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小組中，蔣志航是負責人，豹五主要負責清除任何危害性的痕跡，哪怕是潛在的，還有負責僞造證件的豹一，爆破專家張查理，高大魁梧的突擊隊原中隊長羅伯特，行動組共有12人，除了蔣志航都是西方人的面孔。
他們的暗殺對象是聯情局制定的死亡名單，這份名單共110個人，其中的20人都是恐怖組織的得力干將，這其中的大部分人被視爲慘案的主謀或首犯。
德國紅軍旅發起人是安德里亞斯-巴德爾，古德容-恩斯林，霍爾斯特-馬勒爾，烏莉克-邁因霍夫等人。
成立前後，他們進行了一系列恐怖活動：搶劫銀行、武器商店，爆炸西德聯邦法院，美軍軍營，出版社等，於1972年相繼被捕，多被關押在斯圖加特附近的斯坦姆海姆監獄。
在獄外，紅軍旅成員繼續行動，爲援救巴德爾他們，形成了這個組織的第二代，其代表人物是布里吉特-蒙豪普特，克里斯提安-克拉爾等。
1977年9月，蒙豪普特，克拉爾等人策劃了對聯邦德國資方代表團總裁施萊爾的綁架。
不久，又實施了劫持漢莎公司的客機，以此挾迫聯邦政府釋放第一代領袖，然而，在索馬里被南華聯邦突擊隊突襲客機，打死劫機犯，救出了乘客。
其代價是：施萊爾被槍殺，紅軍旅四個主要成員死在監獄。
這個秋天被德國人稱爲德意志之秋，其恐怖激烈風雲突變，至今猶令人談之色變。
紅軍旅第一代頭子之一烏爾麗克-邁因霍夫，在成爲****之前是一個左派記者，曾寫過很多文章，爲紅軍旅的行動做出一些辯護，比如如果一個人放火燒一輛車，那就是犯罪。如果一個人放火燒成百上千輛車，那就是政治行動。
至於他所謂的哲學思索--紅軍旅是在監獄裡完成的———對他們的審判持續了好幾年。
邁因霍夫曾寫過一篇200頁的文章，她認爲當時整個社會都被資本家控制住了，這些人控制、壓迫底層大衆，使大衆完全失聲。
此外，她還認爲，德國是美國的殖民地，就像阿爾及利亞是法國殖民地一樣，她把紅軍旅的主張命名爲解放主義———用暴力對抗大衆被完全控制的局面。
1977年，一個作家寫過一本書《希特勒的孩子們》，提出紅軍旅的行動完全是報復，紅軍旅的父輩參加世界大戰，通過戰爭佔領其他的國家，而現在他們的孩子只不過換了一種方式，換了一種意識形態———認爲西方民主國家都是自己的敵人，其實他們還是想挑起世界戰爭。
“這位作家的觀點我不是完全贊同，但是我覺得還是有一點道理。”講解人員補充道。
隨即，每個隊員的面前擺上了一個厚厚的文件夾，其中包括照片，資料等等。
“這是能收集到的資料，其中的幾個人大家一定特別注意。”原《紀事報》主編李強說道，“ 名單上的暗殺對象可分成兩類：
帶有武器或保鏢，對外公開是恐怖組織身份的人稱爲硬目標。
從不公開其真實身份，只是利用從事的公開職業作掩護，在西方國家有着固定的居住處的稱爲軟目標。
我的意見是先從軟目標下手，因爲硬目標的名字雖然家喻戶曉，但他們戒備森嚴、行蹤詭秘，有非常隱蔽的安全據點，有的甚至從來不在同一間屋裡住兩夜。
另外，慘案剛剛發生不久，硬目標在短時期內肯定不會拋頭露面，對他們稍遲一點動手，也可免除輿論將暗殺行動同慘案聯繫起來。
而軟目標則不那麼神秘，他們在西方國家參加一些教育、文化或外交活動作爲掩飾，自以爲沒人知道他們的真實身份，其中有幾個暗殺對象目前的住址居然可以在有關的情報資料中找到，當然，這並不是說暗殺小組就可以不做任何準備，像捻死一隻螞蟻那樣輕而易舉。
事實上，不管追殺對象有多軟，都得進行周密策劃，因爲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把人殺死，而在於殺死人後如何安全脫身，萬一被警察當局抓住，不僅僅是小組個人的生死，也不只是黑字的聲譽問題，而是關係到南華聯邦整個國家的威望。
不過說到底，對付軟目標還是比較輕鬆的，因爲他們容易被發現，也不太會搞錯，他們從不喬裝打扮，在公開場合允許讓別人照相，甚至在自己住的公寓門上掛着銘牌，如果有人問起他們的姓名，他們就會彬彬有禮地自報家門。 ”
“此外，這是我們在西歐的睡眠者的資料，由豹一保存。我的意思是能不動用盡量不動用，即便動用了也要設法保證不暴露，一旦暴露，馬上撤離，日盛堂會安排的。”霍晶最後說道，“日盛堂的美麗大酒店是各個城市的連鎖模式，各個國家位於首都的那間是這一地區的總負責人，對於你們他們不認識，這方面豹一安排，我強調一點，行動的時候要使用所在國的武器和交通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