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之後，《南方週末》一個專職報道非洲的記者來到了索馬里南部基斯馬尤港。
索馬里基斯馬尤黑字農場坐落在基斯馬尤市郊，離城區大約有50公里，可實際上，出城後不久，就要轉進一條土路。
道路狹窄，崎嶇顛簸，車後塵土飛揚，天空湛藍，路兩旁是高而茂密的雜草，間或有不知名的樹和仙人掌突兀地生長出來，偶爾會路過有茅草頂棚的住家、頭頂大件物品的女人，或是幾乎一絲不掛的黑色的小孩子。
索馬里有4300萬公頃可耕地，但是目前正式開墾的僅14%，大片土地荒蕪閒置，並且，這片土地光照充足，水資源極其豐富——這裡擁有南部索馬里60%的水資源。
20公里泛着暗紅色光澤的土路過後，盡頭便是6570公頃的黑字農場。
場長李莉看起來要比實際年齡年輕一些，一頭短髮溼漉漉的，“我們早上6點半就上班了，我剛乾了一圈活。”李莉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剛來的時候缺水，我就把頭髮剪短了。”李莉說。
1982年初，李莉和她的丈夫王馳進駐這裡，他們當時帶着黑字安保公司下發的400萬美元，僱用了110名當地工人，然後買了20000只小肉雞苗，農場就這樣蹣跚起步。
如今，農場已有1200頭牛，上萬頭羊，30萬隻雞，2萬畝的水面養殖以及5000公頃耕地，主要種植玉米和小麥，農場有70名南華聯邦員工，當地工人1260人。
王馳原本是南華聯邦加裡曼丹大學農學院的教師，研究小麥遺傳，而跟隨而來的李莉在來到索馬里之前是醫院的化驗師，並無半點農業常識。
之前，索馬里的農場中流傳這樣一個故事：一位歐洲老人在非洲經營自己的農場，他本可以安享晚年，但有一天，他背上獵槍，跨馬在農場飛奔時不慎從馬背摔下落，不治身亡。
據說王馳聽到這個故事的時候說過，“作爲一個幹農場的，這樣的死法是最好的，死得其所。”
1985年2月，王馳死於一場車禍，實際上，在這樣糟糕的道路上奔波，車禍幾乎是必然會發生的事，李莉自己也經歷過二次嚴重車禍，甚至有過翻車經歷，只是幸運地沒有受傷。
李莉把王馳的骨灰分作兩半，一半運回國內，另一半就埋在離住處很近的土坡上，在一株茂密的三角梅之下。
非洲不產松樹和柏樹，李莉還特地從國內託人捎過來松柏的幼苗，種在墳墓兩旁。
如今李莉來到農場已經6年，在丈夫死後，她接替了場長的職位，農場的農副產品已經佔有這裡近30%的市場份額，累計爲當地提供了17000 個就業機會。
南華聯邦駐肯尼亞大使館經濟商務參贊王友在索馬里南部和肯尼亞交界處對隨行的《南方週末》記者說，目前索馬里南部相對上規模的南華農場有8家，其他還有20多家小點的，考慮到索馬里空置耕地、氣候和水資源等優勢，兩國農業合作潛力巨大。
包括李莉在內，6570公頃的農場內只有70個華人，包括財務總監黃衛國、總農藝師金彥青等等，還有幾位來自國內的廚師，其中學歷最高的可能是王朝明，31歲的他是加裡曼丹大學農學院碩士畢業。
1986年4月5日下午，當我們來到農場養殖分廠緊挨着雞舍的辦公室時，王朝明正在用電腦看《生活大爆炸》，王朝明說，“可太不容易了……說實話，工作生活條件都挺好，沒什麼貧窮落後的感覺，就是太寂寞了，完全沒有娛樂。”
王朝明已經在農場工作滿3年，合同期滿，再過半個月就可以回國了，他對這一點很開心，一面用手揮舞着驅趕蒼蠅一面說：“我出國的時候小孩才四個月。”
在農場開始一直在這裡工作的當地人威廉瑪拉說，對他的華人同事們有兩個最深刻的印象：第一，他們工作很努力，好像也不怎麼喜歡放假，春節都只休息了幾個小時。第二，他們講究承諾，很多人就可以把太太放在國內好多年，在這裡單獨工作，這對索馬里人很難想象。
至於場長李莉，威廉瑪拉的印象是：“女超人！”王朝明也同樣說，李莉的工作強度和熱情，他有生以來沒見過、聽她說都覺得累，他補充說。
《南方週末》記者來到農場後，李莉不單熱情地帶我們參觀她的農場，還給我們看她在自己房子周圍種的一圈植物：蘆薈、巴西木、茉莉、石榴樹、薰衣草、紫羅蘭、桂花、法國梧桐、蘭花、木瓜樹……“木瓜可以摘了做餐後水果，冰鎮了特別好吃。”李莉說。
她的英文幾乎有了索馬里的口音。
講到和當地員工的相處時，農場的華方員工最頭疼的是--偷盜。
“偷盜太嚴重了，幾乎可以達到每年利潤的10%。”王朝明告訴記者，“從雞蛋到小豬仔，從玉米到螺絲，甚至塑料袋……”
而抓到偷盜的人，處理方法無非有二種：直接開除，或者送警察局，王朝明在黑字農場工作3年的時間裡，送過大約20個當地工人去當地部族武裝控制的警察局。
“但有時候確實也挺不忍心的。”王朝明說，“有偷了十幾個雞蛋判兩年刑的，判得太重了。”
農場的南華人發現，當地員工可愛的一面是：就事論事，從來不記仇。
李莉甚至覺得，她開除這麼多人，“要在我國早被殺了好幾遍了”。
但當地員工不這樣，他們見了農場的人，哪怕是剛從監獄裡出來，還跟老朋友似的與他們打招呼，非常開心的樣子。
當地員工的理財觀念也絕對是一種文化差異，幾乎所有的華人僱主都會跟記者說，他們總是過一天算一天，不想明天怎麼樣。
基斯馬尤市內一家中餐館老闆駱先生告訴記者說：“他們幾乎有一個麪包，有一個煎蛋，就可以去跳舞了，而且可以開心地跳一天！……非洲人是世界上幸福指數最高的民族。”
僱主們更加一直抱怨的是，當地工人總是發了工資就去喝酒，然後沒錢吃飯了再借，“哪怕一共只有100美元，可以直接拿去買個手機，沒錢給孩子吃飯了再去借。”
而當地員工對華人僱主和華人同事的抱怨，除了薪水低，就主要是他們英文太差，不好溝通。
這樣的抱怨可能對李莉並不合適，李莉的英文幾乎有了贊比亞的口音，“George！ Majer!Come here!”她甚至學了一點當地的Nyanja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