那是塊自由的天地，已經不屬於我了，起碼需要一段時間。我清醒地意識到，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剛剛拉開帷幕，前方的路充滿了艱難和泥濘，我沒有選擇。
我想到了《留侯論》中的兩句話：“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有過人之節。”那麼人逢大事而不亂，是不是過人之節呢？在心理上，我開始自勉。
我喜歡梅花，因爲梅花有堅強的性格。梅花獨傲嚴寒以飛雪爲伴，最終迎來的是繁華的春芳。我不相信，前方的路，只有我一個人在艱難地跋涉。我要用堅強的意志衝出人生這片泥濘的沼澤。
清晨的時候，我和玉玲見上一面，我把手錶和她給我的那支鋼筆交給她，只說了一句：“照顧好你自己。”玉玲眼淚流了下來，我很冷靜，告訴她，把眼淚擦掉。
開始案件是按流氓毆鬥定性的，加之人命關天，玉玲也被刑拘審查，放到了審查站。看守所這面二弟振庫、三弟振平、玉玲叔叔家的弟弟謝興旺，還有施龍、所繼生。
開始案件是按流氓毆鬥定性的，加之人命關天，玉玲也被刑拘審查，放到了審查站。看守所這面二弟振庫、三弟振平、玉玲叔叔家的弟弟謝興旺，還有施龍、所繼生。
看守所把我關在了九號房間。當再次把我送到這間熟悉的監房時，心情低落到了極點。看守員走後，我坐在了鋪邊上。睡頭鋪的是號裡的鬼子，我沒有理他。 他問我：“你啥事兒進來的？”我心裡很煩，說：‘強姦！““強姦？”他問：“你強姦到什麼程度？”
我有些沉重地說：“死了。”他說：“這麼嚴重？”我點點頭說：“那可不！現在這女的也不行，一點兒不抗弄。”我之所以說有挑釁的意思。因爲號裡凡是強姦罪進來了，號里人都禍害他，這種犯罪遭人反感。有的強姦犯進來還不好意思說是強姦進來的，所以有不少人當問到什麼罪進來的，有的說“中軸鬧事”，有的說“傷害不封口。”還有的說：“男女關係”。號里人就要罵他或打他：“你他媽男女關係還能進來？”他就說：“人家告強姦！”號里人就說：“你他媽真不老實，強姦就說強姦唄，挑好聽的說，這小子不老實，打他！”這種現象在號裡很普遍。
頭鋪的那個小子感覺我在調侃他，有些急了，說：“站起來！”
我急忙站起來說：“怎麼的？想打仗？”我摸起臉盆，“你們是一個一個上，還是一起上？（屋裡當時押着有七八個人）”
這幾句話，基本能鎮住號里人。一是憑我一米八六的體格；二是號里人分三六九等，因此，頭鋪能維住的充其量也就三兩個人，其餘的有中立的、有受壓制的，他不敢和頭鋪抗衡，但這類人希望進來一個人能壓倒他或打他的，心裡也出口惡氣。所以，假如三兩個人伸手，我弄好了能打個平手。若吃虧，這幾個人不可能一起離開這個號，我可以分而殲之。一般情況，號里人能想到這一點，真遇到吃硬的，也縮骨，給自己留後路。從氣勢上玩兒心理戰，是一種策略。不過，讀過我書的人，僅供參考。如果有一天哪位哥們一不小心被關到這種環境下，知己知彼，因勢而宜。假如冒然採用這種方法，以防被打得鼻青臉腫，否則你會在心裡罵我的。
號裡一片寂靜，我的動作和言語說明已經奏效。
這時，進來幾個武警，來到我號前問：“怎麼搞的。咋把人給捅死了？”我簡單地介紹了一下經過。武警從兜裡掏出來半盒煙扔給我走了。隨後，武警劉照玉又進來了，詢問出事的經過，臨走時給我留下一盒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