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刀殺人
三日後,柳鬆稟報,湖州界身巷的糧食交易價格已急劇下跌,估計再過兩日就會跌回到去年六月時的糧價。
界身巷就是宋代的現貨交易所。
最早出現在都城東京的東角樓南通巷，那裡是金銀鈔引交易鋪的集中地,行會爲了方便聚會議事在南通巷內建了一座門樓,漸漸的這裡除了議事外,成爲行會內不同的金銀交易鋪互相談價交易之地，再後來非交易鋪的大商們進入,由行會牙商做中人，尋找合適的交易方。
以鹽引爲例,手中握有鹽引的商家可以拿鹽引到官府鹽場提鹽，若不想做鹽商買賣,也可以到京城的榷貨務兌換現錢，但必須由京城的交引鋪作擔保，而這些金銀交引鋪對城內行戶一般無條件擔保，但對外地的商人就拒絕作保，迫使這些商人折價賣給交引鋪，至少損失兩成。不同的交引鋪對鹽引商人的盤剝當然有差異，於是兌引的商人們爲了減少損失，就將鹽引標出最低成交價交給行會，由行會牙商出面，接受不同交引鋪的匣封標價和標購界數。次日牙商開匣，以出價高者購得，若最高價所標界數少於鹽引商賣出的界數，則餘下的界數由次高價購得，依此類推；至於買方出價低於鹽引商的最低成交價，則被排除在外。
這種交易方式，極大的方便了賣引的商人，對於交引鋪來說，也是有利的，因爲通過行會交易的商人越來越多，一次出價等於面向所有進入行會交易的商人，省了尋找客商的精力時間。
因爲鈔引交易都是以“界”爲交易量，行會的交易門樓便被商人們稱爲“界樓”，後來“界身巷”就成了行內人對南通巷交易門樓的稱呼。
而界身巷這種中間交易場所因爲對商賈交易的便利——既省了尋找買家賣家的時間，又能保障交易安全，很快繁榮起來，並且交易不僅僅限於金銀銅錢鈔引交子，只要是珍貴有價值的商品，如古玩、字畫、玉石、名花等等，只要付給界身巷手續費，並由行內人驗實商品價值後，都可以在界身巷內標價出售。
名可秀掌控杭州商盟後，就在杭州金銀彩帛鋪集中的五間樓設立了交易門樓，稱爲“南界身巷”，到建炎立朝後，爲了掌控糧價，名可秀在界身巷內引入了糧食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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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控糧價這是歷代朝廷都想做到卻很難做到的事情，但名可秀利用界身巷做到了。
界身巷每日辰正開門，開門即掛出當日糧食水準價。買賣雙方在做標價前，都要參考這個“水準價”，以免價格標得太高或太低。買方擔心標價過低於水準價會標不到糧，而賣方則擔心標價過高於水準價會導致“流賣”，畢竟買方出價一般都不會高出水準價的兩成，若賣方的標底價過高就會導致“流賣”。交易不成功賣方不用支付手續費，但連續三次“流賣”就會降低賣方的信譽，界身巷將提高該賣商的交易手續費；若連續六次“流賣”則會被交易行除名，一年內不得再入界身巷的糧食交易廳標價出糧。
顯然，在糧食交易的博弈中，界身巷的“糧食水準價”無疑是一杆定價標秤。這個水準價由誰來定？是臨安商盟的糧商行會總帳司，而這個總帳司是隸屬於臨安商盟，對盟首和執事會負責，這就意味着界身巷的“糧食水準價”是掌握在名可秀手中。
這個“糧食水準價”看起來方便了糧食交易的買方和賣方，事實上也確實如此，通過這個指導定標和出標的價格，交易雙方都獲得了公平。而有眼力的商人漸漸能領悟到，這個水準價實際上就是糧食定價。
名可秀要掌控的就是這個“定價權”，在其他商人還沒有認識到它的意義時，名可秀敏銳的頭腦已經意識到，誰擁有定價權，誰就擁有主導權。
在她的有意推動下，臨安商盟聯合廣南商盟、荊楚商盟、福建商盟、巴蜀商盟等，在這些路治所在的州城先後建起界身巷，引入金銀鈔引交易和大宗糧食交易。
在朝廷未頒法之前，界身巷的交易還屬於民間私易行爲，而私下交易鈔引也違背了朝廷的法令，但就如東京的界身巷，在天子腳下繁盛多年，官府能不知道？爲什麼不查糾，因爲它背後牽扯的勢力太大、太複雜，不僅有豪商巨賈，並且有宗室貴戚高官攪在裡面，神宗皇帝的同母胞弟雍王趙顥就是界身巷一擲千金的大戶，官府怎麼敢去查處？正因爲這些幕後保護的存在，界身巷成爲朝廷沒有承認卻也沒有禁止的公開交易場所。《錢行法》頒佈後，錢莊和錢商們擁有了合法身份，促進了界身巷的金銀鈔引交易更加旺盛，相形之下，界身巷的糧食交易便不那麼惹眼。
雖然交易廳的糧價在每月上漲，但界身巷的價格起落並沒有過多影響市面上糧鋪的糧價。也就是說，當地出糧的商家保持了街市糧鋪的供糧量和平準糧價，否則，市面糧價的過度上漲便會引發民怨，招致官府注目。所以，界身巷內的交易自有它的一套規則，“界內價”不入“敞市價”就是它立身的根本，否則早就被朝廷以擾亂市價而查處關門了——引起大規模的民怨即使有達官顯貴護着也沒用。
當然，長久下去，界內價也會逐漸影響敞市價。
最先是上等精米的市價受影響，累計上漲了一成。但吃得起精米的人家對米價的敏感度不高，九百文一石還是一千文一石對大戶人家來說沒什麼區別。漸漸的，中等秈米的市價也累計上漲了一百文，這對中等人家來說也還承受得起。直到今年初，占城米的市價也漲到了六十文……這種占城米是引自交趾的占城稻，因爲不挑環境容易生長，在大江之南廣泛載種，但占城米的口感不好，中上等人家都不食用，吃占城米的多是小戶人家，對米價上漲最是敏感，而占城米的漲價已經在挑戰這些小戶人家的承受力。
一般情況下，名可秀不會主動出手直接干涉界身巷的糧食水準價，而是由糧界廳按照當日的平均交易價、交易量等因素制定次日的水準價，這個定價客觀上是受界身巷內的交易價波動而自然起落。這一次，名可秀使用了掌控定價權的影響力。
隨着柳鬆往漕幫行會走了一趟，幾地界身巷都收到了臨安界身巷發出的“問候函”。距京城臨安最近的湖州界身巷的總執事當晚便約了糧食交易的大戶，去花樓吃吃酒談談話。次日，界身巷掛出的“糧食水準價”比昨日的水準價低了半成。
緊跟着，是蘇州、揚州、江寧府……
不久之後，這些州城的地方官驚詫地發現，之前引起小範圍波動的糧價上漲已經平復下去了。有些官員心內清明，咋摸出了幾分由頭，有些官員不知內裡，只道是城中糧商競爭，但不論清醒的還是糊塗的，既然平息無事，那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正準備提報常平司開倉平抑糧價的也都按下不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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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過了陣子，刑部在長江水師的配合下，查出幾位糧商私販糧食出境，其中就有蜀籍的三糧商，並會合水師查剿了營事江上走私的江鯨幫、金鯤幫兩個船幫子……前後查獲的走私糧食足有三百石之多。
這樁大案讓刑部得了不少讚譽，刑部參政範宗尹意氣風發了好一陣子，對於查案中出了大力的水師船隊便有意的忽視了。當然，範參政的忽視並不影響立下功勞的水師官兵應得的晉升和獎賞，樞府的賞功房對此下細較真，誰也別想蒙了水師官兵的功勞。
雷雨荼道：“刑部亦不過是做了名可秀的刀。”
那幾位被斬首的糧商中，其中兩人是北廷收買的蜀地商人，另外四人則是貪慾蒙心，無視名可秀通過臨安商盟發出的警告，這等商人死不足惜，順便還可敲打敲打那些不安分的商家；至於江鯨幫、金鯤幫，能在大江上混這麼多年，人脈、高手都不乏，這麼順利被剿滅，沒有其他船幫子出力纔是怪事，在裡面牽線的自然是名花流，只怕是在長江水師行動前，這兩幫佔據的地盤和勢力就已在名花流主導下，劃分給其他船幫子接收了，而得利的船幫出力後還得承名花流的情……刑部看似風光，卻不知做了別人的刀，而獲利最大的也不是自己。
戶部尚書張慤（què）不關心南廷那位刑部參政是不是被人當刀使，這當口也沒有心思去考慮雷太師和雷丞相的那位宿命對手，戶部尚書現下最憂心的是河北河東大軍的糧草供應。自從看了成都的密報後，他神色就不展，愁眉道：“丞相，從蜀地販來的糧食已少了八成，今後要從南邊販糧，只怕會越來越難。”
雷雨荼端起茶盞啜了一口，擡眼微微一笑，“此乃預料中事。”名可秀的大義之心雖可用，但這種“可用”有上限，當名可秀不再容忍，劍門糧道就失去了作用。
“尚書不必多慮，之前籌集的糧草應夠大軍一月之用。”雷雨荼的語氣不緊不慢道，“另外，從南廷販過來的上等精米，兌換下等粗糧的比價可以再擡高一些。”
那些花了高價從南廷販運來的上等精米不是奢侈地供應軍中，而是直接運到宋夏邊境，和西夏人兌換平民吃的下等粗糧。產自南方的精米在西夏貴族中很受歡迎，比起北廷境內的銷價高出兩三倍，用來兌換不值錢的粗糧差價便更高。
張慤是位務實的大臣，當確定南廷販糧中斷是不可逆轉的事實後，便立即精打細算起來，盤算後道：“再往上加半成，党項人應該可以接受。……不過，眼下夏人亦在用兵，對糧食管制定會越來越嚴，今後榷場交易必會減少，朝廷還得早做計較纔是。”
雷雨荼道：“上有禁令，下有對策，只要利益夠大，就有敢於鋌而走險者。”
他並不擔心和夏軍的邊境榷易會斷，那幾位党項族大將通過倒賣精米從中獲利可不少，而付出的不過是剋扣下來的士兵粗糧，最多再動用些家族關係從內境購些粗糧運過來，所得是三五倍利，他們會捨得斷了？何況，他也沒有將糧草全部押在南廷和西夏這兩隻籃子裡，萬事終得靠己。
“朝廷的《經界田畝法》已經頒佈五個月，京東路、河南路（原京畿路）要加快進度，……若有拒不丈量田地的主戶，”雷雨荼平緩的聲音透着森森寒意，“不管是豪強大戶，還是名門望族，只要欺凌百姓、強佔土地，一併嚴懲不怠！”
張慤心裡抖了抖。
自皇帝“北狩”（皇帝被擄到北方去的委婉說法）朝廷重建，執掌朝堂的雷太師父子便開始了種種變革，而變革就意味着舊的利益體系被打破，而新的利益建立，這不是一個溫情脈脈的過程。神宗哲宗兩朝慘烈的新舊黨之爭就是前鑑，而雷太師和雷相公的手段較之王安石、章惇二位更加殺伐決斷，和王安石、章惇不同的是，這父子倆牢牢掌控住了軍政大權，朝中的反對聲音完全被壓制下去，直到《經界田畝法》頒佈。
經界田畝即重新丈量土地，更新官府地冊，按丈量後的地冊納稅。而大宋朝的一半土地都是不納稅的，其中五成是官身免稅田，另外五成則是被隱匿的田產——兼併來的土地多半都沒上官府田冊。每天都有新的田畝被開闢出來，但國家的田稅卻不見增長，甚至還在減少，真正是富了大戶、窮了國庫。
這是大宋朝的痼疾，擁有大土地的是官宦士紳、豪強、富商，他們是社會政治權力和經濟勢力的上層，即使王安石變法也不敢觸動土地這一塊。
在雷動和雷雨荼的壓力下，戶部頂着官員士紳的罵聲推出了《經界田畝法》，果不其然，僅僅是在試行階段，就遭到了各方面的強力牴觸。在大宋“不殺言事者”的政體下，即使小皇帝只是傀儡，即使雷氏父子獨掌大權，也無法讓朝野內外的士大夫和文人都老實閉嘴，乖乖聽話……照這樣發展下去，到了全面推行階段，局面會不會徹底失控，誰也說不清。縱然鐵血如雷動、睿智如雷雨荼，也不敢輕易面對這種局面。
雷動和雷雨荼都不敢面對，張慤等戶部官員就更加不敢面對。縱觀歷史，變革面臨這種困境往往只有一個解決辦法，就是讓國家進入戰時狀態，而戰時狀態即意味着嚴刑峻法、少議高效，一切爲了戰勝敵人。
就在此時，金人南侵了！
打仗首先需要的是什麼？當然是糧食。糧食從哪裡來？當然是從地裡。於是《經界田畝法》被理所當然地推行了。
張慤還知道，經界田畝之後，朝廷必定會推行“論級免田稅制”——從王爵至九品官員至有功名無實職的進士舉人，對免稅田地都會按品級規定畝數，不再是有多少免多少。他可以想見，必定又是驚濤駭浪。
他不敢懷疑，但又遏制不住這種懷疑，金人入侵的時機實在是太巧了。
然而真相就是這麼殘酷。
當然以雷動和雷雨荼的智慧，不會僅僅因爲解決土地兼併痼疾的需要，就冒然引發戰爭——那是瘋狂不是變革。事實上，北戰戰略是經過了無數次推演的謹慎決策，各種有利不利的因素都被謀算進去。但金軍南下比他們預謀中要提早了一年，誰能料到金國會遭遇史無前例的大雪災呢？即使雷動父子智謀再厲害，也無法謀盡天機。
值得慶幸的是，這場看似被動實際是主動挑起的戰爭進行到此時，雖然完顏宗翰的表現讓人意外，但大局面仍然沒有脫出預謀方向。
至於糧草不繼的局面，這種窘況絕不會出現。
雷雨荼安慰張慤，“朝廷的後備糧還沒有動用。”脣邊輕淺的笑了笑，“或許，用不到朝廷的後備糧。”
張慤神色一振，心忖：金人已在後撤，戰爭應該會在一個月後結束。
但戶部尚書料錯了。
直到一個多月後，張慤才真正明白雷雨荼那句話的含義，而真相永遠是殘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