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沒聽懂還是懶得理他，那羣奇怪的苗人沒有人理他，他又複述了一遍，剛說了一半，被袁博士冷冷地打斷了：“如果他們知道，早就打開取走了，還等到我們來。”
“那怎麼辦，炸又不能炸，又沒有人知道打開的方法。”老外喋喋不休，其他的人也開始小聲地議論起來。袁博士微微一笑：“他們不知道，我知道，只是我知道的還不全，東西還沒到，而且我需要找個人商量商量。”他是如此的自信，彷彿秘密就掌握在他手裡，只是不知道還有什麼大人物，需要和他商量
外面傳來了喧譁聲，十幾個全副武裝的人押着一羣人走了過來，我的心急速地跳了起來，這些人相互攙扶，步履艱難，有陳世安，金猿、肌肉宋等被困在山洞的一羣人，還有徐教導員、機械宋等在外面做支援的人，所以的人都精神委頓，彷彿患了大病一樣，在人羣中我看到了吳漱雪，他和玉玲瓏相互攙扶着。
看到他們安全，我心中輕鬆了許多，但是依舊沒有小白龍的身影，龍天遠倒是在，他和小樊攙扶着李大哥他們。在他們的身後，五公寨的的苗民也被押了過來，有老有少，有男有女，走在最前面的正是那個叫hnob的瘋漢子，他依舊呆滯而無神。這些苗民手裡還拿着苗民常用的牛角，銅籮等樂器，更讓人想不到的是，他們還擡着一面大鼓，一人多高的大鼓，古樸的花紋，正是那個苗王點兵鼓。只是沒看到那兩隻大狗，小灰和第一眼。
這些人想做什麼？他們押了這些普通善良的人做什麼，我們這些人做的就是玩命的事，無論下場是什麼，都做好了準備，但那些人只是普通的百姓，根本不應該牽連其中。還有那些樂器，那架大鼓，姓袁的在玩什麼花樣，他不會是在這裡準備演一場戲吧。
這些人進來後，站在哪裡，沒有人說話，也沒有人哀求，陳世安他們這樣，我完全可以理解，但那些普通的苗民也這樣卻讓我多少有點想不到。袁博士扭過臉，看着所有人，像是在欣賞自己的傑作：“言家的醉生夢死真的奇妙無比，這麼多的能人異士僅僅兩滴就解決了問題，真的是省了好大的勁。”
言家的老婦人不敢貪功，急忙奉承到：“還是袁先生籌劃得當。”人羣中清晰地響起了“呸”的聲音。雖然看不清，但僅聽聲音就知道是吳漱雪。她倔強而且嫉惡如仇，往往要強烈地表達出來。
我擔心起來，但袁博士今天心情極好，根本沒有在意。他手指着石壁中間的雕像：“多麼精美的浮雕，是古代雕塑與繪畫結合的完美產物。就算昭陵六駿，希臘神廟還有法國凱旋門上的加在一起也原不如這裡的十分之一。”他突然扭過來臉，看着那些苗人：“這裡描繪着你們祖先經歷九死一生逃到這個地方，開創九黎數千年文明傳承的故事，難道你們不想仔細看看嗎？”。
沒有人想仔細看，大家懷着貪婪和佔有的心情來到這裡，早已經忘了文明和道德最基本的約束。那些血苗雖然是苗人，但在數千年有傳承中，由於戰亂和分裂，也由於沒有自己的文字，苗族文化的傳承出現了很大的斷裂，僅僅靠苗族古歌的傳唱是很難記述苗族古老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
隨着袁博士的手指，按照燈把石壁中間的文字照得通明，上面的文字漸漸清晰起來，上面的字似隸非隸，有的字扁平一些，有的彷彿又拉長了，字不多，但篇章佈局，筆架結構非常成熟。袁博士嘴裡放出孩子般的讚歎，頻頻點頭。
“這上面寫的什麼？是不是開啓寶藏的方法。”哪個外國人不斷地催促，只有他敢這樣，其它人對袁博士的表演都抱着一種任其折騰，看你有多大本事的態度。
“你是有名的漢學家，不知道這是什麼文字？”袁博士沒有看他，眼裡只有文字。那個外國人又看了一陣，無奈地搖了搖頭：“這個文字我真的不認識，袁先生這是什麼文字？”他也變的謙虛了。
“這就是困擾古文字界數百年的古苗文字，那個象迷一樣的文字。”袁博士很肯定他的判斷。古苗文字？人羣中有小小的騷動。我也擡起了頭，仔細看着哪些字，這難道真的是傳說中的古苗文字嗎。
苗族文字之謎一直是苗族文化史研究中的一大難題。我們在這裡考察時，曾經聽到一位歌手唱流傳在黔東南的苗族古歌，在古歌《苗族史詩?溯河西遷》中唱道，祖先們在遷徙過程中，來到了“五條江水衝一處，九河匯作一江流”的南蘿地方，不知怎樣才能把文字帶過河去，“急傻了的苗家人，文字用牙咬，咕嚕吞下肚，才靠心頭來記事，憑心記賬到如今，愁啊愁啊愁煞人”。這裡不僅說苗族曾有文字，而且說明了文字丟失的原因。
我也查過相關黔西北苗族說，祖先們遷徙時，坐船過一條大河，因爲風吹浪打，文字掉進河裡，撈上來曬在石頭上，卻被牛吃掉了，所以今天苗族纔要殺牛祭祖，並把牛的千層肚叫做“書本”。還有的說，因爲戰爭失敗，逃亡時不能把苗文書帶走，長老們便叫婦女們把字繡在衣服上，現在繡衣上的一些圖案花紋便是古苗文的遺存。這些傳說故事優美動人，特別是有關失傳的原因，結合苗族的歷史看似有幾分可信，估計和當時的文字記載工具有關，當時還沒有紙張的出現，應該還是停留在甲骨或木簡的年代，攜帶不便才丟的。但這些畢竟不是信史，它們的可靠性還需要進一步證明。
20世紀30年代，有人在這鬼谷附近的雷公山雷公坪發現了一塊殘碑，因發現地處於苗族聚居區的中心地帶，一般稱爲“苗文碑”。現貴州省博物館存有一片殘石及拓片，我曾見到另兩幅據稱爲原殘碑拓片的複印件。和這些字倒有些相似。在榕江縣樂裡鄉保裡村我們也曾經考察了一處被當地羣衆稱爲“老虎碑”的山石，正面橫七豎八刻有似文非文，似圖非圖的線條，背面有各種方形、三角形等，老百姓傳說是老虎所抓的痕跡，但是字體磨滅，已經很低難辨認，但也有幾分相似。
清人陸次雲在其所著《洞溪纖志》中說：“苗人有書，非鼎種，亦非蝌蚪，作者爲誰，不可考也。”書中所附《歌章》、《鐸訓》兩種文字各有180個字，一字跟一字對譯。中央民族大學教授陳其光將其與漢藏語系的幾種南方少數民族語言比較研究後說：“這種文字記錄的不是侗臺語，也不是彝語支的語言，是苗語的可能性最大。”他認爲這是以未識字音來譯漢字，是音譯而不是意譯，對譯的時代以宋朝比較合理，未識字產生的時代則應更早。他還在其所著《中國語文概要》一書中列舉了11個未識字所對譯的20個漢字作爲例證。
江世謙在《湖南城步苗儺調查》中則完全肯定這種未識字爲苗文，並認爲是“將苗書內容譯成漢文”。陳、江兩位學者的意見，都各有一個問題尚待解決。認爲是以音對譯的，那麼未識字本身所表示的意義又是什麼呢？認爲是以意對譯的，每一個苗字的讀音又是怎樣的呢？只有把這些問題解決了，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答案。陳教授只說“可能性最大”，而沒有肯定是苗文，是留有餘地的說法。
有關資料說，解放後，先後有人在湖南城步發現苗文碑，在民間還找到會苗文的老人，記下了一些苗字，並逐一用漢字予以注音釋義。專家認爲，根據材料推測，這種文字的族屬和所記錄的語言，有這樣幾種可能：第一，原來是苗人所創用以記錄苗語，只是後來苗族改用了漢語，讀音也隨之改變成了現在的樣子；第二，它本是記錄漢語方言的，只是爲苗瑤人所用罷了；第三，它是屬瑤族的，因爲多處材料都說會這種文字的是瑤族人。
據說20世紀初，奧倫探險隊曾於四川南部蒐集到一種類漢草書苗文，注音確是苗語。著名金石學家聞宥、民族學家芮逸夫認爲是贗鼎，非古代所傳，而是近人創造。
而在考察中，對於古苗文字的爭論，袁博士並沒有對此有非常濃烈的興趣，現在他非常肯定地說，這種文字就是古苗文字，彷彿有十足的把握。沒有人說話，也沒有反應，反正也沒有人認識，隨他說好了。
半天，哪個外國人才反應過來，遲疑地問：“你真肯定這是古苗族文字，你能讀懂它的釋意。”袁博士扭過來臉，他的目光掃過人羣，最後落在那個苗族瘋漢子的身上，他一字一頓地說道：“不但我能讀懂這種古老的文字，還有一個人能看得明白這上面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