駐防瀋陽的中國東北軍參謀長榮臻、張學良聲稱奉蔣介石“不抵抗”命令，嚴禁部下對日軍作戰（晚年張學良雖承認是他自己的決定，但究其根本原因，仍是迫於蔣介石及其“中央軍”的壓力），但團長王鐵漢等仍率部進行了抵抗，黃顯聲領導的瀋陽警察也成爲東北爲數不多的給予日軍打擊的武裝力量。但他們皆不敵日軍，翌晨全城即告陷落，警察們在繳械之後大多被屠殺。東北主要軍事負責人張學良引咎降職，後赴歐洲躲避輿論譴責。
事變兩個月內，日軍佔領中國東三省諸多主要城市，除在黑龍江遭到馬占山部等的強烈抵抗之外，並未遭受重大損失。九一八事變後，中國東北民衆自發組織了大量東北抗日義勇軍抵抗日本軍閥侵略，這些抵抗得到了關內民衆同情和聲援。1932年3月，日本關東軍在東北建立滿洲國，其傀儡政府名義上的領導人是清朝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
第一次淞滬戰役。
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軍陸戰隊進攻上海閘北，一二八事變爆發。駐守上海的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粵軍）在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的帶領下展開回擊，隨後張治中率中央軍第五軍增援上海，雙方陷入僵持。2月28日，英國、法國、美國三國公使介入調停。5月5日，中日雙方簽署《淞滬停戰協議》，規定中國國民革命軍不得駐紮上海，只能保留保安隊，日本取得在上海駐軍的權利，參與抗戰的主力****第十九路軍不得不離開上海，赴福建剿共，第五軍則撤退至蘇州、南京一帶，6月，日本軍閥全部退回日租界。
華北事變。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軍閥在中國北方的軍事行動並沒有停止，反而將軍隊開進長城一線，進犯熱河、察哈爾兩省，史稱“長城事變”。1933年1月，日軍進佔山海關，開始向中國關內進攻。熱河省會承德遭到襲擊，僅10余天即告陷落，駐守平津的西北軍第二十九軍宋哲元率部抵抗，中央軍第十七軍軍長徐庭瑤率所部3個師北上參戰，終不敵裝備精良的日軍和僞“滿洲國”部隊，長城抗戰失利。同年5月，日本軍閥向察哈爾進攻，並一度佔領察北重鎮多倫，然而不久馮玉祥和吉鴻昌發起組織的察哈爾民衆抗日同盟軍經過5天的激烈戰鬥，奪回多倫，併成功將日本軍閥驅趕出察哈爾。5月31日，中日簽署《塘沽協定》，國民革命軍退出熱河和冀東，日本打開了通往華北的大門。
《塘沽協議》後，由於日軍戰略重點轉向準備對蘇作戰和防範英、美，其侵略方針由單純的武力征服改變爲在繼續準備發動武力進攻的同時，全力推行“華北自治運動”。
1935年1月中旬，日軍制造了“察東事件”，迫使南京政府承認察哈爾沽源以東地區爲“非武裝區”。5至7月，其華北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和關東軍奉天（今瀋陽）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又藉口“河北事件”和“張北事件”，脅迫南京政府批准北平軍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與梅津達成的條件，即“何梅協定”，及察哈爾代理主席秦德純與土肥原簽定的“秦土協定”，接受日軍所提取消冀、察兩省境內的國民黨黨部等多項要求，使河北、察哈爾兩省的主權大部喪失。
同年9月，日本再度製造輿論，要求“華北五省（察哈爾、綏遠、河北、山西、山東）自治”。
10月20日，日軍繼“豐臺奪城事件”後，再次收買漢奸、流氓發動“香河暴動事件”，並同時加緊進行以平津衛戍司令宋哲元爲重點對象的上層策變活動。11月11日，土肥原賢二向宋提出《華北高度自治方案》，誘其出任華北共同防赤委員會委員長，誘惑不成後轉而策動灤榆區兼薊密區行政督察專員殷汝耕在通縣成立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一月後改稱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同時繼續對宋及南京政府施加壓力。經過日軍、宋哲元、南京政府之間一系列的討價還價，12月18日，終於在北平正式成立了既保存南京中央政府和宋的體面，又有一定“自治”之實的冀察政務委員會，在日本侵略者的壓力下，南京國民政府特派宋哲元爲委員長，王揖唐、王克敏等爲委員。在此期間，中國青年發起的反分裂、反割據愛國運動，要求保全中國領土的完整的一二九運動。
華北事變是中日***上升爲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標誌。
福建事變。
1933年12月，福建蔡廷鍇、李濟深及其十九路軍組織“中華共和國臨時革命政府”，與紅軍簽署《抗日停戰協定》，力圖挽救危局，史稱“福建事變”。但由於蔣介石勾結日僞軍對這支革命武裝進行***，加之當時領導人奉行的“左”傾關門主義政策，福建事變最終失敗，蔣介石撤銷了十九路軍的番號，十九路軍這支名揚四海的抗日部隊的歷史到此結束了。
西安事變。
國民政府對日本的態度激起了中國國內許多人士的不滿，這給剛剛完成長征的中國帶來了擴大影響力的機會。1935年底，中央召開了瓦窯堡會議，決定按照共產國際在西班牙的活動，以建立統一戰線爲方式抵禦法西斯國家的侵襲。該年底，發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不僅確定了這條統一戰線的確立方式和理論基礎，也提出吸取中國大革命時期的教訓，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權掌握在人手中。開始拋棄左傾的關門主義，主動和合圍陝北根據地的東北軍張學良、西北軍楊虎城部磋商結成抗日反蔣的軍事同盟。並藉助各種渠道與國民黨中央試探妥協的可能性。
但蔣介石依然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意圖，並調遣撤回關內的東北軍和西北軍繼續圍攻的陝北革命根據地。在此情況下，張學良及西北軍將領楊虎城決定接受的聯合抗日主張。1936年12月，蔣介石親自來到西安“督戰”，12日，張、楊發動了西安事變，對蔣介石實施“兵諫”。這次事變最後在國民黨、和其他勢力的協商下，得到和平解決，國共兩黨也達成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協定，成爲日後影響抗日戰爭的關鍵因素之一。
西安事變後，紅軍、東北軍、西北軍的三位一體聯盟被蔣介石瓦解。張學良被蔣扣押，楊虎城被迫出國，東北軍被調往蘭州、河南、安徽等處，被完全拆散。
紅軍從陝北南下，佔領了西安附近地區。周恩來、葉劍英、博古代表中央開始和國民黨中央展開關於合作的談判。大批在十年內戰期間被關押的*被釋放，中央派遣到天津指導北方局工作。
同時，蔣介石開始全面加速抗戰的政治、軍事、經濟準備，包括在上海至南京一帶修建了三道國防工事，進口了大量德國裝備武裝中央軍。
戰爭經過。
戰略防禦階段。
從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到1938年10月廣州、武漢失守，是戰略防禦階段。
盧溝橋事變。
盧溝橋事變揭開了全國抗戰的序幕。
1937年7月7日夜，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中國駐屯軍藉口一個兵士失蹤，要求進入北平西南的宛平縣城搜查。中國守軍拒絕了這個要求，日本軍閥遂開槍開炮猛轟北平盧溝橋，向城內的中國守軍進攻。亦有說，根據“辛丑條約”駐紮的日本軍閥在宛平附近演習時遭到國民革命軍的槍擊，而向中國守軍進攻。
7月16日、17日，***最高統帥蔣介石在廬山先後發表《對於盧溝橋事件之嚴正表示》談話，表示：“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救國家生存。最後關頭一到，我們只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地無分南北，年不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戰之責！”，表明了對日本軍閥挑釁的退讓底線。7月28日、30日，日本軍閥相繼佔領北平、天津，第二十九軍退守保定一線。平津一帶的大學紛紛遷移。7月31日，蔣介石發表《告全體將士書》：“……和平既然絕望，只有抗戰到底”，宣告戰爭已經全面爆發。
正面戰場的展開。
***國民政府定下了“以空間換時間，積小勝爲大勝”的大方針，爲了吸引日本把侵略重點放到日軍難以施展的山川河流衆多的東南，利用山川河流衆多的地形抵消日軍裝備訓練優勢，儘量消滅日軍有生力量，避免在利於日軍裝備訓練優勢發揮的地勢平坦的華北平原與日軍作戰，擴大戰場，分散敵軍兵力，爲中國爭取部分戰爭主動權，蔣中正決定在上海發動戰爭。中國國民革命軍扮作保安隊進入上海市區。日軍則以保衛租界爲名，佔領租界外的地區。8月13日，衝突爆發。
遭日軍轟炸的上海南火車站日軍在1937年8月派出上海派遣軍（三個月後增加到50萬人），開始向上海進攻；***則派出中央軍精銳和大批內地省份部隊（但由於蔣介石與這些部隊的司令關係惡劣，所以裝備極差。而參加者包括川軍、滇軍、桂軍、粵軍、湘軍等）合計70萬人，與日軍血戰三個月之久，粉碎其“三月亡華”之戰略，此即爲淞滬會戰。指揮凇滬會戰的第三戰區司令長官先是馮玉祥，後蔣中正親自兼任。11月20日，中國國民革命軍在傷亡25萬人之後，被迫撤退，上海自此淪陷；由於下達撤退命令過於倉促，後方國防工事交接發生失誤，加上中國抗戰初期的軍隊訓練素質極低，引致撤退演變爲潰敗。同一天，中華民國政府立即宣佈將首都和所有政府機構由南京遷往陪都重慶，而軍事作戰中心則是先遷往武漢直到武漢會戰後再遷往陪都重慶。雖然第二次淞滬會戰中國方面在戰術上是失敗的，但是在戰略上卻成功的將日軍吸引於中國東南，使日軍主力陷入山川河流衆多的地形，消耗甚大，導致日軍無實力佔領全部中國。上海國民革命軍的持久抵抗，掩護了黨政機關、學校和大批工商企業轉移內地，爲抗戰保留了元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