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葬的玉器也被稱爲玉冥器。真正意義上的玉冥器是出現在周至漢這一段歷史時期。當時的人們相信，以玉器堵塞死者的各個竅穴，就能阻止真神出竅，防止元陽外泄，因此，這一時期的墓葬中出現了大量的玉竅塞、玉璧板，等等。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廣州南越玉墓出土的大批玉冥器，這些玉器是專門爲死者特製的，比如，玉冥器所用的玉塊或玉琮往往多切一刀，以示與實用之物相區別。
而自漢以後，厚葬之風漸漸收斂，故而專門用於殮葬的玉器也漸爲少見，而大多的墓葬則以死者生前所用的實用器物陪葬了。通常，專用的玉冥器有各種玉竅塞，如口含的玉、蟬、玉耳塞、玉眼蓋等。此外，還有死者手中所握之玉豬，背後及胸前所墊蓋的玉璧板等。
玉冥器常常要被做成蟬、豬等動物的形狀，這是因爲古人認爲，蟬是從地下爬出來的，只吃露水就可以引吭高歌。故而，蟬被認爲可以重生，所以玉蟬一般含在嘴裡。而豬則代表了農耕文化的金錢，而玉又價格不菲，所以古人經常用它來陪葬。
陪葬寶物之七就是神器，神器，是指古代用來通天以及與神溝通交流的器物，包含鼎、鼓、鍾、劍、斧、壺、塔、琴，等等。在出土的所有神器中，以博山爐最爲受人關注。
博山爐又叫博山香爐、博山香薰、博山薰爐等名，是中國漢、晉時期常見的焚香所用的器具。常見的爲青銅器和陶瓷器。爐體呈青銅器中的豆形，上有蓋，蓋高而尖，鏤空，呈山形，山形重疊，其間雕有飛禽走獸，象徵傳說中的海上仙山——博山而得名，漢代盛傳海上有蓬萊、博山、瀛洲三座仙山。
博山爐出現在西漢時期，與燃香原料和人們的生活方式有關。西漢之前，人們使用茅香，即將薰香草或蕙草放置在豆式香爐中直接點燃，雖然香氣馥郁，但煙火氣很大。武帝時，南海地區的龍腦香、蘇合香傳入中土，並將香料製成香球或香餅，下置炭火用炭火的高溫將這些樹脂類的香料徐徐燃起，香味濃厚，煙火氣又不大，因此出現了形態各異、巧奪天工的博山爐。
博山爐主要流行於漢代，而漢代人使用博山爐主要有三大作用：一是古人以博山爐爲神器，用此燒香祈禱以達神明；二是古人席地而坐，燃香草可以潔室除溼，怡人心脾；三是達官貴人有薰衣染被的習慣，用從國外輸入的蕙草薰香衣被，以顯示華貴。風愈演愈烈，帝王諸侯們又在香料之中添加催情的藥物，來滿足自己的淫慾。因此博山爐又成爲的一種象徵。
“對了，這陪葬寶物的第八種其實……”謝明說道：“雖然是證實存在過的，可是總覺得有些不靠譜了，仙丹，仙丹其實一般是丹砂，黃金和白銀爲主要材料，中國的煉丹之風自秦漢開始愈演愈烈，至魏晉南北朝時期更加盛行。因爲士大夫階層信奉道教，沉迷於修道成仙，他們認爲丹砂在煉製過程中，顏色、形態都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是和人的生老病死有聯繫的，因此，企圖從丹砂一類的礦物中煉製出仙丹來，以求長生不老、昇天成仙。葛洪在《抱朴子》中，就多方論證了神仙不死之道，主張以黃金和丹砂煉丹，以服食成仙。”
“陪葬寶物九是石器，陪葬品中的石器用料考究，有的是上好的花石、大理石、漢白玉石、崑崙玉石、藍田玉石，所以寶貴程度相當高。在隨葬的石刻藝術品當中，唐太宗昭陵六駿的石刻就是非常珍貴的陪葬寶物。當然，石器不僅會陪葬在墓主人的墓穴中，更多的還會在墓葬的外面，作爲死者的陪護。”
駱天說完了，就聽到劉大川說道：“比如說霍去病的墓就是石刻最多的茂陵陪葬墓，霍去病去世以後，武帝爲紀念他的赫赫戰功，特在茂陵旁修建了一座象徵祁連山的墓冢，境界逼真，墓上還有各種巨型石刻羣，手法簡練，氣勢渾厚，達到了形神兼備的藝術化境，是我國最早、最大、最完整的大型石刻羣。”
“霍去病墓石刻中的主體雕刻，是一件有代表性的紀念碑式的傑作，使用一人一馬對比的形式，構成了一個高下懸殊的抗衡場面，揭示出了正義力量不可摧毀的主題。在此基礎上，雕刻家把馬的形象刻畫得堅實有力、姿態威武、氣宇軒昂，似乎象徵着當時漢軍實力的強大，具有凜然難犯的莊重氣派。從畫面上看，馬腹下的匈奴人，仰臥地上，左手握弓，右手持箭，雙腿蜷曲，作狼狽掙扎狀，蓬鬆零亂的鬚髮，更顯得驚慌失措，聲嘶力竭，帶着既不甘心就縛，又無可奈何的表情。這顯然是用以歌頌霍去病將軍的業績，以昭示出來犯者的下場，拿這塊石刻陪葬霍去病太合適不過了。”
駱天提起來還有種很痛快的感覺，大漢江山，休要來犯，犯必懲之！
駱天說得有些激動了，謝明笑道：“這要是國家犯戰了，你肯定是第一個上的，瞧把你給激動的。”
“那哪能啊。”駱天也覺得自己太激動了：“歷史上就有這麼一些東西能夠讓人心血澎湃地，要不然，研究歷史的專家怎麼會這麼投入？”
劉大川嘆道：“好久沒有和你這樣深入地討論過了，今天真是一個難得的機會，駱天啊，以後沒事常過來跑跑吧。”
駱天點頭答應：“沒事自然會過來的。”
大家接着討論那陪葬寶物之十，這就是劉大川的專業活了，因爲是屬於字畫：“要說陪葬最有名的就是《蘭亭序》了。”
駱天前不久剛將這本《蘭亭序》放進了與黃立德編著的書裡，他點頭：“是啊，不過這也是史上最神秘的字畫之一了。”
“對，《隋唐嘉話》、《太平廣記》裡都提到過蘭亭序的去向，中間的過程都略有不同，但是對於埋入昭陵的說法，卻最終是一樣的，不過據《新五代史·溫韜傳》，後梁耀州節度使溫韜曾盜昭陵：韜從埏道下，見宮室制度，宏麗不異人間，中爲正寢，東西廂列石牀，牀上石函中爲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鐘王筆跡，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遂傳人間。要是按照這個說法，則《蘭亭序》真跡經盜陵賊溫韜之手又復見天日了。然而，此後《蘭亭》真跡的消息便杳如黃鶴，其下落如何，更是成爲謎中之謎了。另外還有人認爲，王羲之的《蘭亭序》可能是陪葬在唐高宗和女皇武則天的乾陵，但由於乾陵尚未發掘，所以一直無法得到證明，真是可惜了，可惜了！”
這陪葬寶物十一就是瓷器了，關於瓷器那歷史可就悠久了，三人要是真要論起來，這一天一夜也說不完了，不過對於最後一個陪葬寶物就是金銀器了，
我國發現最早的金器是在甘肅玉門夏代古墓中出土的金耳環。到了商代，金器已經得到了上層社會的廣泛使用，但商代金器以裝飾物爲主，器物類則相對較少。
白銀出現晚於黃金。春秋時期的銀錯銅兵器，是我國目前發現的最早使用銀器的實例。到了隋唐時代，金銀器的製作和應用達到歷史的巔峰。當時，除了飾物外，還生產餐具、茶具、佛教法器等生活器物，且品種大爲增加。兩宋時期，不僅上層社會使用金銀器，連酒館食肆的飾品及飲食器皿也都使用金銀器。宋代金銀器無論在造型上，還是紋飾上，都脫離了唐代的富麗之風，變得素雅和富有生活氣息。明代的金銀器，造型莊重，裝飾華麗，雕鏤精細，而明定陵出土的金冠、金盆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然而，雖然在考古發掘中不斷會有金銀器的出現，但是誰也想象不出，在一座墓葬中出現560件金銀器是什麼樣子。1958年7月，定陵地宮經過兩年零兩個月的挖掘和清理，共出土了各類絲織品和衣物、金銀器、瓷器和琉璃器、玉石器、漆木器、首飾、冠帶和佩飾、梳妝用具、木俑、武器和儀仗以及諡冊、諡寶和壙志等器物2846件其中還不包括錢幣和鈕釦，其中，光金銀器就有560件。在一座墓葬中挖掘出如此衆多造型別致、設計科學、工藝精湛、選料上乘的金銀器，只能是皇家陵墓所獨有了。
定陵所出土的560件金銀器，其中金器289件，最令人驚歎的是朱翊鈞的金冠和皇后的鳳冠。金冠用極細的金絲編成，冠上部鑲嵌了兩條金龍戲珠。而皇后在舉行慶典時所戴的鳳冠則共有４頂，形狀都差不多，每頂上都鑲有珍珠500多顆，寶石100多塊。另外，還有皇帝的龍袍，上繡12條形態各異的團龍；繡有各種花草及百子圖的皇后百子衣。
除金錠103枚、消災延壽錢100枚、吉祥如意錢17枚和銀錠65枚、鎏金銀錢192枚、銀餅1枚外，其他82件金銀器具大部分是宮廷的日用品，分別出自帝后棺內屍體上下兩側，少數放在了隨葬器物箱內。有些器底有許多劃痕，這表明有的器具是皇帝和皇后生前所使用過的生活用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