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水土養一方人
——在西安交通大學的演講
一
今年5月，我應邀來參加西安白鹿書院舉辦的中國首屆“文人書畫邀請展”，在上午的開幕式上，我說，千年前的古長安，是物華天寶之地；千年後的西安，依然是人傑地靈之鄉。在三秦大地上，我們可以找到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發展軌跡。來到這片土地，一個人不可能不產生敬畏感。就說人傑吧，千年前長安城的曲江上，一撥一撥的遊船載滿了麗人、才子、顯宦、將軍，在這片土地上演繹他們的愛恨情仇。千年以後在古都，仍能讓我們領會到這片土地上的漢唐氣象，以及流風餘韻。文人生活在西安是幸福的，是三生所修啊！他可以享受濃厚的文化，沉浸於對歷史的想象中。可是文人生活在深圳，就一點也不優雅了。這座新型的商業城市，所有的興奮點都在財富的積累上了；它所有的節奏，都按財神爺的需求來確定。這種社會的進步，雖然很好，但我們文人卻不大喜歡過這種生活。在商業化程度很高的城市裡，喪鐘爲誰而鳴，爲文化而鳴；激情爲誰而開，爲商人而開。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有的地方的水土出商人，有的地方的水土就出文人。
你們西安《美文》的編輯，希望我就今年的高考作文提一點看法。去年的高考作文題我也作了點評。今年的題目看了後，我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北京是中國的首都，題目是談文化；湖南的考題讓同學們談意氣。爲什麼要談意氣呢？因爲湖南出了一支曾國藩創立的湘軍，出了一支毛澤東創立的紅軍。在一百多年的歷史中，出現了多少英雄啊！毛澤東寫詩明志“糞土當年萬戶侯”，在他眼中，所有的達官貴人都是糞土。這一種湘人的激情，促使他們的後代要談意氣；上海是最小資的城市，它出的題目是《我想握住你的手》，題目很溫馨；浙江的題目是讓考生們論工作與休閒的關係，這也很符合省情。浙江是盛產賺錢的拼命三郎的地方，這幾年那裡有不少企業家“過勞死”，出了這種問題，這才感覺到生命的意義。既要賺錢，又要講究生命的質量。從這些作文題中，可以看出強烈的地域文化的思考與憂患。每個地方的追求和憂患都不同，這也論證了我的觀點：一方水土養一方人。
文化的特點，是由風俗和風氣兩部分來展現的。托夫勒是美國著名的未來學家，他在《第三次浪潮》中說過一句話：風俗是自下而上，風氣是自上而下。兩者互相碰撞，影響我們的生活。我們說開風氣之先的人，一定是文人乾的，而不是政治家乾的事情。我們說風俗醇厚，這一定是存在於民間的、有很深的傳統意義的東西。風俗帶有保守、穩定、和諧的氣息。而風氣帶有開拓、創新、發展的意味。什麼地方的人喜歡開風氣之先呢，什麼地方的人又特別的眷念土地、眷念過去的時光呢？這裡起作用的是文化，這和每一個地方的思想和生活習性有很大關係。
去年，我們省的一位副省長跟我聊天，問到一句話：“浙江、廣東的經濟爲什麼發展這麼快，而湖北的經濟發展總是慢半拍，是什麼原因？”我說：“是文化的因素，你看江浙的哪一個縣出過兩百個將軍？沒有，溫州盛產企業家，可是和將軍無緣。我們湖北和江西、湖南的將軍縣卻比比皆是，是什麼原因呢？將軍的事業是毀滅一個世界，企業家的事業是創造一個世界。那麼，在一個地方出現了那麼多毀滅世界的精英，怎麼又可能出現那麼多創造財富的精英呢？這是兩種不同的文化。毀滅和創造是文化的兩極，這文化兩極的精英，各自承擔着不同的歷史責任。一到改朝換代，中原逐鹿，英雄崛起，歷史要重新洗牌了。那些善於毀滅舊世界的英雄，就在歷史轉折關頭閃現出來。曾國藩、毛澤東，還有更早一些的，如蘇北的劉邦，安徽的朱元璋等等，很多很多，都把他們生命的光輝閃現出來。所以我說中原的文化是毀滅大於創造。你看梁山英雄譜一百零八條好漢中，沒有誰是說吳儂軟語的。江浙這個地方的人，追求的是安寧和創造。你不能簡單地評判這兩種文化的優劣，因爲歷史的發展，有盛世，有衰落期；有和平年代，也有戰亂時期。哪一個地域的人，在哪一個時空點上閃現其光芒，這是歷史的機緣。只不過在今天，在實施偉大的民族復興的戰略過程中，在以經濟建設爲中心的改革浪潮中，國家更多的是需要建設性的人才。在我們湖北，恰恰這種人才比較少。連路邊撿破爛的人，心中都裝着‘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這種思想，所以湖北的經濟發展不順利，這是因爲文化上有缺陷。”副省長覺得我的話有道理，他又問：“還有救嗎？”我說：“有救，這就要開風氣之先了，作爲領導者，要提倡尊重勞動，而不是尊重造反的風氣。尊重勞動有很多文章可以做。勞動者的主體不再只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農民，更應該包括具有創造性思維的知識分子。我們的制度創新，就是要創造讓這樣一批知識分子能夠發揮才能的土壤。一定要保護這些創新的人員，不給那些窩裡斗的人、嫉妒別人才能的人任何機會。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好的事情。但惟其艱難，我們更要做。法國人說，培養一個暴發戶只需要一代人的時間，最短只要二三年；而培養一個貴族則需要三代人時間，因爲那是一種脫胎換骨的改造。一個人要在很短的時間裡脫胎換骨是不可能的。血液裡面流淌的是‘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這種老子天下第一的思想，你怎麼可能幾年以後變得非常寬容、非常儒雅、非常有敬畏之心呢？文化的改造是漫長的，就像我們改造土壤一樣。我剛從美國回來，在美國西部旅行的時候，我一次一次地想到了我們中國的西部。我們當年看到美國的西部片中，有不少騎在馬上穿過沙漠的勇士，他們的皮囊裡裝着僅有的一點水，在與狼羣的搏鬥中寫下開發西部的史詩。所以，我對美國西部的印象，與對中國西部的印象是一樣的，那裡絕對不是適於人類生存的地方。但是，當我現在親臨那片土地，我們的車行進在美國西部沙漠中的時候，我看到，**在表面的沙塵已經很少很少了，到處都是駱駝刺、芨芨草。更可喜的是，有的地方出現了灌木林。美國人改造西部，花了一個世紀，今天已卓見成效。中國人經常覺得自己非常有耐心，總是說‘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十年能改造沙漠，那簡直是異想天開。十年樹木，在改造沙漠上依然是一個浮躁的口號。我們中國人說的百年樹人沒有錯，百年就是把一個暴發戶改造成貴族所需要的時間，但還不是把沙漠改造成綠洲的時間。所以十年樹木這句話是錯的。美國人改造沙漠將近一百年了，到現在還在繼續的努力，相信通過一個世紀，美國西部的沙漠將不復存在。同美國的東部一樣，它將成爲人間的錦繡之鄉。文化的氣候和土壤，與自然的氣候和土壤是一樣的。在沙漠那種不毛之地，更多地出盜馬賊，強悍的人。在那裡，你就會想到馬致遠的‘古道西風瘦馬，斷腸人在天涯’。可是你到江南，會看到溫婉的女子像水做的一樣。她們的吳儂軟語，是江南那種草長鶯飛的環境中產生出來的。因此，不少文人都懷念南京的秦淮舊夢。歷史上，西北人一次一次立馬中原，奪取天下。江南人在一次一次政權的逐鹿中敗北。主要原因，是他們的血管裡面沒有流淌英雄氣質，所以在歷史的改朝換代中，他們總是處於劣勢。我非常喜歡杭州，也喜歡南京。但我知道，一個國家的首都是不能建立在那裡的。從‘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的樑朝、南北朝，所有建立在南京、杭州的政權都是短命的，也包括蔣介石的中華民國政府。北宋1126年，在大金國揮師南下的時候，北宋王朝倉皇逃跑。他們逃到了杭州，喊出的口號是恢復中原。可是那種紙醉金迷的生活，那滿街的紅袖嬌娃，逐漸消磨了他們的英雄氣。到了江南之地，你就知道什麼叫英雄氣短，什麼叫兒女情長。我們在盛世的時候，那種虛無縹緲的秦淮舊夢，彷彿就在眼前，這裡面有溫馨，有愜意，有非常令人難以釋懷的東西，但這種東西是容易讓人喪失鬥志。”
二
在這裡，我不想對毀滅和創造這兩種文化進行優劣判斷。但是可以說，在當今建設新時代的時候，毀滅性的文化必然會在我們的建設、在積累財富的過程中處於劣勢。
我到過很多地方。在巴黎，我看到幾百年來所有的老房子都在。二百年前，雨果描寫的巴黎聖母院還在，教堂和鐘樓還在。但這並不妨礙巴黎成爲一個新興的城市，依然成爲世界的“香水之都”。走過香榭里舍大道，在凱旋門的另一端，法國人建造了另一個現代化的巴黎。你可以在幾百年的教堂裡，以懷舊的心態去尋找以往巴黎的繁華，塞納河的波光。一切一切都會讓你感到夕陽的詩意。你再往前走，走過香榭里舍，穿過凱旋門，你會看到一個魅力四射的新巴黎。他們是在創造新生活，但不是以毀滅舊的生活爲代價。
我們中國人，習慣先毀滅，後創造。毛主席就說過：不打破罈罈罐罐，鬧什麼革命呢？岳飛也講過：“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大凡是舊的東西，在我們中國人的意識裡一定是落伍的、不好的。因此就該淘汰它，毀滅它。在新時代的建設中，這樣一種觀念會將我們引入歧途，讓我們沒有辦法來積累國家的財富，民族的財富，人類的財富。同樣的例子，在美國的東海岸，紐約、華盛頓、波士頓、費城、巴爾的摩等等，所有東部海岸的城市都有二百年的歷史，歷史並不長，但保存得很好。那些二百年前的建築都在。沒有人會心血**把那些老房子拆掉。即便在紐約這樣寸土寸金的地方，也沒有哪一位開發商說因爲某一地段的房子太矮了，應把它拆了，重新蓋三十層的高樓。他們國民的意識裡面沒有這種想法，他們的執政者也不會產生這樣暴殄天物的行爲。加拿大的東部，從多倫多，到渥太華以及蒙特利爾、魁北克，依然是這樣，老的建築都保存完好。可是今天，你到中國的城市走一走，從西部的成都到東部的上海，從西北端的烏魯木齊到最南端的深圳，你會不認識自己的故鄉。所有的土地上，房子的建築都是一樣的。所有的舊城都在改造所有老的房子都在拆除，而所有的城市，它們只有一個名字，就是現代化的城市。它們沒有自己的姓氏，沒有自己的風格了。我們記憶中的北京的大屋頂、四合院，蘇州的河上人家，杭州的湖光山色，皖南的白牆青瓦的民居，湖南湘西的吊腳樓。一切的一切，我們文化的標記都很鮮明，但現在都在消失。到了美國的紐約，你一定會想到30年代的百老匯。你現在去到那裡，仍然可以坐在以前老劇院的位子上，欣賞七十年前的歌舞。七十年的時間，對於我們中國來說已經是歷史了。但在紐約，這歷史還充滿活力，依舊成爲現實生活的一部分。兩相比較，我們文化的缺陷就出來了，我們的口號是“不破不立”，被我們破掉了的，雖然有該破的東西，但大量的是應該保存的東西，都被無情地毀滅了。以致我們的後代，會喪失對歷史的記憶。
這裡打一個比方，上一代人花一百萬蓋了一幢房子，這代人認爲這房子不好看，把它推倒重建。這樣一來，上一代人留存的百萬元的財富沒有了，這一代人又用更多的錢重新建設。下一代人再把它毀掉，再重新建設，如此循環往復，我們的財富永遠沒有積累。上一代人創造的輝煌，下一代人毀滅掉，這個國家還會富裕嗎？如果不改掉我們文化中的這種毀滅性的基因，那麼我們很多財富，將成爲無效財富。中國人有句話：富不過三代。這句話絕對是我們這片土地上的真理。但用之於西方，卻是謬誤。洛克菲勒家族，四代了還是那麼輝煌。在西方國家中那些很大的商團，大的企業托拉斯，經過一百年、幾百年依然充滿活力。爲什麼他們的第三代、第四代沒有垮掉，更加輝煌呢？而我們卻富不過三代呢？依我看，這是因爲：第一，我們的血液裡，只願意看到自己的輝煌，而不願意尊重前輩人創造的財富；第二，整個社會由於這樣一種心態，便養成了這片土地上獨特的仇富心理，他們會用毀滅的方式來扼殺你。所以說，這樣一種文化，不會對我們的社會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這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
三
說了毀滅與創造的問題，現在我再談談風俗與風氣的問題。晚清末年，有一個叫辜鴻銘的人，學富五車，是學貫中西的大學者。他在國外很多年，但卻欣賞中國的帝制。皇帝廢除後，他還一直在後腦勺上留一根長辮子，以示對帝制的懷念。他的這種古怪的行爲，令當時許多人感到奇怪，那些一天也沒有喝過洋墨水的人，都說要學習西方的政治制度，應該走向民主，走向共和，而不是走向專制、帝制。辜鴻銘先生對中國的傳統文化近似癡迷，人們給他戴了一頂文化保守主義的帽子。
我認爲，一個國家文化上相對保守一點，一定會對國家的發展有好處。不少有識之士都談到，只有出現大量的中產階級，社會才能穩定，時代纔能有多元、有個性的發展。爲什麼會這樣呢？中產階級成爲社會最飽滿的一個階層後，這個社會的大富豪就比較少，窮人也少，社會不至於兩極分化，因此纔會穩定。這是從經濟的角度分析。若從文化的角度來看，中產階級具有文化上的保守傾向。窮人太多就會造反，富豪太多就會掠奪，社會在兩極之間產生搖擺，風險極大。而且，這兩種人都容易走極端，給社會造成不穩定的因素。而中產階級不一樣，他們有恆產，也有恆心。既有能力承擔社會的責任，也希望社會和諧、穩定。這兩種因素結合起來，就造成了他們文化上的保守傾向。而中產階級的最大人羣，年齡在四五十歲之間。六七十歲的人傾向於守舊，這和中產階級的保守是兩種概念。中產階級的保守是一種寬容的心態，含有對新事物的關注、容忍，但自己不會去試驗。在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的政治架構是由四個層次組成：最高的是皇帝，周朝的天子；中間一層是諸侯國的國君；在國君與老百姓之間，還有一個貴族階層，也稱士大夫階層。這個士大夫也有三個級別，即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無數的大夫構成貴族的階層。貴族一般都有自己的封邑，也說是領地。他管轄領地裡的百姓，既是他們的統治者，也是他們的代言人。貴族們幫助國君治理天下，但不是國君的附庸。他們可以對國君說不，國君可以對周天子說不。這樣一種態勢，是制衡大於制約。秦統一中國之後，貴族階層就消失了，因此中國政治便少了很多生氣。貴族政治在事功上、在文化上既具有活力，也傾向保守。這一點，同當今之世的中產階級有相似之處。這種文化上的保守主義，不僅反映在早期的莊子身上，也反映在儒家的孔子與孟子身上。比他們更激進的思想代表是韓非子、荀子。文化上的左、中、右，在漫長的春秋戰國時期一直共依共存。諸子百家，風雷激盪。最後孔孟成爲中國文化思想的主角，這本身表明文化保守主義者的勝利。孔孟之道養成了中國士大夫的心態。士大夫“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這個“達”是入世；“窮”是出世，就是不受到重用的時候。獨善其身，出世用老莊養心；兼濟天下，用的是孔孟，這是一個人精神狀態的兩極。用這樣一種文化治國，處理得比較好的，是唐朝，我們後人稱讚的盛唐氣象。對應於唐的，是漢，我們中國人稱自己是漢人。全世界所有的“中國城”都稱爲“唐人街”。漢唐與長安，一個漢字，一個唐字，寫下了中國人歷史上輝煌的記憶，也定下了中國人文化的胎記。
由於培植國力，在歷史朝代裡，我們不止一次在經濟上或者軍事上實行擴張主義。但是在統馭人心的時候，我們永遠奉行文化上的保守主義，這樣社會纔會穩定。在今天，如果中國培育中產階級，首先要培育中產階級的文化觀念。我經常在報刊看到，有的專家從經濟指標上劃定中產階級的範圍，說什麼有房有車，年收入在五萬至十萬之間是中產階級。這種資產上的劃分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應該劃分中產階級的文化特徵。我認爲中產階級的文化特點第一是心存敬畏，他們對列祖列宗存有敬畏之心。我們對歷史上任何一段燦爛的文化，首要的任務不是批判，而是吸取智慧的營養。在發現它不足的過程中，你批判它但不是爲了毀滅它，而是爲了把它培植得更好。中產階級第二個特點是有寬容心，它永遠不會以激烈的方式，來對待社會上的多元發展，他不會輕易否定別人價值觀的取向。有些事情他可以不去做，但他會容忍和欣賞。第三個特點是愛心，這個愛不僅僅是愛自己的家人、愛自己的朋友，也愛自己的民族和這一片土地。當所有的愛凝聚起來的時候，它就成爲推動我們民族向和諧社會發展的一個巨大的動力。在這裡，我向同學們說說我參觀哈佛大學的一件小事。哈佛大學最顯眼的地方立有哈佛的雕像。我站在雕像前，校方介紹說哈佛是十八世紀的商人，它捐出了一萬英鎊和幾十英畝土地，建造這所大學，所以這所大學就用他的名字命名。一個商人的名字，成爲世界上所有學子嚮往的大學的名字，我當時真是心存感慨。後來我又到了賓西法利亞州的首府哈利斯堡，這座城市爲什麼叫哈利斯堡呢？哈利斯是個德國商人，做木材生意的。他賺了錢以後，便買下這片土地捐給市政府來建造這座城市。兩百多年過去了，這座城市依然叫哈利斯堡。接着我又到了紐約，在市中心，我看到了非常豪華的十七座大樓，它們連在一起，總稱爲洛克菲勒大廈。這座大廈由洛克菲勒建造。但後來被別人買過，被日本人買過，它依然叫洛克菲勒大廈。通過以上三件事情，我就認識到這就是美利堅這片土地的寬容。它尊重財富，尊重對社會作出過貢獻的人。但是在中國，結局恐怕會是另外一種。大學建起來可以叫華盛頓大學，林肯大學，因爲他們是總統，有優先命名權，但絕對不可能叫哈佛大學。錢可以讓哈佛出，但不能讓他得這個名。即便是用了你哈佛的名字，最後還可以改過來。你活着的時候可以尊重你，死了就不認賬了。這就是沒有敬畏感，對有貢獻的人不尊重的表現。明朝就有這樣的一個例子，朱元璋奪取天下，定都南京，大興土木，江南的首富沈萬山捐資爲南京修一尺的城牆。城牆修好以後，朱元璋心想，你一個商人，哪來那麼多錢？你富可敵國，比我當皇帝還榮耀，這怎麼行？因此尋找藉口，將沈萬山發配到雲南，家產被抄。這個沈萬山如果生長在美國，他修的城牆恐怕就叫沈萬山牆了。但他沒有哈佛、哈利斯、洛克菲勒這些商人幸運。連朱元璋這樣的皇帝都有那麼強烈的仇富心理，民間就更不用說了。這就是沒有敬畏，沒有寬容，沒有愛。如果社會的每一個階層都生活在尖銳對立中，我們怎麼能和諧呢？這樣就不是文化的保守主義，不是要培育出來的一種中產階級的精神狀態；中產階級的第四個精神特點是憂患。憂患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是你願意爲民族思考，第二是你有能力爲民族思考。很多人是願意爲民族思考的，但是不具備思考的能力。
這種思考的動力與能力，有一個重要的前提，就是精神資源的開掘。我們說的文化的保守主義，它的表象並不陽剛，而是陰柔的。它處理問題不是激烈的、極端的，而是沉默的、迂緩的方式。曾有一個美國的研究機構在研究中國人的文化特徵時說過：“每一箇中國人的心中，同時有兩座神，一個是土匪，一個是菩薩。當生存出現危機的時候，中國人心中的土匪就出現了；當他們解決了溫飽時，每一個人又變成了菩薩。”在對中日文化作比較時，他又說，“對付一個日本人易如反掌，對付一羣日本人難上加難；對付一箇中國人難上加難，對付一羣中國人易如反掌。”這是爲什麼呢？因爲中國人擅長窩裡鬥。追根溯源，是我們文化上有缺陷。但是我們的傳統文化也有它非常獨特的長處，用唐詩來形容，叫“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對世界上所有好的東西，它都會兼收幷蓄，並最終把它改造成中國文化的一部分。
四
2000年我訪問印度的時候，印度新德里大學一位研究哲學的教授，在同我們中國作家座談時，提了一個刁鑽的問題：“馬克思主義在全世界都遭到了失敗，唯獨你們中國還在堅持。你們認爲，中國還能將馬克思主義堅持多久？”這實在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我當時想了一下，回答說：“我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我到印度來是爲了尋找印度佛教，結果我非常失望。這個向全世界輸出了佛教的國度，佛教已經式微了。現在印度最大的宗教是印度教和伊斯蘭教。佛教人口在十三億人中只有九百萬。對於這個人口衆繁的國度來說，九百萬佛教徒實在太少了。我很奇怪，爲什麼創造佛教的國度沒有延續它的輝煌？大概在印度的阿育王時代，佛教傳入中國，至今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這期間，特別是唐代之前，中國有不少高僧大德跋山涉水，萬里迢迢到印度取經。這些人中最著名的要數玄奘了。他終生的意願是要獲得印度佛教的真諦。不辭勞苦取回佛教典籍，並親自擔任翻譯工作。正是因爲有無數的玄奘式的人物的努力，佛教終於在中國落地生根。到了晚唐，禪宗的出現，印度佛教基本上已在中國本土化了。現在，不管官方意識形態怎麼樣，佛教的信仰在我們的老百姓中間是牢不可破的。中國在吸收、改造印度佛教成爲我們本土佛教的過程，花了將近七八百年的時間。在這漫長的時間裡，中國人也曾排斥它、抵制它。唐代的大思想家、文學家韓愈便是抵制佛教的代表人物。我們的政治集團，或者說統治集團對佛教的態度，也是因人而異，像梁武帝，就是一個佛教的強力推崇者。在他統治時期，出現了‘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的盛況。反對佛教的人，滅佛、毀佛的皇帝，像周武宗、明嘉靖皇帝等，也給佛教在中國的傳播給予了沉重的打擊。但這都只是過程，我們的知識精英一直沒有放棄佛教在中國本土化的努力。這種改造是水滴石穿的過程。因此，現在全世界認識的佛教多半是來自於中國。特別是唐代興起的禪宗，這似乎成爲當代世界佛教的正脈。中國是佛教的二傳手，卻是佛教發揚光大的功臣。中國從引進佛教到輸出佛教，這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是最爲傑出的範例。教授先生所說的馬克思主義和佛教一樣，都是外來文化，都被中國人接受。這個接受的過程不會一帆風順。既然是外來的，總有一個水土不服的階段。中國人花八百年改造印度佛教，中國人一定也有耐心花八百年來改造來自德國的馬克思主義！這個過程非常漫長，不是我們一代人所能完成的，但是我們中國人有這種鍥而不捨的毅力，最終讓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本土化。我相信總有一天，全世界會接受改造過的中國本土化的馬克思主義。”
這個教授沒有想到，他提到的這個問題我會用佛教的例子來做回答，他一時無從辯駁。佛教也好，馬克思主義也好，我認爲都是中國人開掘精神資源的例子。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在中國落地生根，主要是它與中國的儒家思想有契合之處。春秋戰國時期，也就是貴族政治時期，我們是自由的但不是民主的。現在，我們接受民主自由的思想，它們是西方的，當然也是馬克思主義的。相信中國人的智慧，一定能找一條通道，將它們融入中國文化，最終成爲國粹。這個艱鉅的任務不是一代文化精英能夠完成的，這中間會有衝突，甚至會有流血的衝突，但最終我們的文化是會有強大的消化能力、改造能力的。今天我們在執行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時，感到有很多生硬的地方，這是因爲我們的移植是物理性的焊接。這邊是中國，那邊是馬克思，中間找個焊條焊起來。因此，馬克思主義還遠遠沒有成爲我們文化的自覺。從物理的焊接到水乳交融是有個過程的。就像速溶咖啡，加上伴侶，倒入開水，百分之百溶化。這是一種最好的物我相忘，最後咖啡伴侶沒有了，水也沒有了，杯子裡的**成爲另一種狀態，滴滴香濃。如果有一天，馬克思主義沒有了，孔孟也沒有了，它們合成了一種新的東西，成爲人類的寶貴精神財富，那麼我們文化的改造就完成了。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不是養我們一代人，是養我們千秋萬代的人。
2006年6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