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節 日本人恐怖統治下的薊縣城
發生在冀東地區的轟轟烈烈的抗日大暴動過後，日本人加強了在冀東各縣的軍事力量，對淪陷區的老百姓加強了殖民統治，尤其是日僞軍佔據的縣城和大村鎮的老百姓，過上了一種軍事戒嚴下的恐怖生活。這種生活方式，也是薊縣城裡人自明清朝代以來所未曾經歷過的特殊生活。這種亡國奴的生活方式也給老百姓留下的深刻的印象。
從滿清時期到民國時期，薊縣城裡一直沒有軍隊，只有幾十個警察負責維護社會治安。縣城的城牆主要用於防範山上的山賊草寇，雖然城門也是早開晚關，但是平時無人守衛，人們隨便出入。冀東抗日大暴動——也就是老百姓俗稱的“鬧便衣隊”過去之後，冀東各縣的縣城都被日僞軍控制了。參加暴動的農民大多數因隊伍被打散而回家種地去了，少數抗日骨幹改編成八路軍十二團和十三團，在山裡和邊遠地區建立根據地，並且經常到縣城外面的廣大農村地區開展游擊戰。那時期各縣城裡有日僞政權，幾個縣的交界處還有抗日政權（根據地），如薊縣的西南方有“薊寶（坻）三（河）聯合縣”、西北方有“薊平（谷）密（雲）聯合縣”，東北部有“薊遵（化）興（隆）聯合縣”，東南方有“薊玉（田）遵（化）聯合縣”。抗日力量中，除了八路軍的正規部隊和游擊隊，還有地方武裝——縣大隊、區小隊和村裡的民兵。
爲了“清剿”抗日隊伍，保護日僞政權，日本人在冀東地區增加了日本“皇軍”、“滿洲隊”和“蒙古隊”，還有治安軍、警防隊等僞軍。這些都屬野戰部隊，不是常駐某個縣的。像滿洲隊、蒙古隊、警防隊和治安軍，在薊縣駐的時間都不長就走了。他們主要是和日本軍隊一起“掃蕩”和“清剿”抗日武裝力量，和八路軍及友軍的抗日部隊作戰。尤其是1941年到1942年間，日軍實行五次“強化治安”活動，在薊縣的邊遠地區經常發生戰鬥。日僞軍多次“掃蕩”、“圍剿”八路軍或者進攻抗日政權根據地，製造了大片“無人區”。當時日僞軍勢力強大，戰場上處於攻勢，抗日政權爲保存實力，被迫到處轉移，用游擊戰術與日僞軍周旋。
那時常駐薊縣城裡的，除縣政府的日本顧問外，城裡還有一個日軍隊部，老百姓也說不清是“聯隊”（團級）隊部，還是“大隊”隊部。日本隊部就設在南大街中段路西“新張家”（現薊縣中醫院處）大院，這裡是駐薊日軍的最高指揮部。另外還有一個日軍憲兵隊部，設在西大街路南獨樂寺的對面。城外一些大村鎮的日僞軍“據點”裡也有日本軍人，每處一個小隊或是一個班。
爲了體現日本皇軍的“高貴”，那時候要求從城裡南大街日本隊部和西大街日本憲兵隊部門前經過的老百姓，要給門前的日軍崗哨行鞠躬禮，同時要說：“太君好”。警察和警備隊經過時，要給站崗日本兵行軍禮，就連警備隊集體列隊經過時，帶隊的軍官也要代表集體行軍禮。鄉下進城的老百姓不懂規矩，不給崗哨鞠躬時，門前的二鬼子（在日軍隊部工作的中國人）會告訴你。反正不給哨兵鞠躬不讓你過去，當然在趕大集人多的情況下，也有的跟在人羣裡一點頭就過去的，不用一個人一個人的鞠躬行禮。而城裡人知道日本人的這條規矩後，不想給日本兵鞠躬的人就繞道走，因爲不管是上街買東西，還是出城去幹活，都可以不從日本隊部和憲兵隊部門前經過。
聽我老舅劉增（1930年——今）講：在他十三四歲（1942年或1943年）時，有一次他自己到城裡來看二姐（我的母親）經過了日本隊部大門外，因爲不懂得給日本站崗的士兵鞠躬，差點沒被門外的二鬼子（漢奸）掐死。原來中國人的傳統禮節是跪拜磕頭，不論是死人辦喪事還是結婚辦喜事，行禮都是跪拜磕頭。鞠躬是從西洋傳過來的禮節，辛亥革命後只在官場上和國辦的學校裡推行鞠躬禮，一些落後的農村人不知道什麼是鞠躬禮。我姥家那莊沒有學校，我舅舅們也沒上過學，所以當時劉增也不會鞠躬。那次他從日本隊部門前經過，因爲沒給日本兵鞠躬，被旁邊的二鬼子攔住，要他鞠躬。他不明白怎麼鞠躬，那個二鬼子就說：“你不會鞠躬，我來教你。”於是站在他身後，雙手掐住他的脖子，使勁的往下按。一按他脖子他就塌腰往下蹲，二鬼子以爲他是故意搗亂，掐住脖子往上提，並說：“站直了，彎腰、低頭。”因爲二鬼子用勁大了，掐的他喘不過氣來，把臉憋鮮紅，好不容易纔學會了鞠躬。現在一提起中國和日本的關係，我老舅就會說起這件事，對於他一個八十多歲的老人來說，這是件刻骨銘心的記憶。
此外，僞縣政府還組建了自己的地方軍隊——警備隊。每縣爲一個支隊，又稱“防共自衛警備團”，由僞縣長兼任團長，下轄大隊（營）、中隊（連）、小隊（排）和班。老百姓俗稱這些僞軍爲“支隊兒”，俗稱支隊的士兵爲“當團兒的”。薊縣的“警備團”有四個大隊，邦均鎮有一個大隊，薊縣城裡有三個大隊。城裡的獨樂寺、廣福寺（現薊縣一中處）、城隍廟（現文安街派出所處）等地，都是警備大隊的駐地，城門樓和轉角樓上也都是警備隊的營房。
警備隊的每大隊轄三個中隊，每中隊轄三個小隊，每小隊轄三個班。城內的三個大隊大約有一千多人。不僅要負責縣城的防務，還要派兵駐守鄉下大村鎮裡的“據點”。“支隊”的總指揮是僞縣長兼任警備團團長，各大隊、中隊軍官都是有組織指揮能力的人，他們有的是原來在老軍閥或國民黨軍隊中幹過的，有的是連莊會的指揮官，也有的是抓到的共產黨八路軍的幹部中的叛徒。而小隊長、班長和士兵大部分是從本地的老百姓中招收的，當時士兵的待遇較高，除管吃管穿外，還有每人每月二百斤小米的軍餉（工資），所以吸引了一些窮人爲養家餬口而當兵。又因爲警備團不同正規軍，只守衛家門口，不到外地去作戰，所以比正規軍容易招兵。尤其是城鎮裡有些土地很少或者無土地的居民，認爲在家門口當兵比打零工做“工伕”的收入還要穩定，就選擇了就地當兵。就那時八路軍和地方武裝人員，都是隻管吃穿，沒有餉錢，而且各地轉戰，是比較艱苦的。那時參加抗日隊伍願意當八路軍的人，都是出於愛國熱情或者對日本侵略軍的仇恨之心自願做奉獻的。需要養家餬口的人，沒有主動參加八路軍的，確有自願當僞軍的。但是，每月200斤小米的軍餉，只是招兵時的一種宣傳，因爲警備團屬地方武裝，由地方政府籌集糧餉，薊縣不出產那麼多小米，只能用玉米發軍餉。而且大部分時間也發不出200斤玉米的軍餉，只是給100多斤玉米，到1943年以後，連100多斤也不能按月發放了，經常出現拖欠軍餉情況。
正因爲警備隊的士兵們當兵的目的是爲養家餬口，打起仗來才怕死，如果他們戰死了，家中老小就沒人管了，所以才怕真的遇上八路軍。他們也沒有把共產黨、八路軍當成“仇人”，爲了錢，不少僞軍士兵和共產黨暗中聯繫，把槍支彈藥偷偷的“賣”給抗日組織，成爲共產黨的“利用關係”（指不是地下黨員，不是出於政治目的，而是爲了錢而給共產黨辦事的人）。
日僞軍爲加強對縣城的防守力量。一方面組織民伕修復加固了城牆，一方面在城門口增設衛兵，對進出城的人們進行檢查，實行戒嚴式的“治安”管理。
薊縣老城有東西南三個城門，都是起大早開門，天黑後關門。夜裡老百姓是不準進出城門的。把守城門口的既有警備隊，也有警察。平時，一個城門有警備隊一個小隊把守，警察只是配合檢查“良民證”。
爲防止八路軍游擊隊混進城裡來活動，僞縣政府在城內外實行“良民證”制度，凡是在家裡種地或者經商、做工的老百姓爲“良民”，照相片發身份證。那些外出當八路軍、游擊隊和脫產參加抗日組織的人，當然就沒有“良民證”了。那時城裡人到城外去種地、收莊稼，進出城門口都要接受檢查。城外鄉下人進城趕大集、串親戚也要出示良民證。不過，對那些住在城裡，因爲種地幹活經常出入城門的老百姓，和把守城門檢查良民證的警察混熟了，他們也就不認真檢查了，打個招呼也就過去了。
但是，對於鄉下進城來的陌生人，警察們檢查的可是認真的，不僅檢查身份，還要簡單搜身，就是摸一摸身上帶沒帶危險物品。尤其是，當特務隊得到八路軍密探要進城的消息時，城門口盤查的更加仔細認真，發現可疑之處就要帶到警察局審訊。
夜裡不僅有打更的更夫在街上巡邏，也有警察和警備隊在大街上和城牆上巡邏，遇見行人要進行盤問並檢查良民證。如果沒帶證件，再和巡邏人員不熟悉，就要被帶走審查，直到由村幹部出面作保才放人。老百姓沒有特殊情況，夜裡是不準出入城門的。爲了避免麻煩，人們晚上很少出門。除非是有了急病，需要找醫生拿藥才上街。
由於薊縣城裡防守嚴密，抗日武裝力量還真的不容易潛入城裡來進行“破壞”和“擾亂”活動，城裡的“治安狀況”還是比較安定的。
不過，不論城門口管理的多麼嚴格，還是難免有抗日民主力量的人員進城活動。
據1933年出生孟慶餘老人講，他十二三歲時的一年夏季的上午，他揹着巴拉框子去西關北側的大坨子地裡割青草，快要割滿一筐時，從北面大路上過來兩個穿農民服裝的男人，一個三十多歲，一個年輕小夥。那兩人走到地裡和孟慶餘聊天，問他是哪個村的，住在哪裡，把青草背到哪裡去。孟慶餘就說自己家住西南隅林家衚衕，割了青草要背到何家店去賣。
何家店在西大街獨樂寺對面，是個大車店，距離西城門五六十米。鄉下來城裡送山貨的馬車，從西門進城的都在何家店午休，車把式需要購買青草喂騾馬，城裡的男孩子們就到城外割青草，背到何家店去賣錢。
那兩個人聽說孟慶餘要去何家店賣青草，那個歲數大的人就說：“我們也要住在何家店，那裡有我們的大車，你把這筐青草賣給我們吧，你這一筐草可以賣多少錢啊？”
孟慶餘說：“一筐草賣三毛錢。”那人說：“我給你五毛錢，可不許賣給別人了。”孟慶餘就高興的答應了。
孟慶餘一邊回答他們的問話，一邊還在繼續低頭割草，有時也回頭看一下那兩個人。只見那兩個人假裝查看筐子裡是什麼種類的青草，同時悄悄的把兩隻盒子槍埋在了筐內的青草裡了。那兩個人以爲孟慶餘沒看見，其實已經被他看見了。孟慶餘知道小孩子進城沒人檢查，也願意多賣兩毛錢，所以也假裝沒看見。
那兩個人和他聊一會，就走了。孟慶餘又割了幾鋪青草，裝了一尖筐，也就是在筐沿上部橫着堆放一部分，用繩子勒住，然後就揹着筐子回城裡。來到大道上，看見那兩個人中歲數小的還在路邊站着，他說在等人，還說那個歲數大的在何家店等着呢，讓孟慶餘先走。孟慶餘就揹着草筐子進城了，路過西關城門口，果然就順利通過了。因爲那時期縣城裡的人口不多，經常出城下地幹農活的老百姓以及小孩子，和城門口站崗的僞軍和檢查證件的警察都熟了，也就沒人認真檢查了。
孟慶餘一進城門臉，就看見那個歲數大的人正站在何家店大門外向城門口張望，看見孟慶餘揹着草筐來了，非常高興。他在何家店門口，趕忙把青草筐子接了過去，搬到牲畜棚處去把草筐倒扣，把裡面的青草掏出來。之後那個人把空筐子交給孟慶餘，真的給他五毛錢。這時那個年輕小夥也進城到何家店了，其實他不是在等人，而是在孟慶餘後面監視，防止發生意外。
像這類抗日武裝派人進城偵查或與地下抗日組織接頭的情況，估計會時有發生，但是也有走漏消息的時候。據西南隅村農民李瑞田（1926年——今）回憶：日僞時期他家就住在南大街北段路西的一個缸店院內（臨街的房屋是賣缸的門市部，後院是居民住宅），1943年的一天上午，西大街的李繼榮（西北隅村農民，1930年——今）到他家去玩，還有對門李家面鋪的媳婦抱着孩子也來串門。突然，這個院被警備隊和警察包圍了。連缸店的掌櫃、夥計和顧客，帶裡院幾家的戶主和來串門的客人，一個個問明身份後，什麼理由也不說，連男帶女連老帶小包括抱小孩的婦女一起十幾口人，都被帶到縣政府前院的看守所內。大家莫名其妙，稀裡糊塗的就被關進大牢了。事後經打聽大家才知道原因，原來這天早晨南城門守軍，查到一個可疑分子，一審問，可疑人說是進城到南大街的缸店，來與城裡的地下抗日分子接頭的，有暗語，不認識人。所以，警備隊就包圍了缸店，把他們這十幾個人都抓進看守所。後來經過調查瞭解排除了“嫌疑”，才把他們陸續都釋放了。
1943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侵略軍的戰線拉長，後勤供應不足，無力繼續增兵冀東地區。八路軍和抗日武裝力量的實力不斷增強，抗日根據地日益擴大，開始從戰場上主動進攻，或打伏擊，或攻打乃至端掉日僞軍據點。到1944年夏季，薊縣的日僞軍退守到邦均、縣城和馬伸橋一線。這時薊縣城裡已無日軍大部隊，只有少數日軍和三個大隊的僞軍警備隊，而且警備隊在下鄉討伐時也被八路軍襲擊而損兵折將。爲了加強縣城的防禦，僞縣長李吾階強令城裡及城外附近村莊的18至25歲的男子全部參加警備隊當兵（獨生子除外），不論是商鋪的店員夥計還是農村老百姓，一律強徵入伍。當然這條命令只能在城鎮裡生效，僞軍們拿着戶口冊到各戶去“抓兵”，而鄉下的適齡青年是抓不到的。
據城裡的老百姓講，八路軍轉入反攻後，曾經三次攻打薊縣縣城，前兩次是在日本投降之前，打的不太激烈，也不知道是真打還是佯攻。因爲那時期鄉下的“據點”，也在遭受八路軍的攻擊，爲了防止縣城裡的日僞軍出城支援，組織一部分兵力佯攻縣城也是可能的。當八路軍攻城時，薊縣城的三個城門全部關閉，日僞軍全到城牆上防守。各商家店鋪大多上板關門，老百姓也很少出門，都呆在家裡躲避流彈。那時爲了安全，不少人家用土坯堆放在窗臺上，把窗戶擋住，可以避免流彈進入屋內。沒有用土坯擋住窗戶的，就在炕沿下鋪上些柴草或墊子，人或躺或坐在炕沿下休息，也可以避免被流彈所傷。當然也有的人不害怕，認爲沒事，照常在戶外活動。不過，這時還是有些風險的。據我母親講，一天她在我家後院的玉米地裡除草（耪地）時，正趕上城外的八路軍在西南方向攻城，只有槍響，沒有炮聲。（估計是佯攻）因爲槍聲不太密集，她也沒害怕，照常幹活。一會兒，聽見“吱兒”的一聲，一顆流彈打進玉米杆上，子彈把玉米杆鑽個“眼”扎進土裡。這也把我母親嚇了一跳，於是停止耪地，回屋躲避去了。
最後一次攻城是在1945年9月，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後，薊縣的僞縣長李午階爲等中央軍接收，拒絕向八路軍投降。爲防備八路軍攻城，李午階強令城裡13歲至65歲的男子，全部出動到城牆上去挖戰壕和修暗堡。城牆垛口是第一道防線，因當時八路軍已經有了機關槍和迫擊炮，在猛烈炮火掩護下，光靠垛口很難阻擋對方登城。挖戰壕就是把城牆頂部的地面城磚掀開一溜，挖幾條半人多深的壕溝，準備在八路軍架雲梯登上城牆後，作爲第二道防線繼續抵抗。修暗堡則是在城牆中間部位掏洞，把城牆掏空，在城牆外層磚皮上掏槍眼，以阻止八路軍靠近城牆。這些暗堡不怕機槍和炮彈，因爲槍彈打不透城磚，炮彈不能直射，也炸不到暗堡（迫擊炮炮彈是弧形彈道往下落地爆炸，無法朝暗堡發射炮彈）。只能用綁在木棍上的炸藥包，靠在暗堡槍眼下面來炸，但是靠近城牆又不容易。由於在城牆上修建了許多暗堡和壕溝，確實給八路軍攻城造成很大困難，傷亡了不少戰士。八路軍大部隊攻城時，既有機關槍也有小鋼炮，打得很激烈，許多老百姓都躲在家裡，避免被流彈所傷。從9月15日至17日，經過兩天一夜的激烈戰鬥，八路軍纔打下了薊縣城，擊斃了李午階，俘獲了1100多個日僞軍。老百姓們聽不到槍響了，才被組織起來歡迎八路軍進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