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總裁笑道：“這就對了，有話別憋着，不過，我現在解釋我的理由，也是蒼白的，在最終動手前，我是會做足功課的。”
卡特麗娜卡芙公主明眸善睞的點點頭，嗯了一聲，“我永遠都相信陛下，在動手之前，我們要走哪幾步？”
“一，外交，取得支持，並且購買戰略物資，二，國內的力量徹底發動起來，這要比外部環境更加重要。”萌總裁意味深長的對卡特麗娜卡芙公主道。
萌總裁住進了聖詹姆士宮之後，第二天，邀請了很多在倫敦的各國大使和使節，到聖詹姆士宮去會面。
本來英國人邀請華皇住進聖詹姆士宮，只是想向世界表明，華皇在英國被刺殺，這和英國政府絕對沒有關係，頂多算是他們在保護措施上的疏漏而已。
不過，華皇這麼大肆的邀請各國外交大使來會談，就變了味道了，因爲華皇和人接觸的越多，在言談中透露出來的真相就會越多，而且，華皇邀請的，多半是已經和華國建立了一定外交關係的國家，出於同情的角度，回去之後，也會宣傳華皇被英法激進分子刺殺的真相，以及英國和法國政府在中間的默許態度，甚至是穿針引線的作用。
這當中，華皇最急需要找的是大臣是，沙俄的外交大臣馬克西姆卡努尼科夫公爵，華皇需要最準確和清楚的知道，沙俄現在對華國的態度問題，是否有拖延沙俄仇恨，甚至緩和沙俄仇恨的可能性。
其實華皇爲了奪取西伯利亞和中亞地區不得不向沙俄動手，如果沙俄放在離華國遠一點的地方，華皇是絕對不會最先朝着這樣的一個國家動手的，事實上，就因爲沙俄和德國，英法，再加上一個奧匈帝國之間的平衡，纔會造成歐洲大陸的內耗太過嚴重，造成歐洲大陸，始終無法出現一支，能夠在世界範圍內問鼎的國家。
如果不是歐洲長期以來的均勢狀態，其實，不管是歐洲的列強國家，還是歐洲的次強國家，至少有十個以上的國家，都有問鼎世界的能力，兩個多世紀，就這樣被他們彼此的內耗，給虛度了。
如果歷史有幻想的可能的話，華皇倒是更加希望，第一次鴉片戰爭要是能夠發生在17世紀的大明，那華夏早就成爲世界老大了。因爲，滿清的文化和思想，都不配代表華夏站在世界舞臺上，而腐朽的大明末期，那幫士大夫在受到世界列強的催化之後，將提早開眼看世界。
如果是在和平時期，不管是明朝，還是清朝，還是任何一個歷史上的華夏朝代，華皇認爲，都不具備搞資本主義的土壤，因爲，封建政治體制過於強大，這是儒家最牛叉的地方。
明也好，清也好，都不可能發展成爲資本主義國家。
至於近代華夏的衰落，關鍵不在於資本主義，而在於工業革命。
資本主義其主要的特徵在於：私有制，既私人擁有資本，並可以自由地支配這些資本。以資本增殖爲目的，僱傭自由勞動力進行生產，並由資本所有者主導生產。在市場中根據供需關係，以追尋最大利潤爲目的展開經濟活動。
而傳統的中國社會的任何一個時代都不具備形成這種模式的條件。
1.政府高度集權，無契約精神，不保護私人財產，私人資本無法完成原始積累。
2.不存在權力制衡的機制，高度集權的國家習慣按照政治原則干涉經濟活動。
3.龐大的小農經濟難以解體，而且不能解體。（因爲在前工業時代，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無法消化大量的自由勞動力，只會形成流民潮。）
4.缺乏資本流傳的途徑，因爲沒有新技術推動新的產業的出現，以提供更高的利潤，商業資本缺乏其他增殖的途徑，最終都轉換爲了農業資本，迴歸小農經濟。
5.中國在東亞獨大，而且巨大，自給自足，沒有交易的需求，無法促進商業的發展。
6.缺乏貴金屬，落後的金融環境，貨幣體系和財政制度。
資本主義中的資本，指的就是私人資本，而明清這樣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國家是從來不尊重也不會保護私人資本的，因爲沒有一種勢力能夠制衡專制政府對民間資本進行剝削。
歐洲社會在羅馬崩潰以後長期是以封建社會的形態存在的，在這樣的狀態下，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能力做到權力的一元化，君主，貴族，市民團體之間勢均力敵，相互制衡，沒有一個人能夠獨享權力，亦沒有辦法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對方，其結果就是大家必須要協商與合作，互相照顧對方的利益，在這種條件下，形成了契約精神。
而明代呢？我們不是一個封建社會，全國的權力都出自中央政府，出自皇帝，不存在權力的分享與制衡。
因此就沒有協商的條件，想徵稅就徵稅，不用找你商量。而巨大的財富本身就意味着權力，私人資本的膨脹必然會讓專制政府對產生恐慌，繼而在你強大到能挑戰它之前幹掉你。因此資本所有者無法與政府抗衡，要麼和政府合作成爲官營資本或者買辦，要麼就在盤剝中破產滅亡。沒有人真正的能夠完成私人資本的原始積累，更談不上權力分享和契約精神了私人資本。最多隻是皇帝的牧羊人，養肥了就要被割肉。
而更爲重要的是，那些被褫奪的私人資本，在專制政府手中亦不會被用做經濟生產，亦不能完成原始積累，而是拿去打仗或者買買奢侈品，就那麼揮霍掉了。
在歐洲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西班牙。它最早完成中央集權，儘管發現了美洲，積累了大量黃金，但這些財富沒有被民間資本用來發展經濟，而是被宮廷花去買英國棉布了，結果就是促進了英國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西班牙尚且如此，何況明朝這樣保守的農業國家。
發展資本主義首先要實現資本的原始積累，使得財富與生產資料迅速集中到資本家手中，原始積累的方法就是倆，一是靠賺，也就是商業，二是搶，也就是掠奪。
而明代呢？假設華皇自己是一個穿越到明朝去的商人，大明朝，大家都關門男耕女織，不需要太多交易，因此國內市場狹小，賺不了大錢。
九邊，朝廷和蒙古人搞邊貿合作，可總賒賬，你要錢就砍你。對外貿易就不用說了，海禁，你出不去，出去了就是倭寇，殺光。但你還是經不住利潤的誘惑，好不容易走一私回來攢點錢，沒被逮着，發了財，上下打點好，還出去找死幹嘛？人有錢了，命也值錢了，就不出去賣命了。
在大明，國內最賺錢的是賣鹽，可你得從國家那買鹽引，大頭還是國家拿着。販糧？運茶？賣絲？制瓷？國家不參股你賣的了麼？最後算來算去在這個國家投資賺錢，或者說大官僚，士大夫階層在賺錢，走到最後，也是走到當官的路上去，當官的人一旦跟錢掛鉤，就不用想社會發展了，這也是華皇嚴厲禁止官員做生意，或者發現官員以及官員的直系親屬，跟做生意相互掛鉤，都會被制裁的原因。
最安全的方法纔是利潤最高的。而最安全的投資渠道，無一不是農業經濟，再加上重農抑商的傳統國策，以及政治風險。所以到封建制度的強盛時期，只能買房買地科舉當官，於是商業資本最終迴歸土地，以末養本。商人階層最終轉化爲了大地主，反而鞏固了農業社會的舊秩序。至於外國蠻夷你也少來，不是朝貢使不說，還想跟天朝談平等貿易，簡直是蹬鼻子上臉，當時的洋人又打不過明朝，只能和沿海走一私商人們愉快地做起生意，朝廷也管不了，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後來爲了解決福建人民的生活問題，開了個月港允許福建進行對外貿易，墨西哥的白銀就通過這種方式源源不斷地流入中國，但最終還是被換做田產，或被埋入地下，或被做成工藝品。
而在歐洲，由於國家林立，又沒有人能真正自給自足，因此有着一個巨大的國際市場，活躍的貿易需求不斷刺激着商業發展，西班牙土豪從美洲拉來黃金，用來買英國鄉巴佬織的布，荷蘭中間商從中販運，資本的流入最終刺激了各國商業的發展，而發展又帶來了更大的需求，新的需求又爲資本提供了新的投資渠道，最終形成了一個良性循環。而這都是一個自給自足的龐大帝國所不具備的，沒有需求，何來發展？
再說掠奪，如果從歐洲的歷史來看，要麼對內掠奪農民，要麼對外掠奪原住民。這兩者的背後都有着一個渴望財富的市場的呼喚！
前者爲了擴大生產，然後賺資本，後者就是直接搶資本，搶了以後再投資再賺再搶，由於身邊還有小夥伴再搶，那你就必須更加把勁兒地去搶。
而明朝這樣一個靜態的農業帝國，既富有，又缺乏內外競爭，根本沒有出去掠奪的動機，國家的主要義務是賑災和保持小農不要破產，社會和諧了，就好，投機倒把的事，不要搞。所以，沒有市場需求的支持和對私人資本的保護，商業資本沒有出路，最終只能迴歸農業。更談不上原始積累。
從政策上講，資本主義的的發展是需要國家配合的，英荷都鼓勵商業發展，以及海外貿易，鼓勵私人資本的增殖，爲了擴大生產而迫使農民破產，以提供自由勞動力，政府通過稅收從私人資本的增殖中受益。
而這在明代是根本不可能的。中國作爲一個龐大的農業國家，國家稅收幾乎完全依靠田賦和人頭稅，其稅源主要來自自耕農，也就是小農們！他們是真正的國本，而商業的發展帶來的利潤在明代這樣量級的國家面前，是十分遜色的，其所提供的利益無法讓政府提起興趣，而商業的發達必然帶動人口的流動，以及稅收和管理的困難，這都是動搖農業國家根基的事情，再加上商業所帶來的對自由的需求，更是等級森嚴的專制國家之大忌。更何況明朝的經濟政策即便在傳統的農業社會中都是保守而消極的。
這其中有兩個特點：一是平均主義：因爲對蒙古統治的厭惡與反動，朱元璋在立國之初就打算“恢復中華”，他期待國家回到蒙古人的腥羶污染前的狀況，於是他就着手恢復到古代的理想社會去，在經濟上的表現非常消極，他爲了維護農業社會的和諧穩定，割蘇杭商業發達地區的肉，去填不發達地區的坑，爲的就是保持整個國家發展的平衡，而資本主義的發展需要的就是不平衡，讓資本和勞動力集中於一處，但在明代這種國策的干涉下，這一切基本都是妄想。
二是放棄對經濟秩序的管理，這其中最主要的是對金融管理的消極，主要體現在鑄幣方面，明代的鑄幣量和宋代相比是極少的，一個原因是因爲中國缺銅，明初發行紙幣失敗以後，大明朝就對金融撒手不管了，以致於在美洲的白銀大量流入之前，地方稅收又迴歸到了實物繳納的狀態，而這對於商業貿易的發展是極爲不利的。
再者，在重農抑商的傳統思想之下，政治正確的做法始終是保護農民利益，而不是商人，國家工作重心始終是以小農利益的爲中心的，打擊大地主，增加佃農，使耕者有其田這樣的仁政纔是古代衡量一個朝廷的統治是否成功的標準，而這恰恰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大敵。
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條件是大量的自由勞動力，而這在明朝確實也出現了，因爲明朝的統治在傳統政治看來是失敗的。朱八八的復古主義分封了一大批只許吃飯，不許幹活兒的藩王，再加上官僚階層的各種特權，培養了一大片大地主和失地農民，這些沒有土地的人和英國圈地運動中形成自由勞動力是一致的，都是一無所有的無產者。稱呼這些人，在明朝有個專有名詞，叫做流民。而最終大明朝亦是被這些人推翻的。
爲何同樣的自由勞動力在英國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在明朝卻推翻了一個帝國呢？區別就在於經濟結構的不同，英國人爲了貿易利潤擴大生產，對自由勞動力有需求，這些需求就消化了他們，把他們轉化爲了產業工人。而明朝由於前面說的種種原因，根本不存在消化這些多出來沒事幹的勞動力的產業，最終只能被流民埋葬。
此外，更爲重要的是明朝缺乏與商業發展相匹配的金融制度，由於貴金屬缺乏，中國很難穩定地爲市場供應貨幣，直到紙幣發明，政府由於缺乏金融知識，濫發紙幣導致貨幣信用破產，最終放棄了貨幣政策。
因此民間自發使用的貨幣替代物便出現了，那就是白銀。然而白銀並不是貨幣，它本身不具備完整的貨幣屬性。白銀並非抽象的符號，沒有幣值概念，白銀作爲通貨本質依舊是以物易物，不需要政權的認證和信用擔保，這和銅錢的性質相去甚遠。也正因爲此，政府無法通過貨幣政策干預市場，而明代落後的財政制度由使得它難以有效地從民間財富中獲得稅源，財政危機成爲常態，故而只能通過加稅進一步掠奪農民，激化社會矛盾。
清代通過購買日本銅礦發行銅錢的做法緩解了這一問題，但始終無法解決缺乏貴金屬的天然缺陷。最後，明朝太大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無論怎麼發展，在龐大的農業經濟面前都是個小不點，很難消化巨大的自由勞動力，產業升級過程中對勞動力的需求和從這些勞動力手中奪取生產資料的速率是不平衡的，因此這個社會要麼在轉型中崩潰，要麼新的經濟因素在轉型中枯萎，對於明朝而言，最有可能出現的是後者，因爲其連資本主義存活的土壤都還不具備。
即便在華皇穿越而來的二十一世紀，不少國家在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上依舊面臨着這樣的問題，必須要搞城鄉二元化來避免社會的動盪。
而太大了的的另一個壞處是，在東亞沒有人能夠和它競爭，任何文明的進步都是在競爭與交流的過程中實現的，宋代之所以能在各個領域都取得長足的進步就與其始終面臨着北方的強大壓力有關，而且其對手不是明朝面對的韃靼瓦剌那樣的落後文明，而是不遜於他的遼與金，這種良性的競爭秩序是宋朝進步的一個重要條件，也是明朝不具備的，在一個地域完全被納入一個勢力，一種文化，一種模式之下時，其發展必然會走上固步自封的桎梏。
於是，明朝和清朝再發展也是不可能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地。
清代能戰勝明代，不是因爲所謂自恃冷兵器，而正好相反，是因爲其在火器的發展和應用持平或者超越了明代。在明軍憑城用炮的策略之下，清軍是難以突破明軍防線的，但是由於明朝編練的西式新軍登州火器營叛變投降清朝之後，滿人也組建了自己專業的火器部隊“烏鎮超哈”。
正是憑藉火炮的威力才能夠突破明軍的防禦，尤其是在進攻南明的作戰中，火炮一直都發揮着重要的作用，江陰一戰，清軍就是靠火炮數百門轟開了江陰城。
而入關以後，清軍的火器發展亦在明代的基礎上取得了長足的發展，至雍正朝，鳥槍在南方的配備率已經過半，並且取代了明代雜亂的火器系統，統一了制式。
至於乾隆朝的各處征戰，火炮與火槍的應用已經十分頻繁，相比於明朝扔停留在各種火器雜亂，無組織無戰法的應用，無疑是進步的，這也是爲啥滿清對於馬噶爾尼展示火器，不屑一顧的原因。
因爲清代規定火器部隊每月都要進行定期演練。
清代的火器發展與歐洲相比自然是落後與停滯的，因爲當時清國周圍幾乎沒有敵人，軍事技術的發展自然沒有了必要，沒有需求，就沒有發展，這和資本主義在中國不曾出現亦是一個道理。
但是正因爲這樣，通過不停的在大清末期學習，並且建立了一個嶄新的華國的萌總裁的想法改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