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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現在還記得，當這艘鐵甲艦出現在大沽口港內時，給天津的民衆造成了多大的恐慌。爲了不過於刺激中國民衆，崇厚請求法艦移駐口外，法國人覺得恐嚇的目的已然達到，於是便很給面子的退到了外海。而這一次的相互呈遞國書儀式，也在海上舉行。
很快，兩艘軍艦互致禮炮畢，並列而泊，曾國藩不顧年邁多病，和崇厚一道乘座小艇親自登上了“諾曼底”號，法國人在甲板上舉行了隆重的迎接儀式，所有軍官仗劍列隊，歡迎這位“中國皇帝最德高望重的臣僕”的到來。
曾國藩和法國皇帝的特使莫里埃爾互致頌詞和問候之後，曾國藩向法國特使通報了“天津教案”的徹查結果和中國方面的處理結果，並呈遞了國書（其實是以同治皇帝名義和口氣寫的道歉信），莫里埃爾接受了國書，並轉達了拿破崙三世對此次事件的看法。莫里埃爾向曾國藩展示了法國政府下達的豐大業的免職令和逮捕令，以及在教案問題上一直持強硬立場的前首相蒙託邦的罷免通報，並呈遞了拿破崙三世寫給同治皇帝的親筆信。在得知法國政府竟然爲此罷免了首相，曾國藩和崇厚心下都是欣喜不已。
他們當然明白，這個消息傳出去，朝中的保守派和清流言官以及民間的文人士子都會視爲這是中國巨大的外交勝利。
此時的曾國藩並不知道，這個對他晚年名聲影響極大的“天津教案”，能以這樣的方式解決，多虧了林義哲的暗中推手。
1869年，天津的外國人在一座破廟的舊址上建立了維多利亞聖母院的教堂和育嬰堂。由於中國人很少把孤兒送到這所外國人辦的機構，外國修女們便訂出辦法，爲每名收養兒童付出一筆獎金，這樣就鼓勵中國的兒童販子去拐騙兒童。這種獎金規定以及高死亡率（因爲修女們特別願意爲生病和垂死兒童行洗禮），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不瞭解情況的中國民衆的猜疑。一時間謠言廣爲傳播，說外國人在他們的深宅大院內對兒童施行魔法，砍掉他們的四肢，並將他們的心臟和眼睛挖去製藥。
1870年4、5月間，天津發生多起兒童失蹤綁架的事件。6月初，天氣炎熱，疫病流行，育嬰堂中有三、四十名孤兒患病而死，每天有數百人到墳地圍觀，挖出孩子的屍體查看。於是民間開始傳言懷疑外國修女以育嬰堂爲晃子，實則綁架殺死孩童作爲藥材之用。
6月20日，一名被居民扭送官府的匪徒武蘭珍口供中又牽連到教民王三及望海樓天主堂。於是民情激憤，士紳集會，書院停課，反洋教情緒高漲。6月21日清晨，天津知縣劉傑帶人犯武蘭珍去教堂對質，發現該堂並無王三其人，也沒有武蘭珍所供的蓆棚柵欄，“遍傳堂中之人，該犯並不認識，無從指證”。
謝福音神父與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協商育嬰堂善後處理辦法。但當時已經有數千不明真相的“愛國”羣衆包圍了教堂，教堂人員與圍觀的人羣口角起來，引起拋磚互毆。狂妄好鬥的法國駐天津領事豐大業要求崇厚派兵鎮壓，沒有得到滿意的結果。在前往教堂的路上，與知縣劉傑相理論，竟然開槍打傷了知縣的侍從，民衆激憤之下攻擊豐大業及其隨行人員，殺死了豐大業的秘書（豐大業本人因爲被事先得到消息前來監視他的法國水兵救下逃到了軍艦上而得以倖免），之後又殺死了10名修女、2名神父、另外2名法國領事館人員、2名法國僑民、3名俄國僑民和30多名中國信徒，焚燬瞭望海樓天主堂、仁慈堂、位於教堂旁邊的法國領事館，以及當地英美傳教士開辦的其他4座基督教堂。破壞行動持續了3小時。6月24日，外國軍艦來到天津，以法國爲首的七國公使向總理衙門聯合提出抗議，要求賠償損失和懲罰兇手。
清廷直隸總督曾國藩徹查處理這一案件。曾國藩發現形勢遠比他所預期的更爲棘手。法國代辦要求將仇外最兇的陳國瑞將軍以及天津知府和知縣都處死，而保守的中國官員和士子文人則吵嚷着反對作任何讓步或安撫。在這種緊急情況下，曾國藩表現了非凡的正直和膽略。他不是一心求穩以迎合公衆的情緒，而是甘冒政治風險提出一個必須弄清該案是非的無所偏袒的意見，他勸說清廷必須首先對英、美、俄三國進行賠償，使它們不致被捲入到法國的案件中去。曾國藩旋即親赴育嬰堂直接向兒童進行了解，結果弄清他們並非拐騙而來，而是由他們的家庭自願送來的。
爲了解決這一糾紛，曾國藩根據林義哲的建議，提出將天津的知府、知縣撤職；先行賠償法方白銀20萬兩，將爲首行兇者10人斬首。曾國藩同時認爲，法國領事豐大業開槍挑釁在先，激起民變，有着重大過錯，也應得到對等的處罰。法國方面堅決拒絕這樣的結果，談判一度陷入僵局。法國公使威脅下旗斷交，不惜同中國開戰。而朝中的保守派和民間的“愛國人士”也一致譴責曾國藩軟弱，要求曾國藩強硬拒絕法方的要求，曾國藩一時間進退兩難。
幸運的是，因爲歐洲爆發了普法戰爭，法軍戰場失利的消息被林義哲準確無誤的報給了曾國藩，林義哲知道法國這時不可能同中國開戰，於是建議曾國藩先行拖延，以觀其變。曾國藩聽從了林義哲的建議，加上身體確實不好，便打起了“拖”字牌。
曾國藩當然不知道，林義哲通過一系列的“暗箱操作”，不但改變了普法戰爭的結局，也獲得了法國皇帝拿破崙三世的感激和信任。拿破崙三世爲此專門委派日意格擔當他和林義哲之間的信使，林義哲在法軍取得了基爾港大捷之後，適時的向拿破崙三世委婉的說明了天津教案的實情和對中法關係的不利影響，拿破崙三世下令免去豐大業領事的職務，押送回法國進行審判，籤於行兇者已經全都死了（除爲首10人於被捕當天在獄中被斬首外，其餘行兇者都病死在了大牢裡，“監押日久，皆瘐斃獄中”），拿破崙三世指示法國公使接受中方的處理條件——賠償白銀20萬兩，天津知府張光藻和知縣劉傑充軍——並大度地宣稱：“法國對處決幾名肇事者不感興趣，而是希望取得持久的和平和秩序。”爲此拿破崙三世專門派出了特使，乘坐軍艦前往中國呈遞國書。於是便有了剛剛發生的那一幕。
這一次的海上互換國書，成爲這次險些使中國和外國十年來的親善和合作頃刻付諸東流的危機的圓滿解決標誌。
在送走了法國特使，回到岸上的曾國藩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將“法主懲兇罷相，實心和好”的消息上報中樞。
消息傳出後，北京的保守派官員們彈冠相慶，曾經嘲諷曾國藩軟弱的大學士倭仁上書朝廷請求褒獎曾國藩，北京的湖南會館也將裝飾在牆壁上的曾國藩手書對聯取下重新裝裱，並立碑刻石紀念這次所謂的重大勝利。
《曾文正公書稿》：復李鴻章：
“……津案辦理得成，皆鯤宇之力也，坊間猶有太柔之責，而法公使猶復饒舌，且疑守令並未出戍，是其積憤已深。翰泉等遽求調營自效，徒貽口實，且未必能當法之鐵艦一摧，法主已示和好，不復究詰，自不必多此一舉。”
“……操江輪船工堅器利，行駛亦疾，來示北洋現無船隻，消息難通，商留此船。此船雖爲中國內地所無，開一代之先，然較法之鐵甲大兵船，斷難敵也，深以爲憂，前鯤宇所贈之《法蘭西師船圖表》，觀之頗有心得，附書隨贈臺端，望有俾益……”
《曾文正公書稿》：復林義哲：
“……此次辦理津案，外慚清議，內疚神明，非臺端一力承扶，指明機要，得以化險爲夷，後果幾不可想。現已傳飭陳鎮（陳國瑞）勿逗留揚郡，引津事以爲戒。”
“承示左目就盲，重以喉痛足腫，藥力難遽奏效。自津案了結後，日內腫痛漸減，似有轉機。……聞‘萬年清’改造事將畢，喜不自勝。閣下方已天下爲已任，愚見亦欲倚大才以禦侮，無論何等軍械，但有所需，斷無不允之理。此次接法使國書，得見其鐵甲大兵船，聞溪耳之戰，法水師毀普船不過數刻，實皆此等鐵甲船之力。觀此船在外國爲二等，在中國則爲巨擘，現下中國師船無一能當者，故叫嚷與法開仗者，非居心叵測之輩，則無知愚頑之徒……聞婉女言臺端編緝《外國師船圖表》，飲食睡眠皆減，竊以爲此書非一日可告功成，君當不宜過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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