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責任
——在暨南大學的演講
一
我今天給大家演講的題目是《作家的責任》。首先向大家介紹一下，我是怎樣走上作家之路的。我五歲開始上學，十一歲以語文成績第一名的成績考上初中。到初中去報到的時候，學校大廳的兩邊掛了兩條標語，一條是：“歡迎你，未來的科學家”；另一條是：“歡迎你，未來的文學家”，我看了看就站在文學家的條幅底下去了。當時是我母親陪我去報名的，她見我站在標語下不走就說：“你老站在這裡幹什麼？”說着，拉着我就走。這時學校的一個老師看到了，就問我：“你想當文學家，是嗎？”我回答：“是啊！”誰知道這位老師就是我後來的班主任。開學第一天，他就說：“我在報到那天看到我們班有個同學站在文學家的標語下，他想當文學家，現在我請他起來和大家見面。”我當時個頭兒很矮，十一歲，大概連一米五都不到，體重也很輕，完全是一個發育不成熟的樣子。我站起來，老師就問我：“文學家有很多種，你願意當什麼呢？”我說：“我想當詩人！”從那以後，我就有了一個綽號“熊詩人”。他們喊我熊詩人的時候並不是一種鼓勵，而是取笑。“你們看，全班最矮的一個人，發育都不成熟，還想當詩人。”就是這種嘲諷和玩笑，激發了我做人的尊嚴。這些細節決定了我最終走上文學的道路，以致在此後的四十多年中，雖然經歷了很多坎坷很多曲折，可是我還是按照我十一歲的時候立下的決心走到了今天。
在我喜歡文學的時候，是上世紀60年代中期，那個時候文學不是百花齊放，而是百花凋零。後來發生了“**”，我們這一代人被剝奪了上大學的權利，全部下放農村勞動。我1969年下鄉。我們下到一起的知識青年有好幾十個，組成了一個知識青年宣傳隊。在宣傳隊裡，我這個半瓢水，成了難得的筆桿子。我從編三句半開始，到寫歌詞、快板書，到編舞蹈、歌劇、小話劇。我記得很清楚，到了1976年，我們縣裡的宣傳隊到省裡來匯演，結果省裡文藝界的領導一看，怎麼這個宣傳隊的節目全是熊召政一個人寫的啊？熊召政是個什麼樣的人呢？他們感到好奇，等見到我本人，他們才發現熊召政是個矮個兒的毛頭小夥子。在這之前的1974年，我要寫一個詩朗誦來慶祝國慶三十五週年。記得我花了一晚上的時間，寫了一首《獻給祖國的歌》，後來這首詩發表在當年的《長江文藝》上，整整八個頁碼，非常長的一首詩，這是我平生第一次在省級刊物上發表作品，而且是頭條。這首詩發表的時候，我還在鄉村裡面當知識青年宣傳隊的隊長。白天勞動，晚上寫作、排練或者演出。每天的勞動負荷非常大，又沒有什麼吃的，幸虧年輕，不然，身體早垮掉了。有一天，我在田裡插秧，看到一輛華沙牌小汽車，遠遠地從山間公路上開過來，我開玩笑地說：“這又不知道是哪個‘走資派’來了。”正說着，只見那個車就停在了我插秧的田頭上了。從車上下來一個胖老頭，還有一個縣裡的幹部跟着他。一會兒大隊長就叫我：“熊召政，你起來！”和我一起做農活的同伴們說：“你說他是‘走資派’，他聽見了，找你算賬來了！”當然這是玩笑話。我帶着兩腿泥走到胖老頭跟前。通過介紹，我才知道這是省委宣傳部的一位領導。他問我：“你就是小熊啊？”我說：“是啊，我就是熊召政。”他就把我帶到大隊部裡面，喝了一碗涼茶，他從包裡拿出發表我長詩的那份《長江文藝》，問我：“這首詩是你寫的？”我說：“是的。”他說：“我怎麼覺得這首詩好像不是你寫的。這裡面寫到了很多地方，你年紀輕輕又沒去過，怎麼寫得出來呢？你是抄的吧？”我說：“你若不信是我寫的，我現在就背一遍你聽聽。”說着我就站起來了，從頭到尾把這首詩背了一遍。我記得其中有一句：“祖國啊，我是你大手大腳的兒子，我將用我堅強的臂膀承擔你給我的責任。”我二十歲的時候就覺得應該爲這個國家，爲民族承擔責任。但是當我那天晚上寫這首詩的時候，並不知道爲國家承擔責任是怎麼樣一回事。十年、二十年以後我真正有勇氣爲國家承擔責任的時候，才知道當年說這句話的分量。
當我把這首詩背完以後，那位領導站起來拍拍我的肩膀說：“小熊啊，你這首詩在我們湖北文藝界等於放了一顆原子彈啊！”這句話是誇我，我聽了當然很高興。我回答說：“這首詩發表以後，我收到來自全國的800多封信。”用今天的話說，他們都是文學“粉絲”。我最早的“粉絲”現在都已年過半百了。這時候，距離人家嘲笑我是熊詩人的時候，已經過去了十年。不久，武漢大學招生，因爲種種原因，我那一年沒有跨進武大的門檻。不過，我還是結束了五年的農民生活，而被調入了縣文化館，當一名創作輔導幹部。爲什麼叫創作輔導呢？就是輔導全縣的業餘作者學習寫作。就這樣到了1979年的夏天，有一天我去大別山腳下的一個山村，拜訪一位鄉村中學老師。走在陡峭的山路上，忽然看到迎面來了一位不到四十歲的農婦。我和那位鄉村老師上山，農婦下山。我無意間擡頭看農婦一眼，她也看了我一眼。記得那是8月下旬，天氣還非常熱，可是那位農婦的眼光卻非常的冷，冷得讓人心裡發寒。農婦走過去以後，我回過頭去看着她的背影走遠，自言自語地說了一句：“她的眼光怎麼這麼冷？”那位姓王的中學老師說：“她是我們村的，她這又是去告狀了！”我問：“她告什麼狀呢？”他說：“她的丈夫被大隊民兵連的連長打死了，有冤伸不了。”我說：“怎麼回事呢？爲什麼伸不了呢？”老師說：“三年前的一個冬天，她的丈夫在修水庫的工地上，一個多月沒有回家了。有一天，他請了一天假回家拿鹹菜。可是當他一回家，看到家裡什麼都沒有了，連柴火都沒有一根。老婆帶着兩個孩子，日子過得很艱難。他於是上山幫他們打柴，把家裡收拾收拾，結果就晚了一天回到工地。按道理說，這不應該有什麼問題。可是在那個‘以階級鬥爭爲綱’的年代，這卻是一個非常大的事件。縣裡集中數萬民工修水庫。由於太苦太累，民工逃跑的事件天天都有發生。制止這類事件，各個大隊經常會抓一些典型來批鬥。這叫‘殺雞給猴看’。因此，這位民工一回到工地，立刻被民兵連長關起來，並組織批鬥。這位民工覺得心裡很憋氣，一個月沒有回家，家裡連燒的柴都沒有了，我只是去砍了一些柴，並不是偷懶，怎麼就成了破壞‘抓革命、促生產’的階級敵人了呢？他想不通，就在批鬥會上，和民兵連長爭辯了幾句。民兵連長就說：‘你還狡辯，你這就是反革命！’說着就把他吊起來打。打着打着沒有聲音了，放下來時已經斷氣了。”人既然死了，民兵連長一點都不恐慌，他反咬一口，說這位民兵“抗拒批鬥，畏罪自殺”，通知他家裡來把屍首拉回去。這個悲劇發生在1976年的冬天，“四人幫”剛剛粉碎，但撥亂反正還沒有開始。中國大地上，極左勢力仍肆虐橫行。那位農婦在當時可以說是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兩年後，黨中央開始對“**”中的極左潮流進行清算了。農婦看到了希望，便開始爲死去的丈夫申冤。但是，她從公社告到區裡，又從區裡告到縣裡。三級政府都沒有一個人搭理她。她後來又給地區、省裡領導寫信。她花五分錢買一張白紙回到家，裁成A4紙那麼大，一張白紙可裁十六張。然後她讓上小學一年級的孩子歪歪扭扭地寫上冤情，再用一個雞蛋換成郵票，寄到省裡，縣裡。可是這些信又一封封打回到鄉里，鄉里又打回大隊。大隊幹部都幸災樂禍地說：“看，信又回來了吧，你再告，就把你一家人的口糧都停下。”不管大隊幹部怎麼威脅，農婦仍鍥而不捨三年如一日爲丈夫鳴冤。這位農婦不到四十歲，可是卻像一個老太婆，頭髮枯槁，眼神呆滯。那天我心情本來很好，但就是那位農婦的眼光把我帶進了嚴寒的冬季。走在山路上，我一句話都沒有。我覺得好像是我對這個農婦犯了罪，我對王老師說：“今天晚上，你帶我到她家去。”晚上我們去了兩次，那個農婦都還沒有回來。從那個地方到區委會有二十五里山路，她在區委會坐到天色黑盡，沒有一個人理她，她連一口水都沒有喝，又走回來，那時已經是深夜了。我們看到她，老師喊住她，說：“這是縣裡來的同志，他特意來看看你的。”那時天太黑了，我看不清她的樣子，只看得到她的一個輪廓，只覺得她的嘴角輕輕抿了一下，我想那是給我的一個微笑，但那肯定是一個非常悲慘的微笑了。我們到她家裡，裡面沒有燈，她家裡有用墨水瓶做的煤油燈，但沒有錢買煤油。她就點了一片松明。藉着這微弱的光亮，我看清了她。她靜靜地把她的冤情跟我講了一遍。我們離開她家回到老師家裡的時候，我說：“王老師，今天要浪費您一點煤油，我想寫詩。”他說：“你不睡覺？”我說：“不睡，我要寫詩！”就這樣，我寫出了平生最令我激動的一首長詩，就是獲獎的那一首《請舉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在那偏僻的山村，我徹夜未眠，到天麻麻亮的時候寫完了。二百多行詩幾乎是一揮而就。早晨在他家吃完早飯，我也是用他家五分錢一張的紙裁成現在十六開那樣大，把詩抄了一遍。下山到了農婦去告狀的那個鎮上，貼了八分錢的郵票，把它投給了《長江文藝》。
二
這首詩到了《長江文藝》編輯部之後，在編輯部主任欣秋同志和詩歌編輯劉益善同志的推薦下，送到了當時省文聯黨組書記駱文同志的手上。看過詩稿的人都覺得這首詩很好，但又覺得過於厲害。我記得詩的開頭是這樣寫的：
假如是花神
欺騙了大地，
我相信，
花卉就會從此絕種，
青松就會爛成齏粉！
假如是革命，
欺騙了人民，
我相信，
共和國大廈就會倒塌，
烈士紀念碑就會蒙塵。
昨日的蘇區
——火坑！
春雨澆不滅鬼火淫淫；
今日的蘇區
——冰坑！
驕陽穿不透千丈堅冰。
當時寫這首詩的時候，我沒有感覺到它有多麼厲害。但是二十多年以後我重新來讀它的時候，才感覺到這詩就像地心的岩漿一樣噴發。駱文同志看到詩稿之後，立即讓欣秋同志通知我到武漢。駱文詳細聽了我的這首詩的創作經過，立即表態說：“這是一首好詩，我們立即發表，但你也要有心理準備，反對派會來批判你。”就這樣，這首詩於1980年元月號頭條發表，佔了整整四個版面。發表以後，當時《人民日報》、《新華文摘》、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等全國有影響的報刊電臺幾乎都發表或播送了這首詩，而且又很快翻譯成英文、法文等傳播海外。我的這一首詩總共就兩百三十多行，可評論卻有二十多萬字。許多我很敬仰的評論家、作家都寫了支持文章。當時的省委書記陳丕顯親自接見了我，他說：“我們很欣賞你的勇氣。”當然批判我的也不少，也是很強大的勢力。陳丕顯書記就指示駱文，讓他把我從縣裡調到省裡來，創造更好的寫作和學習的條件，要我更加努力地寫作。就這樣我因禍得福，二十七歲就得了全國首屆新詩獎，也當上了專業作家。
三
記得1981年的初夏，我坐在前往北京去領獎的火車上，那時候的火車開得很慢，武漢到北京要十八個小時。不像現在，十個小時就夠了。夜深了，車廂裡的人都睡覺了，我卻毫無睡意。我一直靜靜地坐到天亮，看到窗外一片蔥綠的原野，心情非常激動。我在車上寫了一首詩《鄉村之歌》，後來也在《長江文藝》發表。在這首詩裡，我感到我和百廢待興的祖國融爲一體。我突然感到我選擇的文學道路昇華到我整個的生命，我的選擇沒有錯。同時，我也感覺到我的作家的責任從過去的茫然到現在的自覺，這個過程的完成，是時代所賜。
以上所講的我的文學經歷，是想讓同學們瞭解，我是怎麼成爲一名作家的。現在，我要講的第二部分是“文學的土壤”。古話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水土也養一方作家。像嶺南作家秦牧、陳殘雲等等。整個嶺南的風物在他們的筆下顯得非常迷人，非常可愛。我最早喜歡嶺南這片土地，就是通過這些作家的作品。再往前推一點清代的屈大均寫的嶺南風物，讓我們知道了更多的古典南粵。所以作家的成就往往會取決於他所佔據的文學的土壤。換句話說，什麼樣的土壤培育什麼樣的作家。世界上幾乎所有古老的國家都是文學的國度：印度、中國、俄羅斯、法國、英國，還有波蘭，在這樣一些歷史深厚的國家裡，我們會看到一些文學大師們的身影，塑造了它們大國的文化風範。如果文學藝術缺失，這樣的大國就是不健全的大國。泱泱大國的民情風俗必定是培植文學大師的沃土。俄羅斯之所以有托爾斯泰，法國之所以有雨果，是那裡整個土地上的營養，無論是它的陽光，還是它的雨露，或是它的民族物質，民族精神都可以成爲作家的土壤。中國曆來是文學的大國，我們的四書五經，有一經是詩經，這是文學最早的選本。它讓我們理解了這一片土地，理解了這片土地上人民的感情。所以孔夫子說：“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興、觀、羣、怨，孔子他把整個文學認知的功能闡述得非常清楚了。歷史上那些文學大家：屈原、李白、杜甫、蘇東坡、陸游、辛棄疾、羅貫中、曹雪芹……因爲他們，中國的大地上多了很多人文的風景。我們瀏覽杭州，在西湖上，不但可以看到白居易修築的白堤，也可以看到蘇東坡倡議修築的蘇堤。在四川，因爲陳子昂的《登幽州臺歌》，多少遊人，至今還要專程去看看這座幽州臺。在江西贛州，因爲辛棄疾的一首詞，鬱孤山聲名鵲起，千年不衰。這樣的例子太多太多，不用我一一細舉。我們古代的作家，幾乎都是社會的公衆人物。他們的喜怒哀樂，他們的行爲舉止，都能極大地引起社會的關注。中國曆代的人民，都喜歡作家。在我們國家裡，文學作爲民族的基因而存在。今天，我們社會上雖然銅臭多一點，但是我認爲，這種輕文重利的現象最終會改變。因爲在我們中國，文學的沃土真是太濃厚了。這是我們作家值得驕傲的一方土地。除了驕傲，我們的作家還要理解這片土地，要積聚旁人所不能積聚的苦難、坎坷，以及由此而生髮的思考與憂患。試想一下，曹雪芹如果沒有從幸福的頂峰跌到地獄這樣一種經歷，他怎麼寫得出《紅樓夢》來？被迫在清朝當貳臣的吳梅村以及入清之後裝瘋賣傻的八大山人，如果沒有經歷家國俱毀的哀慟，又怎麼可能創作出令人心酸的詩畫來？這樣的例子太多了。我曾經到過浙江的天台山，那裡的國清寺中有一個寒山的塑像。寒山生活在中唐，他先是科舉屢試不中，後又經歷戰亂，沒有辦法，他在陝西老家混不下去，只有當和尚纔有飯吃。當他走上了一條離家的不歸路，他在天台山上與風霜雨雪爲伴，跑到天台山，在廟裡終日與鳥語花香爲伍。他住在山洞裡面，在樹皮上寫詩，成爲中國最偉大的詩僧。今天蘇州的寒山寺，也有寒山的塑像。他生存的方式，用我們俗世的觀點來看，沒有一天快樂。可是在寒山看來，我們世人沒有一天是快樂的，他覺得自己很快樂。他的生活給他很多啓示。當他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語言表述的時候，你就感到特別的動人。我與同學們講文學，什麼是文學呢？人人心中皆有，人人筆下皆無，這樣一種境界、這樣一種感受，便是很好的。經歷過從南宋到元朝的作家，是把整個人世的風霜化爲燦爛的文章。這一時期的作家，整個文學境界只有一個字：苦！所以說，每一時期的作家都有着特定的文學的印記。郭沫若老先生到了杜甫草堂，爲杜甫寫下了一副對聯，可以說明文學與人生的關係：“世上瘡痍，詩中聖哲；民間疾苦，筆底波瀾。”中國從詩經以來的整個文學，都可以爲郭老這副對聯下一個註腳，但是這只是文學的一部分。詩還可以分爲“風、雅、頌”三種，“風”就是我剛纔說的風俗、民情、民間的聲音；“雅”是士大夫心靈的歌唱；“頌”是帝王創造歷史的讚歌。雅的這一部分起自老莊的哲學。由於中國文化的精緻發展，在文學上也是燦爛輝煌。不管是民間的疾苦還是帝王的奢侈，在作家那裡，都可以掀起筆底的波瀾。南唐的李後主，當了趙宋的俘虜，寫下“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淚對宮娥”這樣的詞句，可謂道盡了人間的辛酸和富貴。一個國家被他玩完了，換回這麼精闢的幾句詩。所以說，雅到極致的地方，讓我們看到了歷史的痛苦，也看到了民族的辛酸。由此可見，不但是“風”，就是“雅”，也讓人看到了人世的滄桑。“頌”就是歌頌歷代帝王。說老實話，這一類的作品好的不多。一本《古文觀止》，“頌”的地方非常少。今天，我倒是願意寫讚頌的文章了，讚頌誰呢？我有一個標準，凡是有功於社稷，造福於人民的這樣一些精英，不管是歷史中的，還是現實中的，都可以成爲我們謳歌的聖賢或者英雄。當今之世，中國的文學不是提倡主旋律嗎？我覺得謳歌上述這樣一種英雄，就是我們的主旋律。寫這樣的主旋律，便是作家的責任。
2006年4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