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最深的恐懼，就是不得不面對自己；一個優秀狙擊手最深的恐懼，就是在自己的瞄準鏡裡，看到有另外一把狙擊槍正對着你。
他是個狙擊手，以不可思議的長距離精準狙擊而聞名，他一擊必殺，彈無虛發，就像古代遊俠小說裡一劍穿喉的劍客。他是方滔，比利時領事館裡一名小小的文員，平時總是戴着一副黑框眼鏡，表情木訥，少言寡語，一看就是老實人。
當然，他並不像表面上看起來那麼簡單。
事實上，在這樣的時期，很多人、很多事不能只靠眼睛看。只相信自己眼睛的人絕對不會長命。1939年，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進入到相持階段，此時，上海、武漢、廣州已相繼淪陷。失去所有東部沿海的中國，陷入舉步維艱的險境。這時的上海灘，在日本人的鐵蹄下已經淪爲孤島，燈紅酒綠、歌舞昇平的繁華外表下，到處充斥着背叛、綁架和暗殺，街頭巷尾隨時都可能發生槍戰。而最令人提心吊膽的還不是那些無法防備的流彈，而是身邊的人。那個平日裡對你服服帖帖的管家，很可能會是潛伏了很久的日本特務；那個時常幫你打醬油的鄰家小弟，很可能會成爲揭發、舉報你的無知小孩；這一秒還是在和你談笑風生的貼心摯友，下一秒就可能會背叛你；甚至就連你的父母或子女，也很可能有着不爲人知的身份和秘密。沒有人是可以永遠信任的，除了你自己。
方滔又做了那個噩夢，夢裡的他被自己一槍擊斃。他掙扎着從夢中醒來，看了看窗外，又側頭看了看牀頭的鬧鐘，然後將那即將炸響的聒噪鈴聲扼殺在了搖籃裡。
他起身，迅速地將改裝的駁殼槍零件一件一件地細細擦拭，然後裝進攝影箱裡，隨即又將子彈壓進了彈匣，這才合上了攝影箱。這一系列動作一氣呵成，仿若用筷子吃飯一樣順理成章。對於一個狙擊手而言，槍就是命，保自己的命，也要別人的命。
整理好了裝備，方滔快速地下了樓，剛剛走到舊公寓的街口，一輛黑色的轎車停在了那裡。方滔看了開車的女子一眼，默默地上了車。那名女子叫向非豔，她和方滔一樣，都隸屬於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第九行動組。
向非豔發動汽車的同時，遞給了方滔一個信封，裡面是一些照片和資料，照片的下面寫着“盧光潔”三個字。方滔的目光盯在照片上，目不斜視地問，“曾奎和小韋看過這些資料了嗎？”
向非豔說，“還沒有，待會兒接上他們後你給他們看看。”她邊說邊把車停在一個路邊攤旁。小韋抱着從小攤上新買的兩個陶瓷罐子上了車，與此同時，曾奎也從不遠處的一家胭脂鋪子裡鑽出來。他遠遠看見向非豔的車子，托起身旁的麻袋快步走過來。
曾奎上車後，將剛從胭脂鋪裡買的珍珠粉遞給方滔，方滔看了看，說，“這個管用嗎？”
“滔哥放心，絕對管用。”曾奎邊說邊拿了兩把斧頭給小韋。小韋將挎包打開，取出一支駁殼槍和兩個彈匣給曾奎，又拿出一把擼子和彈匣遞給向非豔，他將自己的駁殼槍別在腰間，這纔將斧頭裝進挎包。
小韋一邊將鐵蒺藜裝進陶罐子裡，一邊問，“按照一號計劃去老半齋嗎？”
向非豔說，“我來之前，馮老闆和祝炳卿談過了。祝炳卿說，我們不能在法租界裡殺人，如果他默許了我們這次的行動，那麼也會在這裡殺人，日本人也就有理由在租界殺人。所以我們只能實施二號計劃，在日佔區動手，然後從浙江路橋撤回租界。”
方滔冷靜地點了點頭，對此一點都不吃驚。祝炳卿是法租界的總探長，他能在日本人、法國人、國民黨軍統特務、地下工作者，以及青幫等各種勢力林立的上海灘遊刃有餘地做了八年的探長，爲人處世、審時度勢的功力可見一斑。在法租界，無論是誰，總要買他幾分面子。祝炳卿最常說的一句話是“你不如一槍打死我算了”！可八年了，他的腦袋依舊待在脖子上，且牢固得很。
方滔說，“曾奎，鑰匙？”
“哦，在這兒。”曾奎說着，遞給方滔一把鑰匙，這是他提前租下的一個旅店房間的。房間在二樓，就在他們的伏擊點旁，那是最佳的狙擊位置。
方滔接過鑰匙，一臉的凝重。
曾奎忍不住問，“怎麼了滔哥？你看起來有點緊張啊。”
方滔嚴肅地說，“二號計劃是在日佔區行動，不比租界，大家都要小心。曾奎、小韋，你們負責吸引前面一輛車的保鏢。下輛車的保鏢都交給我。我們在日佔區裡，時間是最重要的，什麼時候撤，聽非豔的。”
曾奎大咧咧地笑笑，“有你這個神槍手在，我一點都不擔心。滔哥，把命交給你，我們放心。”
方滔望着車窗外，不再說話。別人把命交給你，並不是一件輕鬆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