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親王奏稿：論海防》：
“……溯自庚申之釁，創鉅痛深。……臣等承辦各國事務，於練兵、裕餉、習機器、制輪船等議，屢經奏陳籌辦。而歧於意見致多阻格者有之，絀於經費未能擴充者有之，初基已立而無以繼起久持者有之。同心少，異議多。局中之委曲，局外未能周知，切要之經營移時視爲恆泛，以致敵警猝乘，倉皇無備。有鑑於此，不得不思毖於後。現在日本之尋釁生番，其患之已見者也。以一小國之不馴，而備禦已苦無策；西洋各國之觀變而動，患之瀕見而未見者也。倘遇一朝而猝發，而弭救更何所憑？及今亟事綢繆，已屬補苴之計；至此仍虛準備，更無求艾之期。惟有上下一心，內外一心，局中局外一心，自始至終，艱苦貞定，且歷之永久一心。人人皆洞悉底蘊，力事講求，爲實在可以自立之計，爲實在御外患之計，庶幾自強有實，而外侮潛消。昔人云：能守而後能戰，能戰而後能和。此人所共知，而今日大局之萬不可緩者也。臣等悉心公同商酌，謹將緊要應辦事宜，撮敘數條，請飭下南北洋大臣，濱海沿江各督撫將軍，詳加籌議，將逐條切實辦法，限一月內奏復，再由在廷王大臣詳細謀議。如臣等所擬各條，僉議相符，即應確要籌辦；如各條外別具良策，亦即一併奏陳會議，均於議定後請旨遵行。總期實備精求，務臻有濟，以紓目前當務之急，以裕國家久遠之圖，臣等幸甚！天下幸甚！”
《清宮檔案：二月二十日上諭》（第二次海防大籌議）：
“……該王大臣所陳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各條，均繫緊要機宜。著李鴻章、都興阿、沈葆楨、李鶴年、李瀚章、英瀚、林義哲、張兆棟、文彬、吳元炳、裕祿、楊昌睿、劉坤一、丁日昌、王文韶、陳湜，詳細籌議，將逐條切實辦法，限於一月內復奏。不許空言塞責！”
《翁同龢日記》：
“……是日至內閣奏事堂會看復奏稿。……海防一事，餘亦曾擬一稿，李蘭蓀尚書以爲不妥，又易新稿。……借洋款一節，似未可行，林義哲此議一出，頗有附和者。真是兒戲。……購置鐵甲艦一項，固不可輕於一試，尤不可因噎廢食。禮邸復奏添設輪船，輔以陸兵，裁撤舊式木船以專養輪船，鐵甲船應俟林義哲購到後觀其實效。再行續買。籌餉一項，增鹽釐、借洋款、開礦廠等事，深恐流弊易滋，諸多窒礙，此議之斷不可行者！……”
1875年年初的中國政壇可以說相當熱鬧，在關於海防籌議的上諭下達之後，大臣們上奏的奏摺便如同雪片般紛紛而至。而議論的內容也是風生水起。
兩江總督欽差辦理海防兼理各國事務大臣的沈葆楨，亢聲強調“海防爲當今第一要務”，力主優先整治海防，興辦海軍。
時任湖廣總督的李瀚章擔心的是朝廷犯“因循姑息”、“凡事扯皮”的老毛病，他特別指出：“局中局外，宜一心一力，共與維持，毋望往事。毋惑人言，自始至終，堅苦貞定，歷之永久，而無或稍渝，斯公忠同盡，自強之效。有操券可卜者。”
閩浙總督李鶴年則提醒說：“聞洋人議論，謂中國人無定見，又無恆心，此弊誠所不免。”
兩廣總督英瀚、安徽巡撫裕祿乃至奉命檢閱長江水師的彭玉麟則認爲：與其加強海防。還不如“整飭長江防務”，以爲“東南久遠之計”。
盛京將軍都興阿雖認爲籌防應“以水陸兼練爲主”，但“尤宜急練陸兵之法”。至於造船，可先由江南製造局試造，然後再酌量增添。”
而湖南巡撫王文韶在東南沿海的“海防”與西北邊疆的“塞防”之間，難置可否，似有更重“塞防”之心。
山東巡撫丁寶楨、江蘇巡撫吳元炳卻分析說：俄國乃最大的威脅，明確傾向“塞防”，鼓吹用兵新疆。同時，還提出東北地近俄國，應對大清“龍興之地”的安危加以關注。
千瘡百孔的大清國，舉目一望，危機四伏，哪兒不是危在旦夕，哪兒不需要好好地整頓，哪兒不要花大把大把的府庫銀子？
在天津，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鴻章，和他的得力幕僚薛福成，緊閉書房門窗，熬了幾個通宵。
薛福成字叔耘，號庸庵，江蘇無錫人，雖然早年飽讀詩書，可連個正式的舉人都沒弄到手。但他志不在此，而是關心世界、國家的大局，把自己錘鍊成了一個明悉時局、洞徹形勢、胸中裝滿治國強國方略的新型知識分子。同治四年，28歲的他給曾國藩上了一道“萬言書”，力主“策富強，定經制，消反側，防外侮，正風俗”，文章幾乎涉及了整個中國急需要解決的所有問題，而對當時功成名就、聲勢煊赫的曾國藩，除了匡正規勸，通篇竟沒有一個字的歌功頌德、阿諛奉承。薛福成獨特的見識和品格，立即受到曾國藩的激賞，馬上請他入幕，參贊軍機政務，薛福成也被當時人稱爲“曾門四賢”之一。
其實海防大籌議這一年，39歲的薛福成，剛剛轉投李鴻章的幕府。但他的才具見識，很快就得到了李鴻章的賞識和器重。他那對中國積貧積弱之根源在於因循守舊的分析，那中國要跟上世界發展潮流必須“變而後能勝”的主張，那“安知千百年後，中華不因西人之學再闢造化之機”的設想，以致對西方社會制度的考察和對在中國建立君主立憲制度的政治理想，對中國日後的發展產生過重大的影響。
在紛紛朝議之中，只有李鴻章委託薛福成擬成的奏摺最中要害，它的產生，起到了力排衆議的效果。
薛福成作爲李鴻章的代言人，他筆下的文字足以讓觀者的後背滲出細密汗珠：
“……自有洋務以來，疊次辦結之案，無非委屈將就。至今年日本興兵臺灣一事，經水陸將士拼力血戰，始驅除之……臣於臺事初起時，即緘商總理衙門，謂明是和局，而必陰爲戰備，庶和可速成而經久。洋人論事不論理，彼以兵勢相壓，我第欲以筆舌勝之，此必不得之數也。夫臨事籌防，措手已多不及，若先時備豫，倭兵亦不敢來，焉得謂防務可一日緩哉？茲總理衙門陳請六條，目前當務之急，與日後久遠之圖，業經綜括無遺，洵爲救時要策。所未易猝辦者，人才之難得，經費之難籌，畛域之難化，故席之難除。循是不改，雖日事設防，猶畫餅也！”
接着，他又把議論鋒芒指向強調陸上邊疆防務的“塞防論”，進一步強調“海防”重於“塞防”的理由：
“歷代備邊，多在西北。其強弱之勢，客主之形，皆適相埒，且猶有中外界限。今則東南海疆萬餘里，各國通商傳教，來往自如，麇集京師及各省腹地，陽爲和好之名，陰圖吞噬之計，一國生事，諸國構煽，實爲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輪船電報之速，瞬息千里；軍器機器之精，工力百倍。炮彈所到，無堅不摧，水陸關隘，不足限制，又爲數千年未有之強敵！外患之乘，變幻如此，而我猶欲以成發制之，譬如醫者療疾，不問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誠未有見效也。”
此後，議論轉向對時政的批評：
“庚申以來，夷勢駸駸內向，薄海冠帶之倫，莫不發奮慷慨，爭言驅逐。局外之訾議，既不悉局中之艱難，及詢以自強何術？禦侮何能？則茫然糜所依據。自古用兵，未有不知己知彼而能決勝者。若彼之所長，己之所短，尚未探討明白，但欲呈意氣於孤注之擲，豈非視國事如兒戲耶！”
他接着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居今日而欲整頓海防，舍變法與用人，別無下手之方。伏願我皇上顧念社稷生民之重，時勢艱危之極，常存欿然不自足之懷，節省冗費，講求軍實，造就人才……使天下有志之士無不明於洋務，庶練兵制器各事可期逐漸精強積誠致行，尤需歲月遲久乃能有濟。”
這份“重磅炸彈”似的奏摺中提出的所謂“變法”，主要是指改革舊式軍事制度，建立新式海陸軍；所謂“用人”，主要是指培養新式軍事、經濟人才。他強調“亟練水師”，同意設立北、東、南洋三洋海軍，且“外海水師鐵甲船與守口大炮鐵船皆斷不可少之物”，各洋海軍均須擁有大型鐵甲戰艦二艘，“一處有事，六船聯絡，專爲洋麪遊擊之師，而以餘船附麗之”。同時，他還主張“開源節流”、“效仿西法”，發展民用企業，設廠製造耕織機器，開採煤鐵各礦，興辦輪船鐵路電報諸事，“榷其有餘，養船練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