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寶楨告誡自己要“刻苦做好官”，他自己也的確這麼做了，可是，他的“刻苦”，對老百姓來說，並非福音。
丁寶楨生處江河日下、國勢頹微的清朝末年，而對“天下貪官，甚於強盜；衙門污吏，無異虎狼”的黑暗現實，作爲一個封疆大臣，能出污泥而不染，“以天下爲憂，而未以位爲樂”，清正廉潔，其爲官之道凝聚着儒家的“保民”、“養民”、“教民”的光輝思想，可以說是其思想可貴之處，但落到具體的實處上，卻是面目全非了。
因他心目中的那套理論，在現在已經根本不具備任何的可操作性！
在丁寶楨的理論中，官員是爲朝廷和百姓服務的。他們心裡頭應該首先裝着百姓，然後才裝着自己。儒家經書上是這麼教導的，但是作爲整體，官員們追求的是自己的利益。他們心裡頭首先裝着自己，如果還有富餘地方，那就順便再裝點百姓。如果太擠那就算了。這不是哪一個人兩個人的道德問題，這是普遍的人性。
被宋明理學閹割過的儒學理論爲這個時代的人們提供了極富誘惑力的遠景理想。對社會來說，只要人人都遵守聖人的教化，這個社會就會井井有條，臻於大同。對個人來說，如果你刻苦自礪，就會達到“聖人”的境界。但丁寶楨們不會知道的是，聖人的“存天理，滅人慾”，其實是無法實現的。因爲它只承認道德教化，而不承認支配社會運轉的根本動力是利益。它要求人們時時剋制自己，走在“天理”的鋼絲上，卻把“人慾”當成敵人。因此，它從基礎上便缺乏可操作性。
“存天理，滅人慾”本身就是一份可怕的精神條約。或者說是一個善意的騙局。簽訂了這份條約，就意味着一個人必須在他的生活中。時時與“自我”交戰，把一個活生生的自然人壓榨成一塊道德標本。幾乎所有的讀書人都發誓“必爲聖賢”，然而，絕大部分人都半途而廢，他們陽奉陰違，在冠冕堂皇的藉口下進行慾望走私，成了說一套做一套的“鄉愿”。只有極少數有特殊秉賦的人，才能以超常的心力來做這條約的犧牲品。
而丁寶楨，便是這樣一個奇葩。
丁寶楨認爲做官“尤重表率”，“持心須公正。操守須廉潔，作事要勤速，問案要細心”，“亟宜刻刻恤民，事事恤民，以種德行”。他認爲“一惑於利，則日久浸淫，將有流於貪婪而不知者矣。”因此還特別囑咐兒子丁體常:";爾欲做官，須先從此立腳。萬不可效今時喪心昧良者流，只顧目前之熱鬧，不思子孫之敗壞，是所至囑！”
對於當時官場流行的不正之風。如過節祝壽的禮金及每季下級向上司孝敬的錢財等陋規，丁寶楨均認爲是腐敗現象，必須予以抵制。“凡一切節壽季規，萬不可受。……若收受陋規。則無以自問，又何以對人？且州縣送陋規，無非取之於民。爾取州縣之一。州縣則取民之十。試思大災之後，尚忍如此傷天害理虐民之事乎？午夜捫心，當必瞿然懼天。”“當於利之一字，斬斷根株，立意做一清白官，而後人則受無窮之福。……去節壽而收季規，是猶不作劫盜而作穿窬（穿壁牆的小偷），其爲盜一也。人須有耐苦之心，方能成一好人。……即窮於一時，而清名難求，所值不啻千百萬，何憚而不爲？……貧原非病，窮乃見君子，聖人嘗言之，當以此爲身體力行……”
談到做官的修養，丁寶楨認爲：一個稱職的好官，必須“明習當時之務，又好讀書，稽古以充之，見聞日益廣，持守日益定，才識日益閎，其所謂明體達用者也。”他認爲要防腐拒腐，首先得遠離腐敗，潔身自好，“須少交接少遊宴。除上衙門外，仍以終日閉戶讀書寫字作文賦詩爲好。”他訓誡兒子丁體常，要“夙寤晨興，憂勞百姓”；要“受辱不驚，受寵若驚”；要“居安思危”，勿“在樂忘憂”；要把宦海的浮沉和個人的得失看得淡漠，但對自己的人格和清操卻要看重。他有如是說:";我之做官，志在君民，他無所問。官可被參而罷黜，斷不可依阿以從俗，而自壞身心，貽羞後世也！”
丁寶楨到山東巡撫任上之後，身體力行，一番雷厲風行之下，山東官場的風氣的確“清正”
了許多，但隨之而來的，卻是行政效率的極度低下，以及財政收入的困窘。
丁寶楨一直認爲，讀書人都是孔孟之徒，他們入仕，出發點應該是行孔孟之道，並不應爲一己私利。所以，他的取消收受陋規，保持祖制的“低薪”正好有利於官員們“砥礪節操”，“保持正氣”，正所謂“存天理、滅人慾”。低薪制其實是中國基於儒家學說的一種政治傳統，但問題是一方面是官俸低得有時甚至不足以維持正常開支，另一方面是官本位，官萬能，各級官員權力不受約束，制定各種土政策，進行各種亂收費幾乎沒有任何障礙。通過加收攤派收取行政費用，支撐政府運轉，是歷代政治中的一個正常現象，也是低薪製得以維持的基礎。問題是加收多少，攤派多寬，並沒有明文規定，完全是暗箱操作。並且，對政府機構的財政收支，從來沒有建立過有效的會計審計制度。官員們往自己口袋裡放錢，就像吃飯夾菜一樣容易。這種制度的荒謬，正如同“渴馬守水，惡犬護肉”，導致官員們的整體腐化成爲一種不可避免的趨勢。在這種制度下，要是做清官，一絲不取，結果就是甘於正常人無法忍受的貧窮。
問題是，你要甘於貧窮可以，但你不可能要求別人和你一起受窮！
這個不可能實現的神話，支撐着中華民族渡過了幾千年的艱難歲月。這個神話是個圈套，它告訴人們，一個社會或者一個人達到幸福彼岸的道路已經爲聖人指出。因此幸福就在眼前，唾手可得。問題是聖人之言恍兮惚兮，如何百分之百貫徹並沒有一個客觀標準。如果你還沒有找到幸福，那原因必然是你沒有貫徹正確。
幾千年來，中國人就是在試圖通過貫徹聖人之言、達到幸福彼岸的努力中度過的，幾千年了，聖人們許諾的“大同世界”從來沒有降落過人間，“太平盛世”從來只是戰亂和災荒中的短暫喘息。在聖人之言人人諷頌之時，人們舉目所見，只有混亂、僵滯和窮困。從來沒有人懷疑聖人之言是否正確，沒有人跳出這個神話的陷阱。人們只是前赴後繼，一代又一代堅持不懈。
整個中國文化都陷入了巨大的偏執之中，毅力被當成瞭解決一切問題的法寶。然而，人們越努力，世界就變得越糟糕。
而丁寶楨卻不管這些，他上任之時，山東的稅收本來並不少，但他“一心爲民”，到任後便大興“利民工程”，興修水利。1871年，黃河于山東鄆城侯家林決口，交通阻塞，多數州縣被淹。負責治河的大臣建議第二年動工堵築。丁寶楨力請即時於水涸時動工，並請命親自督修。不到兩個月竣工，時稱“費半而功倍”。後黃河又在石莊戶決口，河水奪流南下，山東、江蘇、安徽數百里受災，運河交通廢棄，朝廷上下治水之議莫衷一是。丁寶楨又奏請督工堵築，河水專注於大清河入海。
除了興修水是，丁寶楨在濟南建尚志書院，招收各府州縣儒生來院講習，兼收願學天文、地理、算術者。而在左宗棠的西征協餉攤派過來之後，丁寶楨積極支持，每一次都是足額將協餉交付。他辦的這些事爲他贏得了極高的官聲，但山東的財稅收入卻漸漸的變得入不抵出。而丁寶楨並沒有去研究這當中的原因，而是在全省範圍內厲行節儉，並親自帶頭做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