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江城士大夫
一
我不知道該怎樣評價我自己。
我曾寫過一首《楚狂人》的詩：
楚狂人說楚人弓，半壁江山一炷紅。
百戰縱然輸社稷，人間依舊吊英雄。
於此可見，我是一個英雄主義者，當然，也是一個理想主義者。英雄與理想是不可分的。
我之所以成爲一名作家，是爲了實現自己的理想。
記得我考上縣中學時，是“文革”開始的前一年。報到那一天，縣中學大門的兩側各掛了兩條橫幅，左邊是“歡迎你，未來的科學家”，右邊是“歡迎你，未來的文學家”。我腦子一熱，竟然跑到右邊的橫幅下站着。那時候，天真少年們的理想是當一名解放軍戰士，或者鍊鋼工人，或者拖拉機手，像我這樣不知天高地厚的楚狂人委實沒有幾個。同學們都用異樣的眼光盯着我，並從此送我一個綽號：熊作家。
如此稱呼，自然是取笑我。我於是跟他們賭氣，今生一定當一個作家給你們看看。幸虧我的父親是一個新中國成立後才掃盲的木匠，根本不知道在那個“以階級鬥爭爲綱”的年代，舞文弄墨是一件多麼可怕的事情。我只上了一年正規的初中，“文革”就開始了，我的災難也開始了。如果要細數我從少年開始吃過的苦頭，或者乾脆說是“一浪高過一浪”的災難，那足可以寫成厚厚的一本書，這裡姑且略去不談。
1979年之前，我似乎從來就沒遇到過什麼順心的事。當了一年兵被遣送回家，隨後全家下放農村。屢次招工與推薦上大學，名額皆被有權勢者侵佔。好不容易安排進了縣文化館編輯一份油印的刊物，卻因幾次用了“壞人”的稿子差點要被抓進監獄。有智者說“苦難是最好的營養”，此言不謬，正是因爲備嘗艱辛，才養成我百折不撓的性格。
就在1979年，我寫下了政治抒情詩《請舉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我沒想到，這首詩竟然在當時的中國詩壇掀起如此巨大的波瀾。也就因爲這首詩，我的作爲一名作家的生涯，便正式拉開了序幕。
二
我1981年開始當專業作家，那一年，我二十八歲。我們作協當時的專業作家一共有八個，姚雪垠、徐遲、碧野等，都是大家。鄢國培、祖慰和我都是80年代調進，我最小，又是最後一個，祖慰老笑我“第八個是銅像”。第一次參加專業作家會議，同這些如雷貫耳的大作家們在一起，我立馬感到心虛。特別是姚雪垠和徐遲兩人，在當時的社會氛圍中，他們每到一處，真可用萬人空巷來形容。姚雪垠第一次同我談話，用一種居高臨下的口氣說：“年輕人，一首詩不能定乾坤，今後的路還長着呢。”我聽了誠惶誠恐。本想對他說：“姚老，我今後也要寫歷史小說。”但沒有勇氣說出口。徐遲最具名士氣，也最能堅持理想。當時的省文聯黨組書記，老詩人駱文同志把我推薦給他，他皺着眉頭對我說：“我歷來反對把詩當成匕首和投槍。”我頓時覺得討了個沒趣，臉騰地紅了。大概就是這一紅，讓他發現我還是一個樸實的來自山裡的文學青年。他嚴峻的臉色和緩下來，並說了幾句勉勵的話，約我第二天單獨去見他。大約談過幾次後，徐老發現“孺子可教也”，便對我說：“我要花三年的時間，把你的文學觀扭一扭，你先要讀書補充知識，我給你開了一個書單，你按着這書單去讀。”我接過一看，三分之二是外國的，第一部分從《荷馬史詩》到但丁的《神曲》。中國的第一部是《楚辭》，第二部是《昭明文選》，大概有上百部。我心中不免暗暗叫苦，這麼多書，三年豈可讀完？後來證實，三年的確讀不完，從1982年到1989年，我便在徐遲的指導下讀書和寫作。他規定，凡我的創作，不管長短，都要先給他看，他同意我拿出去發表纔可寄出。我每有新作，就趕緊給他送去，他總是不緊不慢朝抽屜裡一放，說：“先放一放。”有時，他一放就是幾個月，其間讓我一改再改，他說：“作品就像孩子一樣，一定要養。”有時，爲了一句話，甚至一個詞，他都要幫我反覆斟酌。經過長達七年的耳提面命，我的文學氣質的確被他扭過來了。在徐遲那裡，文學是一種理想，是一種情操，這一點，我已完全繼承了下來。1992年，我決定下海經商，徐遲乍一聽這消息，氣得不理我，大約有一年的時間不通音訊。後來，在一個朋友的斡旋下，他才同意見我。我對他說：“我下海經商是離開文壇而不是離開文學。”他聽後轉怒爲笑，答道：“如此說，我就放心了，這文壇越來越讓人失望，早就該離開了。”
三
人們形容時下的風氣：“能唱幾首歌的都是歌星，漂亮一點的都是演員，個頭兒高一點的都是模特兒，剩下的全是名人。”世風日下，徒喚奈何？其實不用罵別人，我自己也是一個不能免俗的人。譬如說，在上世紀90年代初全民經商，一棍子能打着三個總經理的年頭裡，我也氣抖抖地加入了總經理的行列。不過，我下海也並非全部是自願，其實有一些至今仍不能言說的理由，讓我走上了這條路。
我下海經商的第一個項目是建造一座高爾夫球場。在朋友們的信任與慫恿下，我出任董事長。我當得很投入，每天腦子裡所想的完全是同文學不搭界的事。這其中既有刺激，也有挑戰。我好勝心強，不願意讓朋友們笑我半路出家不懂商戰。一年後，我的工作卓有成效，商界開始把我當成職業商人了，我自己亦樹起了強盛的商業信心。但是，每當夜深人靜，我發覺我的文人心態並沒有改變。一個商人，如果拒絕“與狼共舞”，那他註定不能成功，至少在我經商的時候，這是一個規律。偏偏我討厭這規律，我有《經商一年戲作》兩首爲證：
投身商海作遨遊，又賺錢來又賺愁。
一個天生詩佛子，從來故意失荊州。
愛錢偏又愛清高，避席常因濁氣豪。
還是去當閒士好，清風明月自逍遙。
這種心態的不可改變，決定我不可能當一名真正意義上的商人。下海第三年，我便產生了“不如歸去”的想法。有商人朋友譏道：“作家有什麼好當的，你爬格子累死，又賺不了幾個錢，這年頭，誰還看書！”我把這種話視爲對我人格的侮辱，我仍用詩回答：
一燈能滅千年暗，半卷詩書百代香。
商海漫言名士劫，人言蕭瑟我軒昂。
四
1998年，我終於上岸了。在商海六年，我不是一個失敗者，我卸下總經理的職務是“自動退役”，而非倉皇出逃。我回到專業作家的崗位，除了不願意“與狼共舞”這個因素，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要抽出一段時間，潛心寫作長篇歷史小說《張居正》。
大約就在我1992年下海經商的同時，我開始對明朝萬曆年間的第一任首輔張居正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關於張居正這個歷史人物的所有情況，已在我的其他文章中詳盡論述過，所以不在這裡複述。經商的六年，也是我研究明史的六年，在飛機上，在小車裡，在牀頭，我不放過任何一點空閒，閱讀有關典籍。當我決定要回到作家行列時，商界朋友說：“你已過慣了寶馬香車、紙醉金迷的商人生活，你還能沉下心來，去過那種寡然無味的文人生活嗎？”我回答：“古卷青燈的生涯，乃人間至味。不是閒人，怎能品得出菜根之香？”
說到做到，我從董事長專乘的加長的凱迪拉克轎車裡走出來，回到書齋獨守寂寞，一坐就是五年。如今已把《張居正》前三卷寫完，最後一卷正在寫作之中，不久即可付梓。我當初下決心“十年磨一劍”，如今，這劍——屬於我自己嘔心瀝血鍛造的干將莫邪——不久就要問世了。
屈指算來，我已當了二十二年的專業作家，真的是彈指一揮間。在文學的道路上，我總是在自信與自卑兩極中搖擺。與時下的才俊相比，我是老派人物。人過四十後，便以士大夫自居。今春，承《人民日報》文藝部邀請，我二遊浙江天台山，賦詩一首，道得我當下的心境，抄錄如下，權作本文結尾：
我本江城士大夫，瓊臺又到總踟躕。
昔年秋暮看紅葉，此日春深聽鷓鴣。
霽月初升鐘磬遠，樵風暫歇老龍孤。
自從遁去寒山子，誰發清歌對碧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