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督權的問題，着實讓人無從下委本身就是爲 分，百官”而設立的，但紀委自己由誰監督呢？會不會像明朝一樣，東廠西廠錦衣衛，“一個個層出不窮，陷入監督者無限循環監督監督下去的情況？
紀委有這樣幾種種權力：一是有發現問題提出警告的權力；二是有立案查處問題的權力，對涉及同級黨委委員的問題有“初核權”並報上級黨委。但事實上呢？這一權力由於現實中的雙重領導，以地方爲主而幾乎無法實施；三是對下級幹部問題的“初核權”立案權及嚴重警告以下的處分權；四是對單位問題有建議權；五是在一些專項治理中的權力。
紀委的立案權和處分權如同髒躁症部門的提名權一樣，是最大的權力，也是地方大小幹部最爲小心的權力。各地紀委建立了一套形式完整的紀檢網絡，負責收集大小官員不良不法行爲的相關信息，官員有無貓膩，並掌握着絕大多數黨員幹部的升降予奪大權。
一個關係到現行體制成敗的關鍵問題：現在對黨政權力的監督主要依靠體制內的監督機構，如果監督機構本身也腐敗了，把監督權力當作以權謀私的資本怎麼辦？
審計、公安、檢察部門都無法監督紀 當監督機構本身腐化時，權力監督就出現真空。這種體制下游的真空很快會蔓延到上游，使對權力上游的監督形同虛設，監督者與被監督者結成利益共同體。如果再設置新的監督機構對原來的監督機構進行監督，新機構也可能腐化，又需要增加新的監督機構。如此延伸下去，需要增設的機構將無窮盡。這種鏈條每延伸一環，監督效力就減弱一分，成本卻增大一分，最後將演變成監督效力衰減到徒有其形，權力腐敗橫行無忌，監督成本卻擴大到全社會難以負荷，引發各種危機。
因此，要解決對監督機構的監督問題，不能遵循在體制冉增設機構的思路。當下，中央的辦法是讓紀委接受同級黨委的領導與制衡，所以雖然中央在加強對紀委的垂直領導，卻始終未同意對紀委實行垂直管理一如果紀委擺脫了同級黨委，只服從上級紀委的領導，由於山高皇帝遠，擁有超越現行法律程序的“雙規”之權的紀委很可能成爲最不受限制的特權部門，甚至一不小心就成爲契卡，成爲克格勃。
但這種“黨委管紀委”的體制雖然避免了紀委成爲絕對強勢，卻也導致了紀委監督能力的弱化 一如果腐敗與黨委領導成員有關，作爲下級機構，紀委很難起到監督作用；進行利益交換纔是符合切身利益的選擇。體制內權力的互相制衡，其結果往往不是如設計者所希望的那樣走向相互監督，而是演變成利益的相互交換。
要走出“體制內權力制衡變利益勾結”的怪圈，只能從體制外尋求突破。國內一些城市有效的交通管理方式似乎爲此提供了成功示範。交通管理權力在交警，爲防止交警濫用權力或者運用權力不當，設立了交通督察，專門監督交警的執法行爲；但督察也有可能濫用權力或者腐敗，如果再遵循原來的途徑增設“督察之督察”顯然已不可取，於是一些地方輔之以交通臺監督，將監督權力交給廣大司機與市民。
因此，蕭震的意見一貫都很堅定，對權力實施監督的已經不僅僅是被權力所管理的對象，同時還有在旁邊傾聽、觀看、暫時還沒有發出聲音的交通臺的無數聽衆和觀衆。這種公共參與的壓力，纔是監督生效的最終動力。
在他看來，這種交通臺模式完全可以引入普遍的公共權力監督中。如果對權力的監督能夠公開、透明進行，而不僅僅是在狹小的圈子內暗箱操作；如果民衆有公開表達、反映的渠道，那麼權力及其監督機構就被置於無數雙眼睛的監督之下。這種公衆普遍參與的監督遠比“少數人監督少數人”的體制內監督有效，因爲在這裡，監督者是無法被收買。也不會腐敗，因此不需要再延伸監督的鏈條。這樣的監督機構纔是真正建立在磐石上而不是沙灘上。
更重要的是，這種允許公衆參加的互動式只會對官員的濫用權力和權力運用不當構成壓力，而不會防礙權力正常的自上而下行使。比之西方的競選與言論自由模式，蕭震覺得交通臺模式自下而上的方式與力度更適合華縣國情，可以與現行體制實現無縫對接，在制衡權力的同時卻不用擔心撼動現行體制。
有一句名言：“物質的力量只有靠物質的力量才能摧毀”將此話套用到權力問題上就是：“權力只有靠權力才能約束”權力，靠沒有權力的人是管不住的；大權力靠小權力也是管不住的；只有權力才能管住權力，更準確地說，只有大過、超過某種權力的權力才能管住這某種權力。
這些年，社會各方面都在大力提倡對權力的制約和監督，監督包括羣衆監督和輿論監督。輿論監督的效力如何暫且不說；實事求是地說，羣衆監督的效力卻微乎其微。這並不是羣衆不想監督，不行使監督的責任，而是羣衆赤手空“權”被監督者根本不理會這種監督。所以，真正的監督只能是上級的監督和紀委的監督。
蕭震幫那個學者“上書”的最後結果是沒有結果，雖然蕭震本人被蕭老叫去“談心”了一次，但蕭老這樣的人，顯然不會有什麼實質性的動作，以蕭老的身份，一言一行都可能會對華夏造成莫大的影響，豈同兒戲？
從西雅圖通往伊利諾州芝加哥市的高速鐵路上，一輛別具美國風的高速列車呼嘯而過。
某節車廂中，一個年輕的東方男子拿着一張報紙正看得津津有味，這節車廂頗有意思，至少有二三十名黃皮膚黑頭髮的東方人佔據了車廂三分之一，這年輕男子身邊，有一位年輕女子，也是東方人，頗爲青春靚麗，正削了一個蘋果遞給身邊的他。
男人笑着接過，又津津有味地看着報紙，那姑娘微微嘟了嘟嘴，似乎有些撒嬌地意味，埋怨道：“這些美國報紙盡會捕風捉影胡說八道，書記，這種報紙您也看？”
年輕男子自然是蕭震，他有些意外地擡頭看了她一眼，心心二刁過來她爲什麼不滿。剛纔不是看到有個美國小報，化身份胡扯得完全沒了邊，給她和蕭客之間杜撰不可說的秘密出來麼？想來她定然是因此怒了。
這時旁邊一個四十多歲的中年男人卻是也放下報紙，說：“這些報紙，是的確過分了一些，要是在我們吳城，誰敢這樣編排蕭書記？如此混亂，怎麼卻無人管理？這政府真是毫不作爲！”他那報紙放下來，蕭客瞥了一眼，卻是更有意思，看那標題，竟然是“蓋茨驚慌失措，求助華夏太子”和“民主恥辱：十六家冊巨頭臣服專制獨裁者之孫”
蕭震忍不住哂然一笑：“這個，也算是國情不同了。第四權力不容忽視啊。”看起來，卻似乎並無動怒的意思。
嶽邦爲副書記聽了這話，便沒有再說話，心裡卻是感嘆了一聲：他盡然是蕭老之孫，這麼多年來居然彷彿隱姓埋名一般，明明有那麼耀眼的政績，卻從不炫耀，若非這次來美國，自己又如何能知道他背後站的，居然是那個老人！幸好，自己從來沒有要跟書記作對的想法，，既然如此，今後到是可以，，總不會錯的。
但嶽邦爲和鍾毓卻都對蕭震所說的“第四權力”不甚理解。其實媒體，在西方就是被稱爲“第四權力”的：不但社會的三大支柱權力
立法、行政、司法都要受到它的牽制，而且它對大衆也有強大的影響力。雖然“第四權力。這一說法在我國新聞界還存在爭議，但不可否認的是，媒體作爲輿論工具，具有公權機關的某些特徵，而且它還有一個諸多公權機關所沒有的權力一監督報道權。既然是權力，就擁有與生俱來的擴張本性。
西方媒體的強項是對在外的各級包括最高官員揭短、挖苦，哪壺不開提哪壺。報憂不報喜是西方媒體的基本職責。而各級官員也必須“經得起”罵，西方選舉產生的領導人和議員，都必須有“經罵”的基本功；而在百姓這邊，“罵”是基本權利，西方民主社會正是建立在公衆有權“罵”領導“經罵。的基礎上的；這裡的“罵”是指公開的通過媒體和公開的出版物的言論，這也是一種監督機制。
西方國家大選，往往成爲候選人之間互相揭短的大戰。這種“揭短。是一種重要的輿論監督，互揭短處，從候選人的主觀目的來說，固然都是爲了把對方搞臭；但達到的客觀效果卻是通過輿論來監督、檢查未來領導人的基本素質、政治道德；這種互揭短處，有助於培養廉潔正派的政治家。 在美國，新聞是民主的反映，是溝通精英於普通公衆的平臺；然而它更是一種消費品。於是人們對新聞的客觀性產生了這樣的疑問：什麼是新聞？誰在製造新聞？媒體修飾過的政府是如冉運作的？什麼樣的新聞能更好地服務於民主？企業是如何影響新聞運作的？
蘭斯班尼斯在政治傳插學著作《新聞：政治的幻象》中說：政治新聞實際上是媒體、政府、公衆通過不完善的信息交流，在不斷追求各自目的過程中，不斷變換和調整位置所形成的，它是三方選擇和博弈的混合物。在政治新聞產生的過程中，政府要維持自己的權力，推行自己的政策，它需要通過媒體來向公衆傳達自己的意圖；公衆需要知道“真實的”政治，他們只有通過各種媒體的報道來甄別判斷，並以此來決定自己的選票投向何處；媒體也並得各種信息，另一方面把它加工成最容易爲公衆所接受的“新聞”再兜售給公衆，以此來獲取利潤。
新聞經過政府的表演、媒體的加工最後達到公衆手裡，這時它早已於其客觀的標準：“公正、平衡和真實”相去甚遠。政治事件中的價值觀、新聞人物的欺騙行爲、報道的觀點很難完要求等因素，都是掩蓋新聞真相的“元兇。”然而在新聞媒體受到保護的國家裡，掩蓋新聞客觀性的最主要而且無法避免的原因在於：法律無法約束那些龐大的媒體機構的道德責任。它們的行爲準則就是贏利。肆無忌憚的市場利益使得新聞這個理想中的“獨立監督人。出現了道德的瑕疵，因此，它始終不能扮演一個合格的“民主把關者”最終也不能把人們帶出“政治傳播的陷阱”。
蕭震的觀點是：市場經濟與民主制度不是最完美的東西，只是最不壞的東西。讓所有美國人引以爲豪的正是他們自認爲擁有世界上兩個最不壞的東西：繁榮的市場經濟和自由的民主制度。然而即使是在這個自認爲最不壞的社會裡，仍然不能兼顧新聞的自由與道德。人們追求新聞的自由，卻無法避免法律約束之外的道德風險。人們走出了“權力暴政”卻又掉進了“市場暴政”。
對於美國媒體對蕭震的報道，大報小報的報道那可謂是千姿百態，華夏在這次亞洲金融風暴中穩如泰山的優異表現讓太平洋對面的山嬸大叔越發關注起來，進而美國民衆對華夏的關注程度也不斷提到。蕭震，作爲當今華夏那位幕後“太上皇”的唯一孫兒，他在美國的一舉一動，頓時引起無數美國人的八卦心，相應的，無數的八卦自然如雨後春筍一般層出不窮。
還在昨天，就有招商團的成員找到蕭震，希望蕭震聯繫美國方面，對這種“極不負責”的新聞做出限制，這話頗有些讓蕭震哭笑不得。這是美國，你當是華夏麼，美國人最引以爲豪的事情裡面，就有一個叫新聞自由，找“美國方面。？美國聯邦政府？州政府？市政府？扯淡吧，他們的行政體制跟華夏大相運庭，而且這些政府一來不想控制，二來”，也還真不見得控制得了。
美國和華夏，是不同的。
對於社會輿論的主要載體一公共傳媒的角色和功能，有兩種尖銳對立的觀點最爲流行。一種觀點認爲：媒體應該是政府或者執政黨的喉舌，“筆桿子。只能爲政權對社會的控制和整合服務；另一種觀點認爲：媒體作爲另一種社會力量西方稱爲“第四種權力”的主要載體。必須將對政府及政治權力的監督放在首位，媒體只有作爲政府的夫敵存在，社會力量對比才可能實現均衡。
二然。前種是集體豐義、國家辛義的觀點，後種方要、個人主義的觀點。從理論上來說，這兩種說法分別側重一端，在理論上都有片面性，在實踐中必然表現出各自的不適應性。
將媒體純粹作爲政府或者執政黨的喉舌，力世紀社會主義陣營國家作了多年實驗；實踐證明，只有在國家意識形態作爲一種政治理想得到民衆自覺認同時，媒體的喉舌作用才能達到理想效果。換言之，只有在全社會已經整合於某種國家意識形態之下時，媒體作爲喉舌才能起到強化整合的作用。
在國家意識形態的整合作用已經大幅削弱的情況下，政府嚴密控制媒體最多隻能起到壟斷信息、清除不利信息的作用，很難對社會的精神整合有所幫助。在全球信息化時代，媒體對信息的過濾作用也在不斷弱化，如果再嚴格控制媒體，可以說是事倍功半，費力不討好。這種情況充分說明了社會需要新的整合方式和手段；死扣住媒體的喉舌性不放，只會斷送建立新的整合機制的時機。
如果媒體純粹作爲政府或者執政黨的對立面存在，以監視政治權力爲己任，一方面這種媒體在華夏當前的土壤下難以持續生長；另一方面，在政權體制暫時還難以作出大的變動、社會積壓了多種尖銳矛盾的條件下，此類媒體將拌演激化民間與政府對立，分裂社會是反整合角色。這種角色在與外部相對隔絕的農業社會或者工業化早期，負面效應還不怎麼突出，但在國際激烈的全球化時代，對內部整合的破壞就是對國家綜合能力的破壞。媒體在加劇社會對立衝突的同時如果不能爲社會找到一種粘合劑，它就只能是純粹的破壞者，其所作所爲最終會使親者痛仇者快。
因此，上述兩種對媒體的角色定個都失之公允。實際上，媒體可以同時作爲政府或者執政黨的喉舌及監督者的雙重身份存在，同時還可以負擔其他的角色功能，例如反映其他階層和利益羣體的聲音。媒體的本位角色應該是中性的，客觀的，不帶有意識形態的傾向性，超越於局部利益。媒體的作用應該是工具性的，即僅爲各種不同觀點、不同利益的表達提供一個公共平臺，儘可能使各種觀點和利益能夠在言論層面上平等競爭，使受衆能夠兼聽則明。因此，媒體不應該成爲任何一種羣體、任何一種利益、任何學說的專屬之物，它應該儘可能成爲儘可能多的羣體、利益和觀點的表達工具；它應該平等對待社會的各個組成部分，既包括政府，也包括與政府利益衝突的社會羣體。只有這樣，輿論纔能有助於將社會內部的相互傷害降到最低，各個社會階層和利益羣體才能在減少相互傷害的前提下趨向磨合。在逐漸磨合中形成新的整合基礎，找到新的整合方式和手段。
其實這纔是媒體的本來面目，但在意識形態化氾濫的今天，許多東西的本色都已經模糊不清，而被代之以特殊的意識形態色彩。因此，針對現狀而言，可以稱之爲媒體的第三種功能、第三種生存狀態、第三條道路，這條道路既符合華夏國情，適合於媒體自身在具體的約束條件下持續生存和發展；又符合媒體價值超然的本色。
領導幹部看新聞節目具有一定的政治意義和現實意義。在華夏所有的媒體都是黨的喉舌、政治工具，我們的黨通過這些喉舌和工具，傳播黨的方針和政策，同時還能夠爲各級領導幹部決策提供科學依據和指南。還有一些領導幹部，通過電視新聞報道這個小小的窗口，能觀察到、揣摩到上級領導的動向和意圖，以及重大的人事變化。新聞報道不僅是晴雨表，也是政治方向標。 新聞所謂的價值，與新聞的閱讀者有着密切的關係，它是人與人之間的精神活動。新聞其實是語言的控制者根據經驗給出的非自然的結果。
媒體要解釋什麼和不解釋什麼的問題。其實是誰掌握了發言權，誰就掌握瞭解釋權。讀者明天要看的東西盡在媒體的掌握之中；你要他看什麼，他就得看什麼。在媒體是塗塗劃劃。可在讀者那裡卻是權威發佈，成了可以引用的東西。
任何一個人都有一些沒有辦法寫成白紙黑字的東西，何況一個社會。
和媒體較勁大多數是自討苦吃，最好的辦法是迅速找到關鍵人物進行溝通，息事寧人。
真相捂得越嚴實，謊言就越流行。
新聞的工具論具有兩重性：一是新聞從誕生那天就是某個人或者某個集團爲達到目的而使用的宣傳工具，不管新聞使用什麼樣的語言，選擇什麼樣的所謂事實，其最後落腳點還是工具上。應該說這個工具的威力是極其強大的，是有組織有策劃的。另一層面是指受衆，他們把新聞當成提高學習的工具，也利用這個工具來達到一些個人目的。正因爲有新聞工具論，才導致了新聞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權力。這個權力在今後會越來越膨脹，它在解決了真與假的問題後，開始圍繞製造矛盾、解決矛盾這個怪圈不斷達到預期的轟動效果，使新聞在滿足一切後再擺佈一切。而在意識形態領域又很難用法律去丈量。
媒體是座資源豐富的寶礦，就看你有沒有本事和經驗去挖掘了。
輿論會象一把利劍不見血地刺中要害。但這把利劍是雙刃的，未傷人就肯定傷自己。
中西媒體的差別在於，華夏的媒體隸屬於政府，而西方的媒體是不屬於政府的。
事實上，正是由於一種天然的對立，媒體纔有其“第四種權力。之意義，而政府對媒體的戒備亦由此產生，此一現象不分國別，西方國家也如此。只是在有效利用此種“對立”的意識和能力上，西方更富於政治經驗；而華夏對西方記者的謹慎也是可以理解的。
其實在信息傳輸越來越發達、公衆維權意識越來越強烈的今天，壓制媒體報道和封鎖消息顯然不是聰明的做法。沒有權力制約和輿論監督造成的基層政府的政治腐敗，蕭震甚至認爲這是華夏社會保持最低限度公平的最大障礙，也因此成爲華夏經濟繼續維持高速增長的最大不確定性因素。
蕭震的廉政竈和禁再令被看做是他上臺後的第一把火。但他其實不想
吼；一久。新官上任三把火，這火從何燒起？新書記一上位一幕麼打開局面？就要靠批評，靠輿論監督。這批評和監督的，都是前任的問題，和他沒有關係，當然毫無顧忌，而這些問題正是他建立政績的機會。還有。他還需要藉此機會整頓吏治，那些和他不能同心同德的，那些和前任有着千絲萬縷關係的，借問題的揭露，正好換人。
如果新來的書記在這個位置上幹上幾年，成爲老書記之後，便不再讓人對他的工作指指點點，品頭論足了，因爲這個時候每揭露出來一介，問題都和他有關。所以這個時候他需要的是大唱讚歌，要加大報道的力度，要對他的政績說足說透。所以老書記要穩定，搞新聞的戰戰兢兢；新書記要批評，搞新聞的更是戰戰兢兢。
讓批評不好，不讓批評也不好，都是人治的產物，都是讓新聞界爲難的事情。只有當輿論監督得到法律的認可，依法進行監督，而不是新來的書記要批評的時候，這樣的監督纔是真正的監督，這樣的批評纔是真正的批評。
監督要等領導的指示，這是因爲：
一是，沒有領導指示的時候不能監督。因爲許多有問題的地方都是有背景的地方，沒有領導的指示，哪個動得了。 二是，要在領導的具體指導下才能監督。監督是件很複雜的系統工程，經濟要發展，市場要繁榮，百姓要就業，你必須開綠燈；沒有領導指示的監督，就是爲經濟發展製造障礙。
三是，有了領導的指示才知道怎鼻監督。監督不是按照法規監督，而是要按照領導的意見進行監督，這樣才能使監督有利於經濟發展；只有根據領導的指示，你纔會從大局出發，把握監督的時機、監督的重點、監督的尺度，纔不會出現負面效應。
四是，只有根據領導的指示進行監督，纔不會濫用權力。要知道，我們監督部門的權力是黨給的，是人民給的，不是我們自己的。權力是一把雙刃劍，用得好可以推動經濟的發展，用得不好，就阻礙經濟的發展。
五是，只有領導指示了，我們纔敢監督。不要以爲監督是依法辦事，你依法辦事了，人家卻不依法理解你。不僅給你製造障礙，還反過來找你的毛病。
這就好比政論文章要在市級以上黨報黨刊發表，沒有一定職務，一般人是絕對發表不了的。政論的發表不在於文章的內容有多紮實，結構有多嚴緊，水平有多高，而關鍵在於作者的職務有多高。有些刊物，職務達不到一定的擋次，是一個字也不能發表的。問題不在於你文章的水平擋次不夠，而在於你沒有進入那個社會層次。發表文章在這個意義上更多的體現的是一種政治待遇，是對一個人社會政治待遇的確認。發表什麼文章，什麼人發表文章，什麼時候發表文章，在什麼刊物上發表文章，在什麼刊物的什麼位置發表文章，都是很有講究的。所以蕭震動輒在《理論動態》發表政治見解。就讓很多人對他頗爲顧忌，因爲他們雖然當時並不知道蕭震的背景，但蕭震能經常出現在《理論動態》上，這就是一種驚人的政治地位，”以及政治力量的表現。
情況是客觀的，如何反映情況卻是一門工夫。給誰反映、通過什麼渠道反映、反映到什麼程度，都是學問。
尤其是“問題”反映不好就可能捅妾子，輕的蟄你一身包，重的就丟了烏紗帽。總結起來就是一條：投領導所好的藝術。領導喜歡的你就多反映，領導不喜歡的你就裝聾作啞。
媒體監督社會，可是誰來監督媒體？面對一個缺乏自律，但掌控大量社會資源的特殊集團，我們有理由擔心異化面積的擴大。政治與市場，權利與資源，話語霸權與社會良知如何協調？今天，商業利益和公共利益的關係日趨緊張，難道還不能引起高層的警惕？
當金錢成爲社會唯一價值標準，當利潤成爲媒體的唯一訴求，人的異化，就難於避免。有這樣一些媒體，打着市場化的旗幟，將無恥進行到底。
在華夏，作爲華共中央的機關報紙，《人民日報》的社論和頭版評論歷來被看作是華共高層表態的傳達。
大陸媒體大都歸各級黨委領導，其功能被定位爲黨的耳目喉舌。喉舌的作用就是把黨和政府的聲音宣傳出去，耳目的作用就是替黨和政府撥集信息。喉舌功能體現爲公開報道，耳目功能體現爲內參報道。
《理論動態》就是內參。內參報道的真實度、敏感度、深度都遠遠超過公開報道。是部級省級以上領導決策的主要依據之一。
媒體在計戈經濟條件下的特點是：媒體不是表達社會意見的公共平臺，而是一條單向的信息傳播渠道，也就是宣傳；同時負有“教育人民。和“統一思想”兩大功能。即使有批評和監督，也是上面對下面的批評。但是，隨着計哉 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媒體必須要爭得市場的認可，而上面要想讓它自己掙錢，也必須給它一定的自由度。
中央大報駐各省記者站就是上是中央監督地方大員的一支重要力量，誰通俗點，是中央放在各地的耳目，他們寫的內參可以直達最高決策層。由於這種特殊的身份地個，那些封疆大吏對他們都得讓三分。只要有心，很容易在省市兩級建立起一個特別強大的關係網。
傳播學者的考察發現，無論在何種背景中，政治系統都試圖把大衆傳媒作爲自己活動最重要的宣傳工具。我國的新聞事業絕大多數是各級黨組織領導的，置於政府管理之下。
媒體報道成就和問題，要處理好“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這是華夏新聞界的一條潛規則。
華夏至今沒有出臺相應的法律，所以。華夏的媒體是不能單獨對法律負責的，也不能對讀者負責，而只能對主管部門負妾。實際上，現在有兩種力量在限制着媒體的範圍，一個是公權力的力量，一個是資本的力量。一般來說，公權力的力量是剛性的，說“這些題材不能報道就不能報道”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資本的力量是柔性的，主要是通過投放或者撤消廣告的方式來進行控拜 但是在很多地方，資本的力量已經可以對公權力施”二人的影響，所以往往會誘過公權力更便捷地講行控 從媒體目前的機制看，改蘋並沒有真正到個，還屬於事業單位，官辦色彩仍然很濃，並不完全依賴市場生存；編輯利用版面“尋租。是始終存在的。
傳媒的自由報道，對公衆人物特別是高官都是警醒和制衡。
事實上現在“封殺”記者的事情是經常發生的。爲什麼拒絕記者採訪？爲什麼不願意面對媒體？一直是人們常常提到的問題。一般地說，記者採訪的原因，大致有這樣幾種情況：一是接到羣衆舉報，想查個水落石出；二是在採訪中發現疑問，追蹤朔源，以弄清真相；三是公衆普遍對某件事情有疑問，希望主管部門給個答覆。這三點都是爲了讓公衆知道實情，出發點是不容懷疑的。 知情權是公民的基本權利，人們行使知情權的途徑主要是通過報紙、雜誌、廣播、電視等大衆媒體去獲得形形色色的信息。這就決定了被採訪者必須尊重記者的採訪，給老百姓充足的知情權。可是一些政府部門卻不同意這樣做。許多地方流行着這樣的“三防”：防火、防盜、防記者。
政府官員在接受採訪時，代表的不是個人，而是政府部門，而政府部門是公衆服務結構，有將除了機密以外信息公之於衆的法定義務。記者採訪政府官員時，所代表的也不僅僅是媒體，而是媒體背後的公衆。正因爲這樣，政府部門不應該拒絕採訪，而記者有責任和義務進行採訪。記者的採訪權不受法外權力的阻撓；對於各種事故及新聞事件，只要符合法律規定，在不泄露國家機密、個人隱私，不違反社會公共道德的前提下，記者有權公開、公正地採訪報道，行政機關不得非法干預。對記者採訪權的侵害，就是對社會公共利益的侵害。
蕭客去年參加全國人大會議的時候聽說，人大已經將《政務信息公開法》列入立法綱要。這部法律一旦出臺，如果行政單位沒有任何理由的情況下拒絕公開政務信息，拒絕記者採訪，則屬於違法，需要承擔法律責任。新聞媒體可以依據該法將行政單位告上法庭，由法院強制其公開政務。
輿論監督讓老百姓拍手稱快，是弘揚正氣的必要手段。華夏正處於轉型時期，在這種形勢下，輿論監督更是不可或缺的社會力量。蕭震注意到，向腐敗率先開火的常常是媒體和勇敢的記者們，是他們給政府提供了強有力的信息支持，給普通羣衆充足的知情權。
媒體在華夏具有權力是最近幾年的事情，它隨着媒體的市場化取向而逐步形成的。傳統媒體只是官方工具，它完全依附於黨政權力。但是。當媒體被推向市場，其生存依賴於市場的時候，市場就成了媒體的衣食父母，媒體對黨政權力的依附就大爲減弱。在這種情況下。媒體就具有了一定的獨立性，這種獨立性又使其擁有了一定的干預社會的能力。
黨政權力當然不願意媒體擺脫其控制，但是，媒體已經成爲現代社會生活的一部分，市場經濟社會也不可能沒有服務於社會的媒體。黨政權力既無力在嚴格控制媒體的同時保證其滿足社會的多種需要。又無力供養龐大的傳媒系統，於是只能讓它走向市場，給予其一定的自由度，這就是媒體有限權力的來源。
另外，在不傷及自身的情況下，黨政權力尤其是中央政權有時也會利用媒體的監督功能。在這種長期互動下，在媒體這一新興權力與傳統的黨政權力之間也形成了潛規則：只要不的及主管部門及其黨政領導。媒體對下及對外地都擁有一定的自由報道權。
反思逐漸成爲新刷媒體的一種常用影式。所思多是天災人禍。又與正面報道反着來，於是愛之者有，煩之者也有。反思。成了一個燙手的山芋。
這反思的文章，可以做得深，也可以做得淺，這要看反思到誰的頭上，反思的步子邁多大。反思以事實爲依據，是攪拌了思想分析的敘與議，往往直指深層次的原因，抓的多半是熱點問題，是代讀者將事件條理化、系統化，又寫於受衆急於知情之時，因而更具有滲透力。
媒體搞反思，試圖讓讀者看到表象之後的東西，是要往深裡說，不免與通常允許的口徑有錯位之處，在適宜上有個合不合的問題。黨政機關從全局出發，綜合考慮推進工作的各種手段的搭配，加入“佐料”的時機和數量，這無疑是正確的。媒體只能幫忙，不能添亂的道理也在這裡。但出於私心私利的考慮，假以黨政機關的名義，藉助管得着的方便，行護短、捂蓋子之實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了。
搏鬥式的輿論監督和反監督，這些年來火藥味越來越濃。維護穩定的幌子掩蓋了失職和腐敗的真相，兼顧了展示政績的重任，便會有新聞發佈會上的謊言，有對採訪調查的的威脅和阻撓，有對本地媒體反思事件的預先禁令。於是，同一事件外地媒體的報道和反思就扎到了痛處，當地媒體卻裝聾作啞；迫不得已要“總結經驗教”那也得“下手輕一點”也經過幾級領導反覆推敲，嚴格把關。反思是毀壞不良政績的重磅炸彈，是抖落“家醜。的無情之手。反思過後，往往是一些人頭上的烏紗帽落地；反思也可以成爲官場鬥爭的一把“刀”。
現實中缺少英雄的時候。媒體上的英雄就會增加；媒體上的陰暗面縮小的時候，現實中的陰暗面便已擴大。媒體是掃帚，它乾淨了，房子就髒了。
至於新興起的網絡媒體，蕭定作爲穿越者，自然比普通官員更重視一些。實際上在蕭客看來，現實與網絡的區別是，在現實中用真名說假話，在網絡上用假名說真話。
“書記？”鍾毓小聲叫了一聲：“好像到了芝加哥了。”
蕭震從沉思中驚醒，轉頭看了一眼窗外，是的，芝加哥到了 小姨想來已經準備好了車隊了吧。
秦沁跟他的“官方會面，不在紐約，而在芝加哥。
差 四字,”算了不湊齊。送點數卓。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