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這片土地纔剛剛穩定下來。
所有人都忙着休養生息,忙着重建家園,絕大多數人都在爲着溫飽而努力。
富有的人,以前就能接受很好的教育,現在依舊可以。
而那些底層的平民們,連肚腹都尚且不能填飽,哪裡會有時間和精力去學習?
一開始,這間名爲“佑安學堂”的學校,根本招收不到多少學生。
甚至還有人一些自命不凡的“清高文人”在報紙上嘲諷她,說她一個女人,年紀也大了,不好好想着嫁人生子待在家裡,居然還學什麼古人聖賢辦學堂。
李佑安沒有去管他們。
她安撫好那些自己請過來的教師們,開始在平城大街小巷遊說。
那些家裡有適齡孩子的人家,聽說有學校前兩年不要學費,還管一頓中午饅頭,紛紛動了心。
就這樣,佑安學堂招到了第一批學生,開始正式授課。
兩年以後,不再免費供應午餐,有一大半的人離開了。
一小半的人留了下來。
如果你有興趣去圖書館,翻閱一下曾經的佑安學堂,現如今的佑安中學的歷史,就會發現,這幾十個佑安中學的第一批畢業生,往後,大部分都成爲了花國的支柱人才。
值得一提的是,他們中間絕大部分人,都曾在自己的回憶錄之中表示:論起生命中對自己影響最大的人,毫無疑問就是佑安先生。
花國著名生物學家,朱棠先生晚年接受採訪的時候說過:“其實我一開始上學的初衷,只是爲了那每頓兩個饅頭,因爲我家裡太窮啦,在學校裡的午飯,是我唯一能吃飽的一頓。兩年以後,我選擇繼續留在學堂,也不是因爲我愛學習,我只是是爲了多學東西往後可以找個好工作,多賺錢。我想出人頭地,想過上好日子。”
這個白髮蒼蒼的老人說道這裡的時候忍不住笑了起來,笑着笑着,睿智的雙目之中浮現懷念之色:“當時和我一樣想法的同學可不少呀,可是等到我們畢業的時候,佑安先生推薦我們去更高等的學府唸書。大家那會兒想的都是:哎我學了這麼多東西,如果不能像先生一樣,爲這個國家,爲我們的同胞做點什麼,那我心中怎麼會不感到羞愧呢?”
“先生她,真的教會了我們很多東西啊。”
最後的最後,這位幽默的老先生還給大家放了個彩蛋:“其實,朱棠這個名字還是先生爲我取的,我家裡就是個賣豬肉的,能取什麼名兒啊?我進學堂的時候,叫朱蛋。”
另外一位建築學家,張啓珍先生也接受了採訪。
“我很感激佑安先生,她打破了我對女人的認知。”她說道。
張啓珍女士是佑安學堂第一批學子裡面少數的女學生之一,也是難得的,家境富裕的學生。
“我家雖然衣食無憂,對女孩兒的教育卻很簡單。教些女紅算賬,能識幾個字就算可以了。”
張啓珍說道:“我兩個哥哥都有上學,我爸爸卻不讓我去,說我一個女孩子家的,上學了也沒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