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則採取避實就虛，向敵後運動，並與贛東、贛北、贛西友軍相呼應，對敵軍仍取各個擊破戰法。
7月1日，陳銘樞右翼集團軍分三路，向招攜、寧都、沙溪、蓮塘、興國、沙村地區進攻，左翼集團軍在何應欽指揮下，向黎川、廣昌、黃陂進攻。
7月下旬，紅軍主力悄悄越過蔣鼎文第九師和蔡廷鍇六十師之間地帶，次日與上官雲相開戰，第三天即擊敗上官四十七師，第四天於蓮塘擊敗郝夢齡五十四師。經過三天行程，又趕到黃陂擊敗毛炳文第八師，10日，克黃陂。紅軍三戰三捷，士氣大增。
9月3日，何應欽攻下黃陂。此時，左右翼兩集團軍，對紅軍開始縮小包圍圈。何應欽左翼軍陳、羅部和右翼軍韓、蔡部轉向北攻。紅軍又從以上諸部問隙中突圍南進，到達興國地區集中休整，及蔣軍發現包圍落空時，紅軍已休整了半個月。同時，汪精衛在廣東召開非常會議，蔣又分師粵贛邊。15日，紅軍遂將疲敵五十二師擊破。
18日，日寇關東軍進攻瀋陽北大營，九一八事件發生。蔣軍停止進攻，第三次“圍剿”匆匆收場。
3．第四次“圍剿”紅軍
1932年6月15日蔣介石在廬山牯嶺召開鄂豫皖贛湘五省“清剿”會議，會議商定了第四次“圍剿”紅軍的計劃。決定以先肅清鄂豫皖三省紅軍爲先期目標，軍事與政治相互配合，確保“進剿”計劃完成。
接着蔣介石又於17日在牯嶺召開鄂、豫、皖、贛、湘五省民政建設會議。五省政府主席、軍事將領及民政、建設廳長均出席會議。22日，蔣介石在牯嶺主持召開豫、鄂、皖、贛、湘五省軍政長官會議。他作了《剿匪的成敗如何是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鍵》的講演，宣佈這次“圍剿”的整個步驟是：首先集中主要力量消滅鄂豫皖和湘鄂西兩個紅軍根據地，然後全力進攻中央蘇區。“進剿”方略爲：“‘七分政治，三分軍事”’，“分區清剿”，“政治軍事雙方並進”，“標本兼施”，並要求對紅軍要“窮追硬堵”，“硬幹、快乾、實幹”，“早日將匪類肅清”。
在牯嶺“清剿”會議召開的同時，蔣介石緊急調動部隊，推進“清剿”計劃。6月19日他以軍委會名義令第八十三師蔣伏生部和第十師李默庵部由浙調鄂“剿共”。21日，任命曹浩森爲鄂豫皖三省寧陵、永城、曹縣、夏邑、虞城、柘城、單縣、亳縣、鹿邑、考城等15縣爲“剿共”清鄉縣，並在商丘召開15縣聯防會議，議定於7月1日，命“剿共”部隊，在蘇區與白區交界地帶，“一律仿湘辦法，舉辦團防與剿共義勇軍”，以襲擾蘇區。
6月28日，蔣介石下廬山，由九江抵漢口，同日在漢口設立了鄂豫皖三省“剿共”總司令部。內設黨政軍各會處，分掌一切業務，任楊永泰爲總部秘書長，開始整飭“剿共”政務。
三次反“圍剿”勝利後，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紅軍亦相當疲勞，亟待休整。而張國燾卻不顧紅軍的實際，意欲進逼武漢，搶奪大城市，強令人馬西擊平漢路，向信陽、廣水段出擊。時值7月，驕陽似火，軍中中暑病倒者甚多，雖然在信陽一帶打了幾仗，然僅攻佔了雞公山，損失不小。
8月，蔣氏坐鎮武漢，指揮其中、右兩路人馬，計26個師又5個旅30萬人，另有4個航空隊，全力壓向鄂豫皖革命根據地。
第四次“圍剿”，蔣部署了兩個戰場，一個主戰場在鄂豫皖，一個次戰場在江西中央蘇區。在中央蘇區，以吳奇偉、孫連仲部守北面永豐崇安，十九路軍守東線，粵軍自南進攻。7月初，粵軍自南北進，大舉入侵贛南。7月中旬，紅三軍擊潰李漢魂部13個團。7月17日，擊潰孫連仲二十七師，克樂安、宜黃，高樹勳4個團被繳械。20日，又於南豐地區擊潰毛炳文、許克祥10個團。22日，收復南豐。10月，紅軍轉入福建，連克清流、歸化等數城，繼進閩北，攻克金溪等地。
對鄂豫皖根據地的“圍剿”由蔣介石親自坐鎮指揮。第一階段從1930年12月中旬至1931年12月下旬。蔣軍投入兵力爲17個師又兩個旅、兩個騎兵師。蔣採用互相聯絡，嚴密包圍，逐步進剿的戰略原則，於1月15日，以主力軍從霍山、固始、潢川、羅田方面向麻埠進犯。另以偏師自六安、霍山地區進行協助作戰。
紅四方面軍則在鄺繼勳指揮下，採取乘隙搗虛、避強擊弱戰略原則，突圍進入皖中，威脅安慶。紅軍以金家寨、新集爲中心地區，保存實力，避免決戰。戰鬥至12月下旬，該方面紅軍開始分散於鄂豫皖各地區，化整爲零。蔣第一階段的“圍剿”至此暫告一個段落。5月5日，中日上海停戰，蔣對日妥協，轉而再加強對該處紅軍的作戰力量。
1932年6月初，蔣介石在武漢組成總司令部。6月7日，蔣在廬山召開五省軍事會議，何應欽、何成浚、熊式輝、陳誠、陳調元、夏鬥寅、高凌百等均參加。會議決定軍分三路，按照堵剿、進剿、清剿、追剿順序，按期進軍，並以飛機散發傳單，勸導民衆和引誘紅軍指戰員投降。
軍事部署完畢，蔣介石在漢口“總部”召集參戰部隊旅長以上軍官面示“剿共”機宜，聲稱：“要救國救黨，禦侮對外，須先肅清赤匪”，“匪如一日不肅清，本人即一日不回京”，遂命各路軍開始“圍剿”行動。
6月25日，右路軍以王均爲前線總指揮，傾全力向霍邱、六安、霍山之線推進，是爲霍邱之戰。紅二十五軍傷亡甚重，7月12日，被迫突圍撤出縣城。蔣介石“着軍政部犒賞右路軍第一縱隊徐庭瑤部官兵銀元一萬元，以示嘉獎”。17日，蔣介石再次策定“清剿”計劃，分三步進行，即先鄂、次皖、再豫，連續推進。21日，又劃鄂豫皖區域爲鄂中、鄂東、皖西、豫南4個“剿共”區分別清剿。9、10月間，紅四方面軍苦戰兩月餘，終未擺脫被動困境，張國燾由輕敵轉而失去信心，遂於10月10日在黃柴畈召開緊急會議，不經中央同意，擅自決定放棄鄂豫皖根據地，率主力向外線轉移，經豫、陝轉入川北，開闢了川陝革命根據地。
此時，蔣軍左路軍徐源泉部已於8月12日開始“圍剿”洪湖蘇區紅三軍賀龍部。蔣介石電令“左路軍四面向洪湖紅軍壓迫、完成封鎖”、“限月內肅清”。8月底，洪湖西、北附近地區均被蔣軍分別佔領，蔣介石再電各部縮小包圍圈，加強封鎖，紅軍賀龍部轉入湖內及48個土圍子抗擊蔣軍的“清剿”。9月3日，蔣介石電令各部向湖灣內搜剿，合圍紅三軍。9日，湖內紅軍久遭封鎖，糧彈已盡，主力被迫撤出洪湖，轉戰於襄北、豫南、陝南，開闢了湘鄂州黔根據地。12日，蔣介石在漢口宣稱鄂省“剿共”計劃第一期已完成。25日，蔣介石召令在贛各將領赴廬山會商第二步“剿共”計劃，要求各部須“人人抱‘有匪無我，有我無匪’之決心”，奮勇“剿滅”紅軍。
12月12日，蔣介石認爲已解除紅軍包圍武漢的威脅，遂由漢口乘艦回南京出席國民黨四屆三中全會，會後偕宋美齡回奉化省親。
1933年1月3日，蔣介石得悉江西“剿共”軍潰敗急電，即由奉化經杭州返南京。18日，通令各省加緊“清鄉”和整頓“民團”。22日，向鄂豫皖三省“剿共”部隊發出特急令，稱：“現限期已到，望各將領督飭所部，淬勵精神，抱除惡務盡之心，爲一勞永逸之計。”27日，親赴江西坐鎮指揮。11日，嚴令各“剿共”部隊，除厲行縱的連坐法外，須遵行橫的連坐法，規定同一戰鬥序列各部，必須密切聯絡，同進同退，否則殺無赦。12日，下達第二期作戰計劃。
2月1日，蔣軍與紅軍在南豐拉開第四次第二期“圍剿”與反“圍剿”的序幕。蔣軍發動強大攻勢，紅軍寡不敵衆。紅軍前線指揮周恩來、劉伯承、朱德等，決定“改強襲南豐爲佯攻”，爲隨後大兵團伏擊戰製造了勝利的條件。25日，陳誠部三路縱隊依次向黎川、廣昌推進。28日，蔣軍第五十二師在黃陂一線狹長山谷中，進入紅軍大兵團伏擊線，師長李明重傷被俘，不久斃命。“全師人員損失下級幹部2／3，士兵六千餘名，武器損失步槍30餘枝，自動步槍50餘枝，機槍80餘挺，追擊炮10餘門，無線電機7架。”
同時，五十九師亦在霍源一帶的狹谷中陷入紅軍伏擊，傷亡逾半，師長陳時驥率殘兵百餘落荒逃竄，29日，在登仙橋附近被紅一軍團抓獲。黃陂戰役遂以蔣軍慘敗結束。
蔣介石此時錯誤判斷紅軍主力於黃陂戰役後已轉至廣昌地區，決定取道黃陂、東陂、新豐、甘竹直奔廣昌，企圖在這裡與東面閩軍蔡廷鍇部，西南面餘漢謀部會合協同將紅軍主力圍殲之。紅軍領導人周恩來、朱德等將計就計，大造聲勢，誘牽蔣軍主力加速撲向廣昌，再次造成紅軍打伏擊戰的戰機。21日凌晨，蔣軍前衛精銳十一師陷入紅軍包圍圈，激戰竟日，所剩不足1團，師長肖乾負傷逃走，後衛第九師團長陣亡。
4月底，蔣介石爲應付日軍進攻長城所引起的更加高漲的抗日浪潮改任何應欽爲北平軍分會代委員長，北上抗日。蔣介石自己又親自赴南昌繼續指揮“圍剿”，並撤銷“剿總”，成立南昌行營。命劉峙任北路軍總司令，重新部署“圍剿”，至此第四次“圍剿”結束。
4．第五次“圍剿”得逞
1933年10月2日，蔣介石在南昌召集“剿共”部隊師長、參謀長以上將領會議，部署實施第五次“圍剿”計劃。根據贛南多山的特點，爲使部隊能指揮靈活，機動便利，決定改進“圍剿”編制，將以往師轄兩旅、旅轄兩團或三團的編制，一律改爲師轄三個團，減去旅指揮層次。力求充實團以下各級部隊兵力，俾能保持持續戰鬥力，團以上各級部隊，均增設偵探隊，以加強情報蒐集，並擴大輸送隊，加強運輸能力。蔣介石在會上作了《剿匪成敗與國家存亡》的演說，要求各將領振作精神，服從命令，爭取“剿匪”的勝利。
9月25日，各路蔣軍完成對中央蘇區的包圍，並乘紅軍“分離作戰”，人閩“圍城打援”，黎川一線紅軍兵力防守單薄的機會，以北路軍第八縱隊周渾元部的3個師突擊並佔領黎川，拉開第五次“圍剿”序幕。此後近兩個月，蔣介石迭令北路軍各縱隊與紅軍激戰於黎川、臨川、金溪一帶，在空軍火力配合下，迫使紅軍數度陷於北路軍主力和堡壘羣的密集火力網的夾擊之下。
11月14日，蔣介石又命令各部增加碉堡個數，精簡每個碉堡中的守備兵力，使其“星羅棋佈，形成面式地帶”。15日，蔣介石命令北路軍堵截合擊紅軍，各部立即行動於黎川、南豐、硝石地區與紅軍激戰，意圖切斷中央蘇區與閩西北蘇區之聯絡。12月13日，紅軍被迫撤出資溪橋陣地。正當蔣介石準備縮小包圍圈，截斷紅軍退路時爆發了“福建事變”。蔣介石深恐紅軍與十九路軍採取聯合行動，而使其陷兩面作戰困局，遂決定先“敉平閩變”，對蘇區暫取守勢待戰，加構堡壘，加緊封鎖，以掩護“入閩軍”東進。
1934年2月初，蔣介石平定福建事變之後，立即將大軍西調向中央蘇區壓來。13日，在南昌召集顧祝同、陳誠、熊式輝、陳調元及西、南兩路軍將領舉行重要軍事會議，部署第五次“圍剿”後期計劃。21日，南昌行營重新調整兵力部署：以調入福健的部隊爲基幹，編成東路軍，任命蔣鼎文爲總司令，率第二路軍與第五路軍及預備隊，共16個師又1旅2團，向中央蘇區東面的建寧、泰寧、龍巖、連城等地推進，目標指向廣昌及中央蘇區中心地長汀、瑞金。同時北路軍增爲29師2旅1支隊3總隊6團，南、西兩路兵力也有增強。進攻主力爲北、東兩路，戰略目標均指向廣昌，準備會師贛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