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雜談四題
一方文化養一方人
常言道，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換言之，一方文化也養育一方人。我曾說過，長江流域的文化可分爲三種形態。三峽之上的上游，是巴蜀文化；三峽至江西孤山這一段，是長江中游，乃荊楚文化；自安徽而下至上海，爲長江下游，對應的是吳越文化。
這三種文化有相同之處，但更多的是不同。巴蜀得源頭之清，發而爲天籟，故那裡的人，散淡而有追求，幽默而不刻薄。下游的吳越，盡得水利，故彼處的蒼生，在謹慎中求優雅，於勤奮中得自適。散淡而又幽默的人，神閒心靜，愛財富更愛安逸的生活。故巴蜀之地，郊野多靈異山水，城市多酒肆茶樓。女孩兒眉眼生動，爺們兒怡然自樂。謹慎而又勤勞的人，有意無意，都在培植溫良恭儉的鄉風。故此處，多士大夫，多藝術家。自南宋之後，引領生活潮流者，多半產自吳越。到那裡一走，盈耳的吳儂軟語，會讓你想起“未老莫還鄉，還鄉須斷腸”的詩句。
比之巴蜀和吳越，荊楚地方的人，便顯得霸氣有餘而矜持不足，亢奮尤多卻敬畏較少。這也是地理使然。在上游，長江不疾不徐，故有詩人吟唱“蜀江水碧蜀山青”，七個字，就勾畫出一個天府之國的妙處。在下游，長江也很從容，同彼處的女子一樣，感情收束而不氾濫，故有《春江花月夜》那樣的絕唱。唯獨在中游，長江野性十足，歷史中有“萬里長江險在荊江”之說。雖然李白在這裡留下“千里江陵一日還”的豪唱，終究缺了“勝似閒庭信步”的雅緻。在上游，長江如少女，一顰一笑楚楚動人；在下游，長江像少婦，一動一靜顧盼生姿；在中游，長江就像狠婆娘，嗆你、辣你，叫你無法悠閒，也無法優雅。
大海里生長捕鯨的勇士，荊楚大地生長狂人。人與水和諧，人幸福水更嫵媚；人與水斗法，人辛苦水更放肆。長此以往，代代相續，文化的品格便不知不覺地形成。這種文化上的選擇，並非由自己做主。
鄂與楚
用測字來預卜人的禍福，是中國古代方術的一種。科技高度發展的今日，此術雖已式微，但尚未絕跡。日前，聽到一則故事，說有人測了“鄂”字，左上爲兩“口”，左下爲一個“虧”字，右邊爲“耳”旁，意謂兩張嘴說話，只有一隻耳朵聽，這樣一種情勢，當事者豈不吃虧？
漢之前，就有“鄂渚”之說。今日的鄂州，即漢之鄂縣。三國時期孫權曾建都於此，改鄂縣爲武昌，取“以武而昌”之意。但把整個湖北簡稱爲鄂，歷史並不久遠。此前如唐李白酒隱安陸，蹉跎十年，他認爲自己是湖北佬，故吟唱“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稍後的杜甫，自四川買舟而下，出南津關後，吟唱“楚地闊無邊，蒼茫萬頃連”。兩人均稱湖北爲楚。明朝初建，朱元璋襲元之制，不稱省而稱道，全國共有十三道，湖北屬於湖廣道。這湖廣實指湖北與湖南，與廣東廣西毫無關涉，但不知爲何不叫“兩湖道”而稱“湖廣道”。明朝二百多年，湖北湖南是一個省，但長沙與武昌，卻依然是兩處中心。爲了稱謂方便，便出現了“湘鄂兩地”之說。“湘”爲湘江之簡稱，成爲湖南的代稱；“鄂”爲鄂城之簡，成爲湖北的簡稱。用“湘”來代指湖南，非常恰切，畢竟，湘江是湖南境內最大的河流。但用“鄂”來代指湖北，卻並不是最準確的。究其因，湖南湖北皆爲楚地，若說“湘楚兩地”，則把湖南排除在楚地之外，顯然不妥，故拈出一個“鄂”作爲湖北的簡稱。此後相沿襲用，現在想改也改不了。其實，若以“荊”來代，則荊山荊江，是楚文化的發源地，歷史意蘊，不言自明。但“荊”字似嫌格局太小，故先賢棄之。
著名的楚文化史專家劉玉堂先生，兩年前就提出建議，改“鄂”爲“楚”。但當道者有顧忌，認爲將湖北簡稱爲楚，會引起鄰省糾紛，因爲楚文化地區不僅僅是湖北，還有湖南、安徽、江西、河南也有一部分，湖北獨稱爲楚，人家會怎麼看？至今，“惟楚有才”的對聯，還懸掛在長沙嶽麓書院的大門上呢。其實，這擔心大可不必，人家湖南，近些年提出的口號是“振興湖湘文化”。真正還在打造荊楚文化品牌的，就是我們湖北人了。
從字形上看，“楚”也比“鄂”好，楚由“林”與“疋”兩字構成。樹與布，寓山清水秀、物阜民豐之意。凡事欲和諧，必先穩當、吉祥，“楚”字便有這種寓意，不像“鄂”字，讓人用測字的方式一解，聽了便覺泄氣。
惟楚有才
幾年前去長沙，唐浩明先生領我參觀嶽麓書院。我站在大門口欣賞那副聞名遐邇的對聯。唐先生說：“對不起，這是湖南人自大。”我笑着回答：“湖南人有自大的本錢。不過，這對聯爲何只有一半呢？”唐先生問：“怎麼只有一半，那一半怎麼寫的？”我說：“完整的一副對聯應該是：惟楚有才，才滿江漢間；於斯爲盛，盛在明清後。”我念出後，看到唐先生愕然，連忙笑着解釋：“這是我開玩笑，臨時湊上的。”唐先生誇我有捷才，說聯句續得好。後來，我應邀爲江陵的張居正舊居紀念館寫一篇短賦，開頭兩句，便用了上述聯語。
湖南湖北同屬於中部，又屬於楚文化地區，兩省都是中國的人才高地，出的都是那種經邦濟世、倒海翻江的曠世奇才，都屬於狂人，如明清之後的張居正、曾國藩、黃興、蔡鍔之類。至於一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如果缺了兩湖，簡直就沒法寫了。
兩湖的人才雖有差異，但異少同多，都是亢奮激勵之士。每讀《易經·乾卦》第一句爻辭——“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便認爲這爻辭作者不是周公，不是孔子，而應該是兩湖人士。自強不息，是楚地人才的最大特點。
但若深加探究，便會發現，楚地的人才，大都誕生在社會的轉型之際，特別是改朝換代的轉折時期。秦之末世，說“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是楚人；元朝末世，最先揭竿而起的陳友諒，是楚人；清之末世，打響推翻專制第一槍的，亦是楚人。楚多才子，但更多的是英雄。那一年，我訪問紅安，應縣長之請，寫了一首詩：“我愛紅安五月花，杜鵑如血血如霞。如何二百屠龍將，盡出尋常百姓家？”雖是反詰，卻道出一個特點：楚之人才，多英雄氣而少書生氣，多草莽氣而少貴族氣。即便是飽讀詩書的大才子，如屈原、米芾、熊十力等，也都狂狷必然由我，俯仰絕不隨人。所以說，惟楚有才，這“才”如何爲順世所用，當道者可深思之。
放風箏的心態
時下，建設文化強省、文化強市的口號不絕於耳。這是文化復興的表現，亦是國家興盛的表現。但若方法不對，可能事倍功半，甚至南轅北轍。這好比放風箏，風箏做得再好、再顯眼，放得再高，但若手中的線斷了，風箏就會乘風飛去，風一停，風箏又會停落，遭受風吹雨打。所以說，振興文化不能像放風箏，只是借時代的風力，圖一個好看。建設文化，首要的是讓文化落地生根。培植文化的土壤，纔是一個科學的態度。
毋庸諱言，湖北是文化資源大省而非文化產業大省。如果我們抓文化建設而不能轉化爲產業，則文化無落實之處；但是，如果抓文化建設僅僅是爲了培養新的利潤增長點，則文化被降格爲商人謀利的手段。我想，這也不是當道者所心儀的願景。
說到底，培植文化也存在着義與利的價值取向。孔聖人有言：“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固然說得太絕對，但的確道出了一般世情。當下世界，美國的好萊塢大片、日本的卡通與動漫，不但成爲國民經濟中的支柱產業，也同時向全世界輸出了它們的價值觀，這是出乎利而止乎義。反之，看我們的影視傳媒業，值得驕傲的地方並不是太多。若當道者強調市場，則製造的節目一味媚俗或趨趕潮流。以盈利爲最高目的，可謂利生義死。若強調主旋律，則其作品又成爲扁平的宣傳品，缺少欣賞價值，導致利盡義枯。目下這種局面不但沒有改進，反而有氾濫之勢。究其因，乃是引導者仍然有放風箏的心態，而從業者又缺少道德上的自律。
現在，我們經常會看到這樣一些消息，某省某市某名山勝水，將在全國範圍內徵集宣傳當地的電視劇或其他樣式的文藝作品，這種做法似已成爲時尚。執事者認爲這樣做是體現公平、公正，是科學的方法。我大不以爲然。請問：中國和世界的文學藝術史中，那些不朽名著和藝術傑作，有哪一部是用重金海選出來的？這是用不尊重文化規律的方式來做文化上的事，不值得提倡。何況，文化與科技領域不同、規律不同，承擔的社會責任與文明指向亦不同，用科學攻關的方式與工程招標的辦法來對待文學藝術，可謂大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