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記憶中，我的父親齊世英一生都是位溫和的君子。他說那實在是他理想的開始，做人要有個人的樣子。
他少年時曾跟祖母到祖父的軍隊駐防地住過，體驗過軍營生活，也看到許多北方的鄉村，深深感到一般國民知識的閉塞，對國家和自己的命運幾乎全然無知，在純樸的美德後面常常是冷漠和愚昧。他十五歲到天津上新學書院那三年，受的是英國式教育，要養成彬彬有禮的紳士。在天津他經常聽到“關里人”對張作霖奉軍粗魯的嘲笑。新學書院每日如升旗典禮一樣，有讀基督教《聖經》的早課，雖未強迫學生皈依，卻引領他開始思索心靈問題，人生在世意義爲何?
十八歲考取官費到日本讀書，更進一步認識一個現代化的國家，國民普遍的教養是清潔守法，教育程度高些的講究溫恭的禮節，鼓勵知識的追求。對國家有強烈的效忠思想，所以日本那麼小，卻已成爲亞洲強國。
他進入東京一高預科讀好日文，一年後分發至日本中部面對日本海、十六世紀後有“加賀百萬石”之稱、有精緻藝術文化傳統的金澤第四高等學校（日本當時全國只有八所高等學校）理科。該校各項功課皆強，且注重語文教育，除日文外，每週英文、德文各八小時，他在此三年，打好一生閱讀的紮實基礎。最初常去教會，讀些基督教的書，但無法感到滿足，進而讀哲學書籍。當時有一位影響他很大的老師西田幾多郎，本在金澤四高任教，後來到京都帝大教哲學，引導他閱讀哲學、經濟學和社會主義的書，尤其是河上肇《貧乏物語》等，讓他深感社會充滿種種不平。由於沒那麼多錢買書，他和書店約好，把書買回來以後，不要弄髒，看完後送回書店可以拿回八折的錢再買別的書。金澤多雨，冬天積雪甚深，常能閉戶讀書，日積月累，他由一個聰明好動的少年，長成一個深思耽讀的青年。
二十二歲，他追隨堂兄的腳步，到德國柏林留學，讀哲學經濟系，認真地念了馬克斯的《資本論》和不少社會主義論著。但覺得心中許多不能解的疑問，終極思考的基礎不能建立，頗感傍徨。那時德國剛剛戰敗，通貨膨脹，中、日銀洋都很值錢，他與同學們生活可稱優裕，常在一起玩樂，多了一些認識德國社會的機會，卻耽誤了讀書的時間。下學期轉學到海德堡大學，受教於歷史哲學派大師李凱爾特（HeinriChRiCkert）和阿弗雷德.韋伯（AlfredWeber，是已故馬克思．韋伯（MaxWeber)之弟），既是慕名而去，便全心傾聽，也常在課餘發問。歷史哲學派由政治經濟的思想更分析人生現象，在研究過程闡明理性思考之必要，也提醒他區域現實的不同，不可以衝動熱情地強以理論（如《資本論》）套在大政策上。——這對他是一生的啓發，使他堅定地相信，只有真正的知識和合理的教育才能潛移默化拯救積弱的中國，而不是激動熱情的羣衆運動。不擇手段只達目的的階級革命，留下的社會、文化問題需要更多的理性解決，才能彌補。
那兩年時光，課後過了橋，在尼卡河畔思考徘徊，是一生僅有的幸福時光。春日河水激流常令他想到遼河解凍的濁流。青年壯志也常洶涌難抑，他記起五歲那年，穿了一雙新棉鞋，走在遼河岸上，圍繞着媽媽，攬生局采烈地又跑又跳的情景有個聲音在他心中呼喚:回去辦教育，我美麗蒼茫的故鄉啊!我一定要拚命練好一身本事，用最理性的方式回去辦教育……我今日所學所知，終有一天會讓我報答你養育乏恩。
他一生第一個大挫折是堂兄因肺結核逝世於德國南部的Freiburg，最初尚隱瞞一陣，但不久伯祖父在家鄉去世。兒子爲何不能奔喪?只好捧着他的骨灰回家。回到瀋陽，家中堅決不許他再出去，追求學問的夢至此中斷，那一年他二十五歲。喪事結束後，他離開莊院又回到瀋陽城，想另尋途徑，再走進修之路。在那時代的瀋陽，一個官費留學生從德國歸來，是件很受重視的事。他父親在奉天武備學堂的同學好友郭鬆齡將軍。認爲他住在旅館不方便，邀他搬到郭家。塞外一月，冰雪封途，最適作長夜之談，兩人談地方事，國事到天下事，無所不談。郭將軍敬重的客人來訪亦常邀他聚談，歸國青年得以宏觀知家鄉處境，他在日本和德國所見，亦引聽者極大興趣。尤其談到德國在第一次大戰敗後，經濟幾近崩潰，民間生活艱苦，但人民處處流露民族的自尊，和走出困境的堅定意志。他們石頭建基的老樓舊廈，廊柱依然修整，門前路樹，石砌街巷，有文化根基深厚的穩定感。而東北當時在日俄覬覦下已處危境，參加軍閥混戰有何意義？中國的老百姓，何日才能普遍受到足夠的教育，走出渾渾噩噩受人擺佈的境地？——他不知道，這些大家充滿強烈憤慨和改革使命感的雪夜長談，因緣際會，改變了他一生的命運。
自古以來，塞外傳奇人物，都是驍勇善戰的騎射英雄，保住江山，進而生聚教育。郭鬆齡將軍，晚清光緒九年（一八八三年）生於遼寧鄉漁樵寨村。家貧，十五歲就讀私墊數年，進奉天武備學堂，畢業後隨朱慶瀾（一八七四~一九四一年）軍入川，在四川新軍加入同盟會。三十三歲由陸軍大學畢業後，由己任廣東省省長朱慶瀾的推薦，在孫中山的護法軍政府擔任警衛軍及韶關講武堂教官。他有學識，有見解，講課時督促青年成爲有民主思想的愛人。辛亥革命後全政混亂，他在軍中由北至南嚐遍了國家動盪之苦，對局勢具有寬闊的視野，回到新創辦的東北講武堂任戰術教官，當時奉軍少帥張學良是他的學生，對郭教官極爲佩服，邀他加入奉軍，改革軍隊成立新軍，凡事傾誠合作。兩次直奉戰爭中，郭軍以戰力戰術皆立戰功。但是進關參戰，意義何在?故鄉沃野千里，農耕缺人，而青年官兵傷亡異鄉，遺族處境悲慘，實在應停止征戰，教育生息。
在由歐洲回國的青年人眼中，新軍的理念是很有吸引力的。那時的郭將軍已是新軍領袖，地位顯赫，儀表堂堂，凡事能決能行。郭夫人韓淑英女士，燕京大學畢業，伉儷情深，兩人皆好讀書，接受新思想，交友、談話多以天下國家爲己任。郭將軍與張學良等原已籌備成立一所中學，教育軍人遺族子女，以盡袍澤之情，名爲“同澤中學”。知我父親回國後志在辦教育，培育家鄉青年新思想，便派他出任校長，參酌英、德、日本學校制訂規章，奠定良好基礎，延請各地優良師資。在僞滿洲國之前，同澤中學未受政局影響，一直辦得很好，之後還加辦“同澤女子中學”。同時也籌劃辦一所真正研究學問的大學，不受當權者支配，不以培養官員爲目的。
同澤中學成立，校舍尚未興建完成時，先借用瀋陽城東山咀子軍營一部份新修的營房，其餘的由軍官教育班使用。那一年夏天先招考了三班十四歲以下的學生（到臺灣後曾任海軍總司令的宋長志即是那時的學生）。這樣的有遠景的工作，真是一個青春夢的實現……年輕的校長興高采烈地忙碌工作，師資、課程、學生的教導……要全心去做。東山咀子營房距瀋陽約二十里，有修建營房用的小火車進城，他的心情真似那小火車頭一樣，充滿了勇往直前的幹勁。
這樣快樂的日子不到一年即告終止。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初旬一天晚上，郭將軍電話召他立刻進城面談，那時小火車車頭已經熄火，商量之後，再升火，把他送到城內。郭將軍說奉命又須率兵進關，先到天津，邀他隨軍前往，校務請教務主任代理一下，第二天即須出發。到天津後數日，郭將軍住進意大利租界的義國醫院，對他說，此次入關，要對抗二次奉直戰後，孫傳芳召集的五省聯軍，鞏固奉軍在河北、山東、安徽、江蘇等省的地盤。郭軍是常勝軍，但是他早已厭倦這種窮兵黯武的政策，官兵傷亡慘重，不知爲何而戰。進駐天津後，他即邀集核心幹部，團長以上軍官開會，願隨他回師者，在和平開發東北方案上簽字，不願者，留在天津李景林部隊。除了幾位追隨張作霖多年，不便參與“造反”的將領外，大家都簽了名。
郭將軍邀請我父親負責回師時爭取國際支持，首先須取得日本駐在滿洲鐵路的軍隊保持中立。在天津參加的還有幾位關內的政界名人。如饒漢祥（曾任黎元洪的秘書長）、殷汝耕、高惜冰、楊夢周、蘇上達、樊光、林長民（林徽音之父）和盧春芳等。已允出任外交處長的王正廷尚未到任（後來出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先由齊世英代理外交事務主任。大家對郭軍回師瀋陽，不去參加軍閥內戰的革新理想很有信心。回師前夕，郭將軍對大家說，“此事成功固好，若失敗則大家皆須亡命。”
十一月二十二日，郭將軍揮師前往河北灣州，通電請張作霖停戰下野，將軍政權交給張學良。電文內容是：進關參戰官兵傷亡慘重，遺族無依，民生困苦。日俄對東北侵略日亟，必須休養生息，儲備實力以御外侮，永遠不再參加內戰。振興教育，全力建設資源富甲全國的家鄉。張作霖接電後，次日來電報，不提息戰下野要求，只邀郭將軍回沈面談。擺明是鴻門宴。郭軍隔一日再由灣州發出第二次通電，未見回覆，即開拔前往攻打。出了山海關，由秦皇島北上，沿海岸線打到連山，遇到百年不遇的大風雪，溫降到攝氏零下二十度，海面封凍，人馬可行。當夜郭軍前鋒第二軍，由海面穿過突襲張作霖守軍，奪下葫蘆島，三天後進駐錦州。消息傳到瀋陽，全城震動，張大師緊急動員數十輛大卡車滿載元師府聚斂的財物，運往滿洲鐵路的日本事務所倉庫存放，往返十多次才運完。大師府四周堆滿木柴和大汽油桶準備逃離時將帥府燒掉，省議會、各總商會等聯名致電郭將軍進城後，“我公要求、目的、前途決可達到……務望暫時停止軍事活動。”。——此時奉軍與日本沿滿鐵駐軍達成牽制郭軍的協議，並且急調吉林黑龍江的駐軍來助，在巨流河東岸佈陣迎戰。郭軍十二月二十日攻佔新民市，在巨流河西岸備戰，前鋒部隊已可看到瀋陽燈火，只待主力部隊到新民市即將強行渡河。但是長途行軍，風雪嚴寒，冬衣補給不夠，到錦州休養數日，給張軍調兵時間。此一延遲也給了對方許多滲透分化的機會，困難增加，軍心複雜，驍勇善戰的郭軍，在對方喊話:“吃張家飯，不打張家人!”時士氣動搖。巨流河對峙三日，原可一鼓作氣渡河，已打到距奉軍總指揮部僅十華里的興隆堡，但在關鍵時刻，郭軍射出的炮彈卻因有人卸了引信而沒有爆炸。二十四日清晨，郭軍參謀長鄒作華等三人已成奉軍內應，逼迫郭將軍投降，且發出請降通電。郭將軍率衛隊二百餘人離開新民，如騎快馬，輕易可以脫險，另求再起，但是郭夫人及文人饒漢羣等人不會騎馬，郭不忍獨自逃生，同坐馬車往南走，被對方騎馬追上，奉命就地槍決，以免生變。臨刑前，郭鬆齡遺言:“吾倡大義。除賊不濟，死固分也;後有同志，請視此血道而來!”
郭妻韓淑秀說:“夫爲國死，吾爲夫死，吾夫婦可以無憾矣。”郭鬆齡四十二歲，韓淑秀三十六歲。屍首運回瀋陽市，在小河沿廣場，曝屍三日。始準家人收殮。郭氏夫婦的屍體曝放在小河沿的大廣場上，基督聖誕之日，上天降雪，覆蓋了冰封土地上的屍身，成了最潔淨和平的棺梆，沒有人敢去祭拜，遙遠哭泣的親友流下的眼淚也立刻凍結成冰。
參加郭軍倒戈的人原都難逃一死，但是與張作霖一起由綠林出道打天下的老弟兄張作相，性格寬厚，有高度智能，勸他說，“不能這麼辦，他們都是家鄉子弟，冤冤相報，將來那還得了？”這一句話不知保全了多少性命。叛軍歸回原職之後，更加效忠賣命，也延長了奉軍的政治生命。
後來得知投效郭軍的林長民隨郭將軍出亡途中，中流彈死亡。饒漢羣在解往瀋陽途中，押解的兵問他，“你是做什麼的？”他說，“我是寫字的。”士兵說寫字的不要，推他下車，得以保住一命回到天津黎元洪家。
但是，張氏父子特別懸賞捉拿齊世英，認爲張家送出去的留學生回來反對他，煽動郭軍兵變，非捉來殺掉不可。那許多年裡，他們認爲東北就是張家的，政府公開考試遴選的官費留學生就是張家派的，只能效忠他一家。
十二月二十四日天剛一亮，齊世英即去新民臨時司令部準備全面渡巨流河，誰知郭將軍竟已被迫於午夜出亡。在亂軍中，他帶了外交處的五個人，殷汝耕、劉友惠、楊夢周、蘇上達和後趕上的盧春芳，步行涉險到新民市的日本領事館尋求暫時躲避，因爲前二日曾爲日軍沿滿鐵鐵路駐軍問題交涉，與日方見過
數次，此時未多問答，即給予政治庇護。
奉軍包圍日本領事館，要求將這六人引渡。日本駐瀋陽總領事吉田茂加派十名警察至新民，不許奉軍進領事館一步，以保護政治犯，由他出面去辦交涉，並送去行李、威士忌酒以示敬意。吉田茂（一八七八~一九六七年）這個人道的決定不僅救了這六個人的性命，也顯示出他一生敢做敢爲有擔當的政治勇氣。他的父親竹內綱是日本自民黨前身的領袖，將龐大家產留給他作從政資本。他的岳父牧野伸顯是明治維新後一代的宮中重臣，世世代代培養宏觀政治智慧。他在瀋陽總領事任內觀察中國北方政局，很看不起張作霖。認爲他坐擁東北這樣富饒的土地，不知培養生民社會福祉，提高文化教育，而窮兵黯武是無知短視。據說他在領事館內談起張作霖時，不稱官銜，也不呼名，就直呼“馬賊”，個人對郭鬆齡的革新思想極爲尊敬。他由外交界出身，深信在正常的國際局勢中，日本如果能與一個現代化的近鄰保持良好密切關係，同樣可以得到合理的利益。第二次世界大戰吉田茂出任日本戰敗後第一任首相，利用美國佔領軍優厚的協助。不僅使日本自政經廢墟中重建，後來成爲經濟強國，且在他任內培育了許多大臣人才。成爲歷史上稱爲“吉田學校”的佳話。
齊世英和他的落難兄弟，六個人睡在新民領事館八個榻榻米的偏房裡，整整半年被奉軍日夜圍困，白天連院子都不敢去，怕挨冷槍。由領事館人員口中得知郭將軍已死，遺體在瀋陽小河沿廣場曝屍三日，軍隊全已收編歸制，六個人蟄居在此，出門一步即是死亡。他們曾千里追隨，撼動山河的郭軍回師壯舉，有如過眼煙雲，一切都在囚牆外的天地，吹過去了，散了。
漫漫長日，漫漫長夜，日日夜夜，他想了又想:“一路上打的都是勝仗，爲什麼當瀋陽燈火可見的夜晚，我們就是渡不過巨流河？那一天午夜，如果我住在設於馬車店的臨時司令部，參謀長他們通電投降奉軍，到逼迫郭將軍出亡的那一段時間，我會派人送郭天人去新民日本領事館取得庇護，然後隨郭將軍及衛隊快馬闖出去，奔回錦州，巨流河西岸都是郭軍，撤回錦州，保住實力，可以捲土重來……。”思前想後，憾恨圍繞着巨流河功敗垂成的那一戰。巨流河啊，巨流河，那渡不過的巨流莫非即是現實中的嚴寒，外交和革新思想皆被困凍於此？
春耕解凍的時候，奉軍又進關參加直、魯、豫軍閥的混戰。京奉鐵路離日本領事館只有五百公尺左右，從傳來的聲音斷定，運兵車和鐵軌磨擦損壞得很厲害。奉軍這樣不予人民生息，即使他不追殺，齊世英也不能回去了，唯一的盼望是早日脫困，另尋生路。“但是，今生只剩我一人，我也要反抗惡勢力到底，。”
一九二六年七月初一個下弦月的夜晚，他們終於在日本領事館同情郭軍的書記中田豐千代，和警察金井房太郎協助下，翻牆化裝逃出稍微鬆懈的包圍線，沿着鐵路步行六十里，到興隆店由日本友人接應到達皇姑屯。二十七歲的齊世英和四十八歲的吉田茂第一次作了長夜之談，彼此頗爲投緣。吉田茂很欣賞齊世英有教養，有見解，是個磊落的青年;他雖是執行日本政府那時的“中立”政策，而在庇護政治犯與助他們脫險的行動上，大約也有些浪漫情懷吧。年輕人不僅感謝他及時伸出的援手，二次大戰後再次相見，兩人又各是一番人生，也進一步欽佩吉田茂的國際觀和戰後培養政治人才的遠見。
齊世英化裝曲遼寧到朝鮮聳山乘渡輪到日本，再換火車去東京，車到京都便被記者追蹤，次日報上亂報一些猜測，只好正面接受訪問。說明郭軍革新理想及回師前後真相，消息也迅速傳至中國各地。到東京時，淺草區有一劇場正在上演以郭鬆齡爲題材的一出話劇，邀他們去當貴賓，劇中有不少屬於齊世英的戲。原是一場改變東北命運的壯舉，如今只是人間一齣戲劇了。
由日本回到天津，那時北洋政府的一些新舊人物間的恩恩怨怨，仍在餘波盪漾之中。故鄉是回不去了，也沒有能力和心情回到德國讀書。在天津義祖界見到了郭將軍的朋友黃乳先生，他曾雪中送炭，寄錢到新民領事館（北伐軍攻克上海，黃出任上海市長，後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長）。黃乳勸他先去上海，多作觀察，再定行止。從上海去武漢，因爲郭軍回師之舉，是南方各種革命份子都同情的，飄然一身，亡命天涯的心情下，與留德、留日的同學也都陸續見面，都能開懷暢談。那時仍是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和人李漢俊、詹大悲、耿伯釗等人也曾聚餐談話，參加他們野外召開的羣衆大會，聽各黨派演講，仔細閱讀他們的宣傳小冊，認真思考後，覺得國民黨的民族、民權、民生主義對中國實際狀況是最穩健的做法。黨員水平高，形象清新，一九二六年底，在上海加入了國民黨，並不是投奔任何人。蔣先生在南昌第一次見面時說，“你不像東北人!”這句話令他很難忘記。蔣先生那時尚不是唯一的權力中心。三十年後，他在臺北把他開除國民黨籍，大約是政術嫺熟的浙江人終於發現，溫和英俊的齊世英，骨頭又倔又硬，是個不馴服的，真正東北人。
加入國民黨後他多次往返於上海、漢口之間，也隨黃乳到國民黨總部的南昌去，蔣先生與黃乳情誼甚重，餐聚時常邀他參加，在此認識了陳果夫、立夫兄弟。寧漢國共分裂後，在南昌九江和杭州認識了許多風雲人物，瞭解國民黨的狀況，也認清了國共的關係。這一年中曾多次到日本去，進一步觀察、研究日本。在郭軍革命中，見識到政治大起大落的局面，深知參與政治不能不懂軍事，希望能有系統地研究現代軍事。遂於一九二八年，由政府授予陸軍中尉軍階，正式報考進入日本訓練在職軍官的步兵學校（陸軍大學需三年才畢業）。開學前被派下部隊，在高田三十連隊任隊附（相當於副連長），白天上課，晚上住在部隊，每週末坐夜車到東京去，常與中央派去日本留學的軍官（多爲黃埔一期）相聚，因他畢業於金澤四高，日語文皆好，被尊爲日本通，常可助人。有時與日本老同學敘舊，接觸面甚廣。日本人一般對中國東北（他們稱爲滿洲）都有興趣，因他是參與郭鬆齡起義的革命者，而樂與交談，使他聽到日本覬覦東北的種種真心話，內心深爲故鄉擔憂。在此期間，他進一步研讀日本的軍事史，幕府時期的武士精神，明治維新後的軍事現代化和二十世紀擴張主義的萌芽。
那三年，一個二十七歲的北國青年，兵敗亡命，浪跡天涯，從郭將軍家圍爐夜話至長江，遇見了許多當時正在創造中國近代史的人物，因緣際會，作了許多長談;談抱負，談理想，投契相知，這些長談鑄造了他一生的政治性格和風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