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債，又稱國家公債，是國家以其信用爲基礎，按照債券的一般原則，通過向社會籌集資金所形成的債權債務關係。國債是由國家發行的債券，是政府爲籌集財政資金而發行的一種政府債券，是政府向投資者出具的、承諾在一定時期支付利息和到期償還本金的債權債務憑證。
日本是世界上比較早發行國債的國家，而日本通常發行的國債便是戰爭國債，即爲戰爭而發行的國債。
衆所周知，戰爭不僅是人與人在對抗，更重要的是兩國經濟實力的對抗，通常情況下戰爭的時期軍費支出額是極其巨大的，在沒有其他籌資辦法的情況下，通過發行戰爭國債籌集資金是各國最常用的方法。而發行戰爭國債是各國政府在戰時通用的方式，也是國債的最先起源。
1931年日本的國債爲60億日元，先是增加到1937年的105億日元，繼又增加到1940年的286億日元。1939年初，公債發行額更是已接近當時閒置中的全國活動資金的總額；其後的公債更是強制推銷。
可以這麼說，爲了繼續這場看似毫無意義的戰爭，日本政府實際上已是在搜刮和集中民用企業的活動資金。這當然就引起再生產過程的破壞，而再生產的擴大卻正是進一步增加公債發行額的基礎。與此相適應，公債的強制推銷也遇到了越來越大的困難。
七七事變後，日本政府入不敷出的情況更趨嚴重，而藉助印鈔機彌補赤字便成了常規。在此期間，日本的貨幣發行額也大幅度增加了，通貨發行額由1937年底的23.10億日元，陡增至1940年的59億日元，遠遠超過流通過程中商品的價值總額，導致日益加劇的通貨膨脹。
通貨膨脹影響及於當時資本與商品的正常流轉，曾遭到以民政黨爲代表的工商業者的反對，成爲統治集團內訌一度尖銳化的原因之一。
而紙幣的急劇貶值，是對廣大人民的赤裸裸的掠奪，並引起包括軍需品在內的商品價格的暴漲，從而又不斷地擴大了政府的財政赤字。
在米內光政看來，日本現在已經陷入了全面的惡性循環之中，爲了這場並不應該打這麼長時間的戰爭，日本政府多年積累的黃金外匯儲備全部見底，支出軍費高達至少400多億日元，可以建造整整400艘大和級軍艦。
可以說，日本在這場戰爭中已經將可以預見的可觀的收益全部變成了消耗的槍支彈藥，再這樣下去日本必將被這場戰爭拖垮。
米內光政的話引起了一大部分參加御前會議軍政官員的共鳴，儘管陸軍方面依然不同意停戰，但是絕大多數的政客們卻意識到了危機，日本確實不應該再在這場戰爭中投入更多的人力財力和物力了。
相比于軍人，政客們更明白戰爭的內在含義。戰爭是政治的延續，戰爭不是爲了打着好玩兒，而是爲了利益。
秉着利益最大化的原則，如果你在這場戰爭中投入的太多，那麼你得到的利益也就越少，所以很多政客開始出言支持米內。
其實這個道理他們一直都明白，只不過之前他們總認爲大日本帝國是戰無不勝的，今天每多投入一日元，那麼以後將會得到無數日元的回報。
然而無情的現實將他們的奢望全部擊碎了，中國政府和軍民的強勢反擊以及八路軍在中國北方的意外崛起令日本在軍事上的優勢越來越小，現在中國人甚至可以在正面戰場正面回擊大日本皇軍的挑釁，並且還能戰而勝之，這說明這場戰爭已經使中國人成長起來了，想要打敗這樣一個對手無疑是極其困難的。
而此次華北方面軍的慘敗，更是讓日本原本狂熱的野心和不理智的頭腦稍稍清醒了一下，讓他們知道日本還是那個像條蟲子一樣的小島國，還不能一下子就把中國吞掉。
況且除了財政危機之外，日本想要繼續打下去還必須要應對日益嚴重的能源和資源危機，同樣還要應對日益嚴重的糧食危機。
全面侵華戰爭爆發前的日本對外依賴度爲:鐵礦石52.3%，鐵礬土100%，橡膠100%，石油80%，鹽63%，棉花及羊毛99.9%，廢鋼鐵67%，銅.鋁.鉛鋅等均爲一半及一半以上。
日本擴充軍備，所以大力發展重工業，雖然使軍事重工生產得到很大發展，如鋼材產量1929年爲203萬噸，至1936年爲410萬噸。煤產量1931年爲2800萬噸，1936年爲4100萬噸。
重工業發展必然離不開石油，畢竟沒有石油這種工業血液，想要發展重工業那無異於癡人說夢。因此這段時間日本石油進口也爲之大增，即從1931年的228萬千升增長至1936年的451萬千升，導致國際收支逆差大增，1936年1-6月，在對外貿易中，日本出超2.7億日元。而1937年的同期，則入超6.2億日元，3-7月的黃金輸出額爲3億日元。
1936年全年，日本入超1.29億日元，扣除對僞滿的出超2.46億日元，實際入超達3.76億日元。1937年的入超達6.38億日元，扣除對僞滿及侵華日軍佔領地區的出超3.21億日元，實際入超9.59億日元。
而到了1939年，在大幅度的削減了民用物資進口之後，日本的進口爲29.18億日元，出口爲35.76億日元，但扣除對無法獲取黃金外匯的“日元圈”進出口，進口爲22.35億日元，出口爲18.29億日元，日本經濟力的不足，在1939-1940年度即開始表面化。
經濟危機首先出現的外在表現是糧食供應不足，1939年的日本本土之大米需求量爲8千萬石，比1936年上升了近1千萬石，而在侵華戰爭爆發前，日本本土每年僅需從臺灣、朝鮮輸入1300-1400萬石大米。
而此時，由於戰爭的因素，日本本土的糧產量自1939年起即一直在下降，自臺灣，朝鮮輸入大米由於戰爭及當地的軍需等因素，輸入額逐年下降，1938年爲225萬噸，1939年爲145萬噸，1940年則爲48萬噸。
爲了應對日益嚴重的糧食危機，日本爲此想盡了辦法，下令農民要將生產的大米及麥子等糧產品，除自己食用及種子外，都要以官價賣給政府。同時在全國範圍內實行糧食配給，禁止一般的飯店，餐館出售米飯。
此外日本政府還在大力宣傳食用代用食品，規定早飯不能超過1日元，晚飯5日元，即便如此，仍有900萬石的缺口。爲此，日本不得不拿出2億日元的外匯向法屬印度支那、泰國等國進口了800萬石大米。
緊隨糧食危機而來的是電力與煤炭危機，由於煤炭不足，發電量只能滿足80%的需求，到1940年，日本所控制的資源只能滿足煤炭需求量的88.3%，鐵礦石的42.4%，銅的43%，鋁的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