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戰決心已經定案之後，軍方各個部隊都急於爭取機會，許多人都覺得我們進攻的步伐太慢了，我們在策劃戰爭時的確是非常謹慎，但是面對進程緩慢、政治氣息濃厚的外交事宜，我們決不能浪費時間，我們要立即提出請求，不能通過上百萬正常的外交渠道，坐等對方的答覆，我們要在我們需要的時候和我們要找的人直接溝通，立即得到對方的答覆。
對我們的大部分大使來說，這樣的做事風格非常另類，讓人吃驚，我會向他們致電，告訴他們，我們需要和某一個外國部長、總統、酋長或恰當的首腦通話，我會讓他們直接去找那個首腦，告訴對方兩個小時之內他將與總統，副總統，總理通話，並準備討論一系列的問題，如使用飛機跑道、飛越領空、出入港口和借用公路、在機場加油、在機場和海港進行安全護衛以及協助空中防禦等具體事務。
我們與需要進行通話的人通了話，得到了我們需要得到的答覆，並完成了任務，我們的請求都得到了外國首腦的許可，儘管他們也都提出了交換條件：我們用金錢買到了我們在那些國家所需要的一切，有時候是爲他們提供一些他們此前一直沒有的武器設備，而且往往要削減他們的部分債務。
從金錢上看，這筆交易對他們非常有利，儘管有的國家因此要承擔相當大的政治風險，比如，莫桑比克總統沙拉夫在支持南部非洲戰爭的過程中就一直頂着巨大的政治壓力。
我們還開始意識到，除了我們責任區內的國際合作之外，世界範圍內的國際合作對我們來說也很重要，我們此次在戰爭中面對的敵人與歷史上任何一次戰爭中的敵人都有所不同，這意味着我們需要國際上的合作。
事實上，這是我們所有人共同面對的一場戰爭，我們需要共同作戰，這之後我們需要建立一個長期的聯盟。
我們的許多非洲盟友幾乎同時紛紛向國務院致電，要爲我們提供支援，最終，國務院的人把球踢給了我們：“有那麼多人給我們打電話來，我們該如何應付啊？”
對此，元帥毫不猶豫地說：“讓他們直接來找戰區司令部，把所有複雜的中間環節都免了，我們來接待他們。”
說完，元帥轉身對我說，“你來處理吧。”
聯盟就這樣誕生了。
不出幾個時辰，馬達加斯加、索馬里和安哥拉的幾位將軍就帶着他們的隨從人員來到了我們這裡，我們爲他們提供了居住的房車，沒過多久，戰區司令部的停車場上就停了20輛房車，我們儘可能多地將手中的情報解密，這樣他們就可以每天早上參加我們的彙報會了。
在南部非洲戰爭中，我們的非洲盟國希望扮演一個非常引人注目的角色——他們想讓自己的軍隊參加地面戰鬥，這會爲他們在國內贏得很好的支持，每個國家的政治家都想讓自己的士兵參與一場民心所向的戰爭，以此提高自己的支持率。
但是，我們最不願看到的就是地面上佈滿了別人的部隊，可他們卻再三堅持，安哥拉人尤其直言不諱，一再聲稱他們希望自己的軍隊能夠較早地參與一場在納米比亞對南非軍隊的地面戰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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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需要這些軍隊現在就出現在那裡。”安哥拉的軍事聯絡官說。
“我們不想讓任何不需要出現在那裡的人出現在那裡。”我回答道，“我們不想讓任何人成爲遭受攻擊的目標。”
“我們的要求必須得到滿足。”
“會滿足你們的，但是要遵循我們的時間安排，我可以再看看，看看我們能不能在政治上助你們一臂之力，我們一定會盡我們所能來幫助你們，但是我們不能因此破壞了整個行動計劃。”
馬達加斯加很早就表示願意支援我們，他們表示可以提供空中的軍事偵察並派遣營救小組，還可以在馬達加斯加境內設立醫院，我們對此很感激，但也很猶豫。
我們知道馬達加斯加人在南非的軍事介入可能會引起祖魯族黑人家園對我們的反感，而且我們自己有高水平的偵察和營救行動小組，完全可以勝任這些工作。
每個人都想來幫忙，但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政治企圖，爲了安撫他們，我們向他們保證，在戰爭後期，在我們實現了某些目標之後，一定讓他們參與地面行動。
在我們急需幫助的時候，我們也都得到了幫助，南部非洲經歷了幾十年的戰爭，先是國家之間的作戰，而後又是接連不斷的內戰，因此不管你走在南部非洲國家的什麼地方，都不得不擔心自己隨時有可能被地雷炸飛。
我們有排雷設施，但是這些設施大部分都安裝在我們的作戰部隊，由於我們無法滿足所有人的要求，所以不得不另想辦法。
在每天結束的時候，非洲盟國的表現都證明了，它們對我們不僅僅是有用，而且是太關鍵了，非洲盟國時刻準備着爲我們提供幫助，在許多關鍵的時候，他們都挺身而出，發揮了自己的作用，幫助我們跨越了種種障礙。
每天早上，我們都要召開會議，我會告訴他們，我們都需要什麼，而在這一天結束之前我們的需要總是能馬上得到滿足，反過來，我也必須確保他們的利益得到了保障，我提出每天至少拿出一個小時的工作時間給他們，每個國家在戰區司令部都有自己的一個國家日，用來慶祝並頌揚該國的傳統。
有時候，他們會在自己的國家日裡拿來一種特別的啤酒，有時候會拿來本國的糖果，我們會就這個國家的簡史以及它所做出的貢獻發表一次講話。
隨着時間的推移，我們開始意識到這十幾個國家都會按照傳統慶祝自己從歐洲國家的統治中贏得了獨立。
我們向安哥拉派遣了一名戰區司令部的將軍以及隨行的50名工作人員，由他們負責在該地區成立一個24小時的指揮與控制中心，負責指揮作戰。
他們將負責選擇目標和委派任務，建設飛機加油跑道，安排我們所需要的空中運輸，尋找飛行基地，並處理我們自己的部隊與各部隊之間的空中管制問題，確保我們的噴氣機、直升機和轟炸機不會發生相互碰撞的事故。
隨着戰爭的臨近，我們也開始考慮戰爭將會導致的間接破壞，在制定戰爭計劃的過程中，你首先必須做出的決定之一就是規定可接受的間接破壞的水平：高水平、中等水平還是低水平。
這一決定取決於衆多的因素，包括該地區的平民數量、宗教設施數量，例如清真寺、醫院數量、鄰近地區的婦女兒童數量、紅十字會機構數量以及該地區的人口數量。
你究竟選擇高等的、中等的還是低等的間接破壞水平，對你整個的戰爭計劃、策略和具體作戰方式都會帶來重大的影響。
我們針對南部非洲戰爭所做出的決定是，這場戰爭必須保證低水平的間接破壞，這意味着每當我們想要打擊一個會造成中等水平間接破壞或高等水平間接破壞的目標時，就必須徵得戰區司令部司令的親自批准，這是極其耗費時間的。
這迫使我們要對所有的目標進行減痛處理，也就是說我們要把目標清單瀏覽一遍，考慮如何把一個可能造成中等水平間接破壞或高等水平間接破壞的目標轉化成一個只能造成低等水平間接破壞的目標。
爲了實現這樣的轉化，我們可以採取許多不同的手段：在不同的時間裡打擊該目標，選擇目標內人數較少的時候實施打擊，用不同的武器或者選擇不同的角度來打擊目標，這樣就會迫使爆炸方向發生改變，將損失以及民居受到的破壞控制在最低限度內，再或者可以採用更加精確的武器。
設法對每個目標進行減痛處理需要花費一定的時間，隨着日期不斷逼近，我們爭分奪秒地在克服這些困難。
當然，我們必須首先制定一份需要打擊的目標清單，對大多數目標國家來說，這是件很簡單的事情，他們擁有明顯的打擊目標：重要的政府建築及軍事建築物、能源與公共設施廠房、高速公路、橋樑、鐵路、水壩、隧道、飛機跑道。
可是納米比亞比較特殊，那裡沒有主要的政府或軍事建築物，沒有主要的交通體系——甚至不存在一個組織機構比較集中的敵人，那裡的橋樑、水壩、隧道或者鐵路都非常少，沒有像樣的港口或船隻，幾乎沒有任何公共設施或能源中心，沒有平整的公路，沒有主要的高速公路。
那裡90％的建築物都是土製的，只有行政中心還是一個像樣的城市，列出打擊目標的清單着實讓我們撓頭，我們惟一可以設定的打擊目標就是南非的裝甲部隊，幾個訓練營，幾棟領導層所在的建築物，幾架戰術飛機和一些高射槍炮以及地對空導彈，就只有這些了，我們想通過一次大規模的轟炸宣佈開戰，但是那裡卻沒有足夠的目標，這讓我們大爲惱火。
元帥也不例外，“你們需要更多的目標。”他說。
“可我們沒有目標。”
“那就去找。”
我們不得不把希望寄託在隨機目標上，在敵人移動過程中，尤其是在戰爭早期，當他們逃離空襲時，對他們實施打擊，元帥還是不滿意，可我們也只能如此了。
最後，我們必須制定出一份戰鬥計劃——我們必須決定我們的主力該集中在什麼地方，最初的戰略目標是什麼，該朝哪個方向推進。
我們的作戰計劃是，在開始的三到五天裡在該國的主要地區，但大多是在南非的北方和海岸進行空中打擊，然後，我們的地面部隊和海軍陸戰隊就可以開始攻打主要城市和軍事基地。
我們可以從邊境開始向南方推進，然後我們可以將特種部隊空運到南非的導彈發射場。
在南部非洲戰爭中，我們的三個基本目標分別是：徹底摧毀南非的軍事潛力，推翻該國的種族隔離政權，幫助南部非洲新的國家政權進行基礎設施建設、開辦醫院並提供人道主義援助。
當開戰之日日益臨近之時，我們在抓緊時間完成最後一秒鐘的部署，我們將我們的戰鬥海空救援隊派往安哥拉，莫桑比克。
在馬達加斯加，我們從那裡的特種部隊大隊當中挑選了幾支行動部隊，把他們運送到沿海的航空母艦上。
在莫桑比克和安哥拉，我們把飛行集羣的飛機部署完畢，並敦促安哥拉軍隊封鎖他們與納米比亞之間的邊境。
我們還把自己的幾支潛艇大隊提前部署在馬達加斯加島南部海域地區。
最後，我們還考慮到了我國本土的安全，副總統曾多次特別提到，我國必須爲可能出現的恐怖主義襲擊做好準備，在首都特區、大型遊樂島嶼、海島軍事基地和其他主要的大城市和地區我們都派遣了戰鬥機進行巡邏，還有大量的戰鬥機隨時待命，可以在5到30分鐘內起飛。
1989年下旬，總統給南非總統博塔發出了最後通牒，讓他賠償南華聯邦所有的損失和徹底開放市場，但我們都知道他不會對此做出任何迴應。
他果然沒有理睬。
1990年5月17日，南部非洲戰爭如期爆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