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我們來談人生的第二階段：三十而立，立於什麼，現在我們說成家立業，孔子十九歲娶宋人亓官氏之女爲妻，不到二十歲出來工作，用成家立業的標準來看是二十，而不是三十。其實這個‘立’跟現在的不盡相同，而是跟‘禮’有關。
《論語》中有‘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說的是一個人的修養開始於學《詩》，自立於學禮，完成於學樂。
還有‘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聞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說的是陳亢這個學生以爲孔子會給兒子孔鯉開小竈，想從孔鯉那裡得到未曾學到的東西，孔鯉告訴說有一次在庭院裡碰到父親，問他學詩了嗎，他回答說沒有，父親告訴他不學詩怎麼會說話呢，於是他退下後去學詩，還有一次他在庭院遇到父親，問他學禮了嗎，他回答說還沒有，孔子告訴他不學禮怎麼能在社會立足呢，於是他退下後去學禮。這裡的‘不學禮，無以立’，再次說到立是立於禮。
三十而立說的是孔子在三十歲左右對於‘禮’在認知上已經達到了一定層次，是知禮，那‘禮’是什麼，對於常人的認識是把它分爲禮儀、禮貌、禮節，其實這是狹義的，禮當然包括這些，但禮還包括政治制度、行爲規則、民俗民風等，上面說到孔子向郯子學禮，你說郯子、蘧伯玉他們是什麼人，郯子是郯國的國君，子產、蘧伯玉是大夫相當於部長級人物，難道孔子只跟他們請教禮節禮貌，看來不是，在這裡我們重點來說政治制度，如果把政治制度說成禮法，大家會便於理解。
那何謂禮法，說到禮法應瞭解周公的制禮作樂，周公是誰，周文王的兒子周武王的弟弟，這個政治人物作爲周朝開國的實際統治者，制定了周朝基本政治制度統稱爲制禮作樂，制禮就是制定禮法，禮是形式，法是實質，《論語》中有‘郊祭、朔、禘、灌’等禮儀，特別是喪禮較多，這些都是形式。
孔子對待禮在形式與實質上是什麼態度，一是實質要通過形式來表達。‘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意思是子貢要把魯國每月初一告祭祖廟的那隻活羊去而不用。孔子說：“你可惜那隻羊，我可惜那種禮。”沒有必要的形式便無法反映實質內容。
二是形式與實質缺一不可。‘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孔子說：“居於統治地位的人，不能寬宏大量，行禮的時候不恭敬，遇喪事時不悲傷哀痛，這個樣子，我怎麼看得下去呢？”‘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棘子成說：“君子注重內在仁德就好，何必講究外在修養？”子貢說：“很遺憾您會這樣談論君子。說出的話就很難挽回。外在修養可以反應出內在仁德，內在仁德也會表現於外在修養。若去掉外面的皮毛，虎豹之皮就會像犬羊之皮一樣難以區分。”
三是形式與實質一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祭祀祖先就像祖先真在面前，祭神就像神真在面前。孔子說：“我如果不親自參加祭祀，那就和沒有舉行祭祀一樣。”
四是重視實質、靈活形式。‘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孔子說：“用麻做的帽子是古禮的要求。現在改用黑絲做帽子，比用麻做的帽子節省，我就隨從衆人的做法。晉見國君要先在堂下行拜禮，這是古禮的要求，現在大多數人卻直接在堂上行拜禮，這樣太過分了。雖然有違衆人的看法，我卻要遵從在堂下就行拜禮。”
爲什麼孔子對於違禮的事看不下去，爲什麼說是個禮壞樂崩的時代，這需要我們知道禮法這個法有何規定。
周公之禮法核心是宗法制度，這個制度包括嫡長制，這是明確繼承權的，那時實行一夫一妻多妾制，妻所生的爲嫡子，最大的兒子爲長子，在繼承權上先是正妻生的嫡子，沒有嫡子那就看誰是長子，爲何孔子在他父親死後只能跟着母親住在外面而沒能繼承家產，因長子是他哥孟皮，這樣的規定防止在繼承權上爭搶，特別對於貴族來說，那是不是也有特例，孔子的先祖弗父何不就讓國了嘛，對於這樣有德行的事，在《論語》中看到有伯夷、叔齊還有泰伯都是把君位讓出去的。這個制度有利於繼承權的穩定，不致使內爭內鬥，但也帶來了問題，那就是如果嫡長不賢，遇到周幽王、厲王那樣的人物就危險了，這也是春秋後歷朝歷代對嫡長制不斷完善的原因，在立嫡立長上加了立賢，這是後來不斷完善的事情。春秋時代是嫡長制，是否能立賢，看來靠的是讓，嫡長不當讓位於賢者。
還有喪禮五服制度，五服具體指的是斬衰（同縗）、齊衰、大功、小功、緦麻。斬衰是用很粗的生麻布做成，不縫邊，像斧斬一樣，故名斬衰。齊衰則是縫邊的生麻布做成。大功和小功則是用熟麻布做成，只是做工不同。緦麻是細的熟麻布做成。也就是說血緣越親的做工越粗，還有守喪期限規定。古時候是重生死的，喪禮根據血緣親近程度哪個親戚穿什麼喪服，很繁瑣，因那時是宗族，不像現在的獨生子女小家庭，沒有七大姨八大姑，也不時常生活在一起，這方面慢慢淡化了。
那時每個宗族人多，場面大，多的好幾百人，一般人擺弄不明白，而對於孔子來說在喪禮方面卻有專長，應該說在職業上孔子兼職做了司儀，乾的是白活，應該收入不錯，這跟我們現在搞喜慶公司差不多，現在重紅事那時重白事，五服制度是以血緣遠近來分親疏，出了五服則不是親戚。
再有宗主制，我們說周朝是封建社會，什麼是封建重要在於這個宗主制，周奪得商的天下後，那時交通不便需要把人派到各地去治理，天子的親戚與有功的大臣就封一塊土地，這就是分封，何謂封，封就是把土往兩邊翻，在翻上來的土上種上樹這就叫封，《論語》中有‘儀封人’說的是管理儀這個地方邊境的人，四周封起來的領地，這個領地需要一個宗主而這個宗主的宗廟就叫建，祖宗牌子都在那，把宗廟建起來叫建國，宗廟被別人毀了叫滅國.
那要是諸候國大，國君也難以管過來，於是還要分給大夫，大夫的領地稱爲家，這有點像總公司與子公司的關係，逐級搞承包，這樣的制度有利於發揮各級的主動性，當天子這個總公司出問題後，叫王室衰微，力量其實是一種此消彼長，相應諸候力量變強了，那要是諸候國君的力量弱，相對大夫的力量強，孔子生活的魯國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一個大夫敢用天子的禮儀，當時看來是一種僭越。
以上這些主要的宗法制度通過一定的形式表現出來就是禮，那禮法的作用是分尊卑、長幼、親疏等是對社會的一種有差別秩序規範，這些規範通過禮這種看得見用得上的民俗方式推廣，這點很重要，也可看到周公的偉大，因那時沒有電視廣播，沒有新聞報紙，教育水平低，老百姓很少能識字，不像現在可以頒發公告，周公是用風俗的建立來實現效果，現在我們還說‘風成於上，俗止於下’，說的是一種推廣與傳遞。
禮法是種政治制度，這種制度對社會是構成有差別的等級秩序，這種等級秩序表現出來則是禮節禮貌禮儀，如上面所講的五種喪服。對於孔子思想是否能較好的把握，對於禮必要認識清，如果只是以現在我們所認爲的禮節禮貌禮儀，那就無法懂得孔子爲何要說‘克己復禮’，又爲何有‘仁’，這裡是特別提醒，要看到禮的實質，這以後還會談，這裡只是簡單的說一下。
禮是構建一種等級秩序，那在這個等級中，是幾家歡樂幾家愁，這有點像我們現在常提社會是塊大蛋糕，怎樣分，是從上往下分、先來先分、還是平均分，有很多種分法，周公的制禮把社會分成各等級，那處在沒分到利益的怎麼辦呢?如嫡長制，無繼承權的兒子們能甘心嗎，憑什麼嫡長是君，非嫡長只能做臣，有人說誰怪你不早出生，這多少有些武斷，爲了解決這個問題周公以樂來進行調整，音樂能起到什麼作用，音樂能抒發與釋放人的情感，讓人的心情愉快，音樂還能很快的傳播，如現在流行歌曲，大江南北很快都會唱，當然樂最大特徵是達到和諧，這有點像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設，使各階層達到和諧狀態。
禮樂是可表現出來，這樣也就形成了禮樂文化，孔子對於古代文化的學習是‘好古，敏以求之’，於禮樂文化來說是學到了一定層次，對於文化學習我們大致可分三個層次，一是器物方面，如喪服的五服；二是制度方面，如天子、諸候、大夫每級歌舞有幾佾的規格；三是理念方面，從前兩個方面認識到周公以德治國理念，這是最難的，用我們今天的話說是形成了價值觀，能以此進行價值判斷。
孔子對禮樂文化的學習是達到了第三個層次，形成了理念，我們說孔子的遠大志向是什麼，是空想嗎？當然不是，而是有理論的支撐，這個支撐就是德治理念，表現出來則是人生有是非、對錯、善惡標準，能進行價值判斷，並且知道自己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人生有了正確的方向，這樣講可能很多人看不明白，我們就以現實爲例來說，如黨旗，有的看到是一面旗幟，那是在一塊紅布上繡着的鐮刀斧頭，這是第一層。有的人看到的是這個黨的性質是工農聯盟的，由此而知道鞏固這個聯盟的制度體制，這算得上是第二種。那第三種是從中知道爲何要實行這種聯盟，並且知道這種聯盟的走向，用通常的話說是信念，堅信這種理念。孔子從禮樂文化中就達到了這個高度。
孔子三十而立是立於禮，對自身來說是能用禮來進行是非判斷與價值判斷，表現出來則是用禮。
在用禮上我們來看三十而立的表現，《論語》中有‘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生之以禮，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孟懿子因在公共場合不知禮而被人侮辱，便請孔子作爲家教來教他禮，問到怎樣做到孝，孔子回答以禮待之。能當上魯國實權人物孟懿子的家教，說明孔子在知禮上是專家，並且此時的孔子由於禮而立於社會，《論語》中有‘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陬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說的是孔子擔任太廟祭祀的助祭，在每件事上都問，有人見他這樣便說‘誰說孔子知禮’，到太廟問這問那，孔子聽到後說，這就是禮。
這段記載有幾個信息，一是孔子擔任太廟助祭，何謂太廟就是太祖的廟，‘國之大事，祀與戎’祭祀與戰爭是國家大事，祭祀太廟對魯國是大典，孔子能成爲助祭，是靠自己的能力，還是擔任孟懿子家教的原因，不得而知，總之表明得到了上層社會的認可，進入了上層社會。二是有人以陬人之子代指孔子，說明孔子剛出道不久。三是表明孔子祭祀每事問是知禮而別人不知，這是高於人的地方。
在孔子的成長中我們會看到一個現象，孔子常是‘學則優則仕，仕則優則學’，在職業謀身時他是立足當下着眼長遠，邊工作邊向名師學習，當孟懿子家教後兼職辦學，而辦學後又兼職用禮。有人說孔子真正出來做官是五十一歲到五十六歲，只做了五六年官，在這裡應搞清楚這幾年官相當於現在所說的縣處級領導幹部，是行政級別的稱爲官，孔子從‘委吏’倉庫管理員到‘乘田’管牧場那是基層公務員是吏。後來孔子辦學搞教育成爲學者型人物，其專業相當於社會倫理學，對社會特別是行政上搞學術研究，有點研究院性質，孔子能當上助祭是不是孟懿子推薦不知道，應該有影響，因當時並沒有考試與公開競聘，主要靠推薦。
從後來的事例來看孔子相當於禮賓司工作，在外交接待上能接觸到外國政要，在《孔子世家》中有齊景公與晏嬰適魯記載，齊景公問起以前秦穆公時秦國國家小，地方又偏僻，爲什麼能稱霸呢？孔子回答說秦國雖然小，但志向遠大，地方雖偏僻但行爲正直，舉用百里奚得人才而強。孔子回答說了三方面，一是志向遠大，秦二百多年後一統中國，證明孔子看得很準。二是行爲正直，是以禮來對照，沒有像齊魯這樣內鬥。三是人才，國家有遠大的志向能走上正確的道路需要人才，要不拘一格選用人才。這三個方面都是有針對性的，是針對齊國來說，孔子這個人說話有個特點就是因材施教，齊景公聽後什麼反映，《孔子世家》沒寫，但從昭公二十年孔子隨魯昭公到齊國又一次談話可以看出，齊景公對孔子是欣賞的。
當孟懿子家教是三十歲左右，家教並不要天天教，孟懿子作爲孟氏掌權人也不可能每天要請教，只是不懂的地方孔子纔去教，這樣空閒時間充足，而那時的教育體制是童子以下義務教育，以上則是官學，有身份有錢的纔有機會繼續上學，前面已經介紹過。對於孔子來說是有時間、有能力、有意願，而社會又有需求，於是孔子辦起了私學，孔子成爲中國歷史上公開辦私學的開創者之一。（不是第一個，如果說是第一個那就過了，因那時鄭國有鄧析，魯國有少正卯等，都在辦學，很有名氣，後面會說關於他們的故事。）
既然是辦學那就有收什麼人，《論語》中說孔子‘有教無類’，這個無類是針對官學來說的，不看人的身份，只要有志於求學的人都來教，有人說孔子是平民教育的第一人這樣說不準確，因平民也是身份，孔子是不分平民還是貴族的，那他收學生有沒有條件，那是有的，‘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這個束脩怎麼解，通常有兩種看法，一種解法是指十五歲以上的男子，另一種解爲的十條幹肉當學費見面禮，這裡哪種接近原意，如果從‘自以上’來看，應是第一種更接近原意，理由是收學費有標準一視同仁，誰見過收學費在交多少錢以上的，沒有多多益善的事。
如果當作年齡講則不存在這樣的問題，男子十五歲以下稱童子，童子有學習的地方，是童子以上缺少繼續學習的機會，況且基礎教育沒完成到孔子這裡來上課也聽不懂，束脩原是指乾肉沒錯，只是到了孔子此話的語境裡，已經發生詞意的變化，指十五到二十歲加冠之間的男子，古時候年齡看束髮就知道，《論語》中出現童子來請教孔子，爲什麼弟子們知道是童子，看髮型，弟子們以爲孔子不會教，這說明孔子在收徒上年齡設了下限標準，我們看到學生之間差距極大，子路比孔子小九歲，顔回比孔子小三十歲，子貢比孔子小三十一歲，子張比孔子小四十幾歲，而他們同在一起上課。至於見面禮，那也不一定是乾肉，每個弟子都收十條以上乾肉，那他也吃不完，還不成了乾肉專業戶。
那孔子收不收學費，收多少，要知道孔子的生源對象是沒有錢上不起學的多，在收費上不會成爲門檻，我們關注學費那是現實的聯想，在孔子這裡並非這樣，孔門有點像古裝武俠劇中的門派，弟子要入門派一定要交學費嗎，不是，而是行拜師禮，現在有些手藝還有這樣的習俗，至於說拿點乾肉當見面禮，也不是不行，當老師的也不會反對。在這裡要提醒的是孔子教學並不是爲了錢，這跟我們現在民營辦學不一樣，那他靠什麼生存，以後我們會說。
孔子的人生事業起自於教育也成於教育，因他的思想在他死後由其弟子進行傳播，在三十歲前我們把孔子的工作看成是職業謀身，立起來則是事業的追求。孔子開始辦學教什麼，《論語》中有介紹‘詩、書、禮、樂、易’五經和‘禮、樂、射、御、書、數’六藝，五經有點像現在學生的語文、數學，而六藝如學的專業，這裡要明確的是此時的官學還是私學都只有一個目標培養爲政人才，相當於公務員培訓，這些公務員有的能爲官，有的則爲吏，教學內容規定了專業性質，有點像行政學院，因在五經與六藝中我們看到都有‘禮、樂’，在這裡我們看到孔子所學之用，《論語》中開篇‘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說的是學後在適當時候去實習它，那不是快樂的事嗎，學後就要用，用就是從政做官。
只是從政做官，不是想做就能做，孔子在公務員隊伍裡打拼了十幾年，有能力有人氣，但也需要機會，沒有機會怎麼辦。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孔子有策略，一是自己出來做官，直接爲政。二是培養弟子出來做官，間接從政。三是用自己的思想與學說來影響政治。此時的孔子能直接從政嗎，沒機會，不能，他只能走第二與第三條路，‘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雲：‘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有人對孔子說你爲何不出來從政呢，孔子說我教化人知孝悌不就是影響政治嗎，說的是教化民風來起到影響政風。從這裡也啓示我們，人通往目的地的路不只有一條，要善於開闢新的道路。
孔子辦學，孟懿子與南宮敬叔這兩位貴族子弟的到來給孔子拜訪老子提供了條件，老子是天下名人，孔子想慕名前去，只是魯國距洛邑上千裡，那時交通不便，孔子通過孟懿子跟魯昭公打招呼，魯昭公給孔子馬車並派人跟隨駕車，說是南宮敬叔也跟着去了，這相當於民營校長以公派身份學習，要知道孔子雖然在魯國有名氣，但那是地方，而老子是中央，老子地位高，如果不是公派，說不定孔子見老子會有難度。
當時老子是周朝守藏史相當於國家檔案館與國家圖書館館長，有地位知識淵博，孔子去洛邑（也就是現在的洛陽），有點像現在出國留洋的意思，去後在那學了六個月，洛邑是東周首都是當時天下的政治文化中心，孔子有機會到各名勝古蹟參觀見學，有點像到北京各處瞭解政治文化一樣，那是百聞不如一見，‘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孔子是帶着問題去學而且好學會學，可以想象這幾個月對孔子有多重要，那一定是大開眼界。
在參觀上的記載很粗略，《孔子世家》中記載說是‘至周，問禮於老聃’，其實從具體的禮上老子並沒有教啥，記載下來的跟禮關係不大，而是論道相當於談哲學，老子跟孔子談了人生哲學，孔子去時三十來歲，老子多少歲不知道，說是長者，應比孔子至少大一輩，可以說是長輩與後生的談話。
《孔子世家》中記載‘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說的是孔子去了周地，要向老子請教禮的問題，老子說：“你所說的禮，倡導它的人和骨頭都已經腐爛了，只有他的言論還在，況且君子生逢其時就駕着車出去做官，生不逢時，就像蓬草一樣隨風飄轉，我聽說善於經商的人把貨物隱藏起來，好像什麼東西也沒有，君子具有高尚的品德，容貌看起來卻像愚鈍的人，去掉你的驕氣和過多的慾望，還有情態神色和過份的志向，這些對你是沒有好處的，我能告訴你的就這些吧。”這是老子送別孔子時的贈言。
我們可以想象那時孔子是意氣風發躊躇滿志，是一種‘進’的狀態，而老子告誡孔子要學會‘藏’，這種人生哲學孔子學到沒有，學到了，在《論語》中‘子謂顔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時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在這裡孔子懂得了藏，反對莽撞，‘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這不也是‘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嗎。
從人生哲學中孔子學到了兩點論，《論語》中‘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子貢問子張與子夏二人誰更好一些，孔子說子張過分，子夏不足，子貢認爲子張好一些，孔子告訴他過分和不足是一樣的。用兩點論來看問題不走極端，孔子從老子那裡學到了人生智慧。
除了人生哲學還有政治哲學，在記載中我們看到老子並沒有談多少禮而是談到了道，在老子看來禮壞樂崩如傾倒之柱已不是人爲可以扶正的，只能順其自然，以無爲待之，而孔子認爲禮壞樂崩是人爲破壞的也可人爲修過來，只要有人用力去扶是能扶正這傾倒之柱，兩位名人不同的看法，老子是推倒重來這是自然之事，孔子是主動挽救這是人爲之，，後來老子出函谷而孔子是知其不可爲而爲之，一個出世一個入世，雖然兩人沒能說服誰，但倆人終極目標一樣，都是治世，倆人讚賞‘上善若水’，並取法於水，只是老子取法於‘不爭、處下、柔與靜’，而孔子取法於‘逝者如斯乎，不捨晝夜，’人生命短暫應珍惜時光自強不息。
孔子在洛邑跟老子對話只記下來幾次。回來後弟子問他老子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孔子把老子喻爲神龍見首不見尾，那到底孔子問到了道沒有，問到了，老子告訴他道是難以說的，正如老子所言‘道可道，非常道’，道是內心的領悟只可意會不可言傳，從這裡可以看出孔子雖然小有名氣，但他還沒有真正得道，沒有形成思想體系，也沒有提出自己的哲學觀點，是處在對禮的提升階段。
爲何這幾位老師要重點提到老子，並不是老子名氣大，而是老子爲孔子指出了道，這個道是人類的正路，對於自己來說則是建構思想系統，這是層次性的，是方向性的指導，談禮那只是術的層次，道纔是本體。
孔子知禮還學禮於老子，相當出國留洋，在用禮當上助祭，開辦私學，應是有能力有名氣，在事業上可以說有好的前途，但爲何回國後的孔子沒機會施展才能呢，這裡需要講一場魯國的政治鬥爭。
對於魯國的情況應先作些介紹，纔不使人頭昏，《論語》中常有三桓，孟氏、叔氏、季氏是當時魯國三家大夫，由這三家說了算稱爲三桓，這三家怎麼來的，其實往上追這三家與魯君原是出自一個爹，都是魯桓公的兒子，不知是這魯桓公有現代意識還是出於什麼原因，把魯國這個家產平分爲四份，正如現在有錢的爹不管兒子女兒平分家產，這裡是四個兒子每人一份，宗主也就是相當祖屋給了繼位的魯莊公。那二兒子爲什麼稱孟孫氏，孟也是老大的意思，孔子的哥叫孟皮，孔子字仲尼，孟老大，仲老二，這個孟氏應稱仲纔對，開始是叫仲孫氏後來改爲孟孫，什麼意思，當這三家的老大，三家立場相同利益相近，走到一起抱成一團輪流做樁，實力佔四分之三，你說魯國誰說了算，是由這三家，因是桓公的後代習稱三桓，你看魯桓公的平分家產造成了什麼，國家的分化，內部不統一，剛開始可能沒什麼，但到了春秋在國與國憑拳頭時代就可想而知了。
我們來說孔子時代的魯昭公爲何出走，這場鬥爭的原因也是因爲禮制，當時國君與大夫每季都有祭祀，國君在孟月，大夫在仲月，這是禮制規定，國君是1、4、7、10月，那大夫是2.5.8.11月，這是慣例，在魯昭公二十年，昭公是孟月進行祭祀，而季平子也是這月，祭祀時用萬舞，禮制規定天子是八佾，諸候是六佾，大夫是四佾，士是二佾，這裡還應提下當時的社會等級，最高的天子，下面是諸候、大夫、士，士以上是貴族，下面是平民、賤民，這裡的士可上可下，有本事地位則入貴族，沒本事地位則到入平民，這佾是禮制規定的是等級，這有點像現在的領導配車，什麼級別標配多少，要是一個鄉長坐的公車跟國家領導人一樣，不也是不行嗎，也就跟這差不多。
季平子是大夫按禮制應是四佾還應在仲月與國君錯開，只是這個季平子是實權人物不把魯昭公放在眼裡，因有權便把魯昭公的六佾抽了四佾過來，季平子變成了八佾，而魯昭公只剩下二佾，這等於說季平子把自己升了兩級成了天子規格，而把魯昭公降了兩級成了士規格，這魯昭公雖是老實人可這次惹急了，親自帶兵攻打季平子。
季平子不知道平時老實的魯昭公會兔子急了也咬人，沒有防備被打敗了，自己跑到家裡修的高臺上，魯昭公的人在下圍着，上面的下不來，下面圍的上不去，相持就談判，季平子想讓魯昭公退兵，調查清楚再來抓他也不遲，魯昭公沒答應，季平子只能降低標準說你讓開我到自己的封地費邑去，魯昭公想那費邑城牆那麼高那不是放虎歸山，也沒答應，繼續圍着，季平子見不行再降低標準說自己可以流亡，對於這個條件身邊有個大夫認爲可行，畢竟季平子只是僭越禮制沒有必要把他置於死地，並且圍的時間也不短了，你攻不上去又殺不了他，要是等到天黑了，季平子這麼多年主政有多少親信與爪牙，那也是不可知的，但身邊的郈昭伯不幹，一定要殺了他。
爲何這郈昭伯這樣恨季平子，原因在於郈昭伯有次跟季平子鬥雞，你看那時的貴族也是無聊透頂，鬥雞就鬥吧，可季平子給雞穿上鎧甲，季平子這不搞舞弊嗎，可這郈昭伯也有招，他給雞爪套上銅鉤，這一比季平子就鬥輸了，季平子實權人物在魯國說一不二的人，哪會服這輸，來了脾氣不僅把郈昭伯的雞搶走，還佔了他家的房子，這樣兩個人結下了樑子，有這樣的機會郈昭伯當然不會放過，建議魯昭公一定要抓住這次機會把他殺掉，只是季平子在高臺上，下面的人攻不上去，這時郈昭伯就主動請纓到孟孫氏那裡搬兵，孟孫氏當家的是孟懿子就是跟孔子學禮的。
孟懿子見郈昭伯來意，不說答應也不說不答應，只是站在自家的高臺上觀看，看叔孫氏那邊的動靜，叔孫氏這邊是家臣帶人往季平子那裡趕，怎麼處理？幫誰？家臣就問手下的季平子在與不在哪個對叔氏有利，有人說當然是季平子在對叔孫氏有利，因這三家都是大夫，季平子要是在，昭公就不敢動叔氏，要是沒有人擋在前面那就不一定了，對自己有利的事就幹，叔孫氏家臣帶着人就向魯昭公開打。
孟懿子一看叔孫氏動手了，就下令把郈昭伯一下咔嚓了，帶着軍隊就向季平家去，其實孟懿子觀望是心裡想着自己跟季氏、叔氏還有‘雍徹’的事，‘三家者以雍徹。’這個雍徹是天子專用的祭祀禮樂，他們三家僭用，一樣是僭越，要是把季氏收拾了，那下一個不是自己，這脣亡齒寒的道理，孟孫與叔孫都懂，於是這兩家一齊動手魯昭公敗了，沒辦法逃到了齊國。
這個政治事件出來以後，魯國由三家掌控，在與論上是一邊倒，人常是見風使舵，而孔子呢，‘子曰：“八佾舞於庭，是可忍，孰不可忍。”’孔子說八佾的事都能忍心做得去來，還有什麼事忍心做不出來。‘子曰：“相維闢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孔子說天子專用之禮樂怎麼能用在你三家的廟堂裡呢？這種對事實的客觀評價，與三桓所要求的輿論格格不入，這裡可以看出孔子的原則性，當然這裡也有孔子對魯昭公的感情。
在人生中魯昭公幫過孔子兩次忙，一次是他二十時兒子出生，魯昭公送了條大鯉魚表示祝賀，孔子便取名鯉字伯魚，伯就是老大，名字合起來是鯉魚，孔子能得到國君看重，這得益於孔子文武雙全，是魯國公認的人才，誰都想縱攬人才，魯昭公也不例外。還有一次是給孔子馬車與司機到洛邑去拜見老子。
這兩次對他人生來說都是極大的幫助，第一次能提升孔子人氣，在國君那裡掛得上號的人，有利於事業發展。第二次則是成全了孔子與老子的歷史相見，對孔子的思想有極大影響。於是從個人感情來說魯昭公是有恩於孔子，而孔子是個有情有義知恩圖報的人，後來當小司空把昭公的墓進行了改造，後面會說這件事。魯昭公出走的這年，明確記載孔子時年三十五歲。
孔子的言論表明了自己的立場，這跟三桓所需要的立場不一樣，不是同路人，三桓把持下的魯國當然難有孔子的爲政舞臺，與現政 府不同一個聲音，用今天常聽的話說這叫不講政治，孔子沒辦法只能追隨魯昭公的後塵到齊國來尋找新的機會。
孔子到了齊國，《論語》中有‘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一個‘善哉’可看出齊景公是大加讚賞，那孔子所言有人解釋爲君主要像個君主，臣子要像個臣子，父親要像個父親，兒子要像個兒子，其實這樣解不太準確，因沒能表達出孔子的階段認識，這個時候孔子是處於禮的階段，如果前面加上按照禮的制度規範這樣才說得通，各處其位各司其職這是爲政所需的。
孔子受到齊景公讚賞被任用了嗎，答案是沒有，《孔子世家》中指出是齊相晏嬰說，像孔子這樣的儒者只是能說會道蠱惑人心，並沒有真才實學，晏嬰對孔子的印象並不好，而孔子卻對晏嬰印象不錯，《論語》中有‘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說晏嬰這個人善於與別人交朋友。從晏嬰對孔子的印象可以看出孔子是有理論無實踐，屬於學術型人才。還有一個原因是孔子以禮來治國對君主有利，可對大夫並不利，孔子進來必然要搶走別人的飯碗。
再者齊國的政事並不如人意，從幾個故事中能得到佐證，說是孔子去齊國路經泰山腳下聽到一婦人在哭，孔子下車便問婦人爲何哭得這樣傷心，那婦人說我家住在這裡以前公公被老虎吃了，後來丈夫也被老虎吃了，現在兒子也被老虎吃了，現在家沒了，孔子聽後說你爲何不搬走啊，婦人說因爲這裡沒有苛政，這個故事就是有名的‘苛政猛於虎’，這是齊國的情況。
還有一故事說的是晏嬰爲相住在市場附近很雜吵，齊景公要他搬到貴族高級別墅居住，晏嬰說住不起，而且市場旁能方便了解行情，景公問他現在的行情，晏子告訴他‘踊貴履賤’，說的是假肢貴鞋子便宜，說明受刖刑被砍掉腳的人多。這些故事表明齊國政事是苛政嚴刑，與德治相差甚遠。
還有那時景公也受制於人，《論語》中有‘崔子弒齊君’，說的是崔杼這個大夫把景公的先祖殺了，再傳到景公這一代，大夫崔杼是真正有實力的人，有實力的大夫當然不想被禮制捆住手腳，後來有人想加害孔子，孔子感到了危險，說是孔子走時走得很急，把下鍋的米撈起來就走。正是有這些原因，孔子沒有辦法，只能回國。
在這裡我們需要對孔子三十而立的立於禮進行一下歸納，孔子從學禮、知禮到用禮。學於名師，知爲專家頗有名氣連老子也知魯國的孔丘，在用禮上當了助祭可以立於社會，只是在爲政上遇到了困難，在魯國是君弱臣強沒條件，齊國不認可，孔子用禮爲政沒有舞臺，只能回來繼續辦學兼職辦喪禮，喪禮就是白活相當於開司儀公司，在民間用禮。
孔子教學並不是爲了營生，而是教化推行禮樂，那不收學費何以生存，喪禮司儀公司就是生存之道，課堂上所學的禮樂能用到實際生活，孔門是‘學而時習之’的，這是孔門特徵，此時的學禮而用禮是這樣，後來的知仁而行仁也是這樣，孔門是學以致用、用以促學、學用相長的。
學禮而用禮辦司儀公司，弟子能實習，學校有收入能生存，這跟現在的技工學校差不多，學完理論就到實習工廠幹活，《論語》中有‘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這是弟子們跟隨老師觀察到的，‘未嘗’兩個字是說從來沒有吃飽過，一次兩次弟子們不會這樣說，而是經常這樣，孔子身高一米九二，身材魁梧能吃多少飯弟子們生活在一起知道。
孔子辦喪事對他的事業有幫助嗎？我們有人看到這會覺得孔子這是不是誤人子弟，其實不然，不是有句話說‘人思想的產生不會脫離自己的生活’，在辦喪事中穿五服的人稱爲‘孝子’，這個風俗在土葬的地方還可見到，在喪事中表現最充分的是親情，失去親人的悲痛是因爲有愛，而這種愛表現出來爲孝爲悌爲忠爲信，父母去世子女悲痛，這種真實情感來自於人的天性，從天性來思考人性，從人性來建構理性並逐步形成思想體系，這是孔子很了不起的地方。
喪禮是外用而實質是孝悌忠信，我們在生活常看得到，人過世了有誰來參加喪禮，有真感情的是親戚、朋友、同事，與逝者相關的人。在這裡我們重點說孝，《論語》中有孟懿子問孝，孔子說‘生之以禮，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說的是父母在世時、去世時、將來祭祀時都要依禮而行，這種依禮是孝，那什麼纔是孝，《論語》中這方面的話很多，如《論語》中有‘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乎，”’說的是守喪三年期間不去更改父親的路線政策，這對誰說的，是什麼情況下說的，雖然沒有記載，可以推測這是有身份地位的家族，孔子的喪事司儀公司在市場上是爲有實力的家族服務的，不是有句話說‘倉廩實而知禮節’，沒有錢可能請不起，這裡可以看出孔子的收入不成問題。
在這裡應提及一些後來關於孝悌的事，《論語》中有‘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說的是父母只擔心你的身體這就是孝了，這話是對孟武伯說的，孟武伯是孟氏貴族生而有官位，成家立業都不是問題，就如現在你學習就業，婚姻家庭事業等都處理得很好，不要父母操心，而父母只關心你身體，那就是孝順了。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說的是對父母和悅幫做家務，有好吃的先讓父母，這是對子夏說的話。‘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孔子指出恭敬心纔是真正的孝。
在這裡把孟武伯、子夏、子游問孝放在一起，是他們三位弟子年齡相近，他們問孝不是孔子三、四十歲的事，這些人比孔子小三十歲，還具個體性。
對於孝悌，後有人說儒家思想上千年無非一‘孝’字，並把孔子思想的根本歸於‘孝’，以《論語》中‘有子曰：“其爲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也；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以此爲證，這段話誰說的，是有子，就是有若，這裡稱子是他的學生參與了編《論語》，便尊稱他爲‘子’，也就是有若先生或有若老師。有子跟孔子多長時間，不知道，但有子比孔子小三十幾歲，在德行：顔淵、閔子蹇、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求、季路；文學：子游、子夏。此四科十哲中也無有若。
孔子的思想體系核心是仁，當顔回死後孔子對身邊的子貢感嘆‘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沒有人瞭解我啊，這裡孔子感嘆自己的思想沒有人真正瞭解，對象是子貢，排得上優秀的學生。‘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予一以貫之，”’孔子說自己有一以貫之的思想體系。
這個思想體系是什麼，‘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曾子把一以貫之理解爲忠恕，這是孔子一以貫之的思想嗎？當然不是，證據在哪？《論語》中‘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子曰：“未知。焉得仁？”’意思是子張向孔子問到：“楚國的令尹子文，三次當令尹，沒有喜悅的神色；三次免官，沒有怨恨的神色。自己任上的舊政，一定會告訴新令尹。這個人怎麼樣？”孔子說：“恪盡職守啊。”子張再問：“算得上仁了吧？”孔子說：“不知道。這怎麼能算得上仁呢？”在這裡孔子明確說忠還算不上仁。
要知道曾子比孔子小四十六歲，此時的曾參年輕，資質也不高，‘子曰：“柴也愚，參也魯，師也闢，由也喭，”’對曾參的評價是魯鈍，最多算是入了門而已，只是曾參這個學生能‘吾日三省吾身’，後來纔有‘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已任，焉不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此時的曾子才登堂入室真正明白了仁。有若明白仁嗎？至少孔子在世時沒有見過，不然怎麼會說‘知我者其天乎’，能理解我的只有天吧。
有人說有若這個學生不錯，‘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有若談到禮多有見地，現在我們還說‘和爲貴’。‘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對誠信恭敬與親情也理解中的。
還有‘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飢，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哀公問有若年成不好，國家用度不足怎麼辦，有若說實行十抽一的減稅政策，哀公說十抽二都不足，怎麼能十抽一減稅呢，有若說老百姓都富足作爲君主能不富足嗎，老百姓不富足，君主能富足嗎，有若把百姓看成是源頭活水要藏富於民，民富則國富，這種觀念現在我們還在秉持。
有若的幾次發言很有高度，只是有若弟子編排時把有若之言放在孔子之後，《論語.學而篇》第二章則是有子所講，這容易引起誤解，‘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在這裡很多人解爲孝悌是爲仁的根本，後代則有以孝治天下，這是有若的理解並且‘爲仁之本’應解釋成‘爲人之本份’，爲何這樣解？要是‘孝悌爲仁之本’那德行科以孝著稱的閔子蹇、冉伯牛則能稱爲仁，這是孔子見到的學生，要是這樣孔子爲何會說‘我未之見也’，如果一個人根本做到了，那孔子就不會說‘未見’，那有人會說孔子未見過，那他自己是否做到了爲仁，‘若仁與聖，則吾豈敢？’，自己都不敢說做到了仁，爲什麼，當我們認識仁後便知其中的原因。
孔子在用禮上一個是開禮儀公司，一個是當助祭，在我們常人看來這跟孔子以仁爲核心的思想體系會有怎樣的聯繫，在這裡我們應知道孔子的思想在學術分類上來說屬於倫理學與政治學，它們必要來自於現實社會生活，正是這一點人生的經驗很重要，辦喪事那是常看到生離死別，能看到人真誠的情感，在每個人的現實生活中可見人的離世，親人的那種悲痛，朋友同事的那種惋惜，可以說人死就是蓋棺定論，這種定論會有好壞之分。
在這裡我們說個故事，說是有個人聽同事說局長的父親死了，準備了重禮去，可走到路上同事打電話告訴他可以不去了，因不是局長的父親死了，而是局長死了。從這個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出人的德行與位子，離開了位子而無德行會看到什麼，孔子在辦喪事中是常看到一個人真正讓人敬重是權位還是德行。
同時在祭祀中我們能看到什麼，現在我們看到紀念某位人物開座談會，其實類似祭祀，只是形式不一樣罷了，那受後人紀念靠什麼，多是紀念此人對國家、社會、人民的貢獻與其體現的精神，後世儒家把‘立德、立功、立言’作爲人的三不朽，一定是學習繼承某種向上向善的精神，是權位嗎？是金錢嗎？當然不是，歷代有權有錢的人多了，無德行就被人忘了。孔子當時的祭祀也是一樣，只是孔子比常人高明是從中看到了人生價值，‘子曰：“禮雲禮雲，玉帛云乎哉？樂雲樂雲，鐘鼓云乎哉？”’意思說‘禮’難道僅僅是指玉帛等這樣的禮物嗎？‘樂’難道就是擺在那裡供人們使用的琴、瑟、鼓、鍾等樂器嗎？孔子的意思很明瞭，不只看表面，而是看實質並提升爲道德價值。
仁來源於禮，老子有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對孔子來說‘仁’是對‘禮’的改造與提升，而後來的孟子才着重對義有新的內涵。學禮而用禮，使孔子真正理解了禮的真諦，‘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這是孔子快到人生終點的感慨，從中可以看出孔子是時常夢見周公的，‘夢見周公’何意，說明孔子真正理解與認同周公的德治思想，而周公的德治思想其核心是禮樂文化與禮樂制度。
從孔子學禮與用禮中可以看出人的思想體系離不開人生經驗，一定跟人的生活歷程相關，‘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子貢眼中的孔子是多學而識之，此處的識則是見聞，表明孔子博聞，給弟子講的也是生活中的事情，只是孔子有‘一以貫之’，從人生經歷與經驗中提升出思想來。
孔子並不是子貢說的‘固天縱之將聖’，那是後人的擡高，其實沒有天生的聖人而只有凡人，只是孔子這個凡人比常人多了‘志於學’，學通了達到了常人難以達到的境界，‘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孔子指出學、道、立、權這四種境界，在張憑的註疏中說‘此言學者漸進階級之次耳。始志於學，求發其蒙而未審所適也；既向方矣，而信道未篤，則所立未固也；又既固，又未達變通之權也。’孔子達到了‘權’，靈活變通的境界，仁則是此種境界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