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梁帝國三省六部這一中樞制度的確立，代表着自兩漢以來皇權對於外廷的干預和分權總算告一段落，且終於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
三省六部若是追溯淵源，前身其實都是君王內侍近臣，皇帝爲了保證君權得以獨大，且對外廷能夠形成有效制約，而不斷將自身的權威下放給這些近侍臣子，使他們得有資格參與到外廷行政之中，對原本三公九卿的體系不斷造成衝擊，甚至他們彼此之間也都存在着相互制約的能力。
當然，除了三省六部這一中樞主體制度的創設，遠三公九卿舊制也得於保留，只是不再作爲中樞制度的主體而僅僅只是一種補充。
這其中，三公成爲真正的榮銜用以犒獎那些正色立朝的耆老重臣。而九卿則剝離原本的政治禮遇，退化爲單純的事務性職事，用以補充三省六部偏重政策的不足。
這也算是一種褪去繁華之後的返璞歸真，九卿改爲九寺，再加上同爲事務性的五監，如是便組成獨立於三省六部之外的事務型職官體系。
三省六部，九寺五監，再加上一個風聞奏事、監察百官的御史臺，如是便構成了中樞官署的基本構架。
這一整套臺省、寺監的定製改革，在大業元年伊始的一年多時間內逐漸完成。這還是因爲朝廷中樞本就脫胎於原本的洛陽行臺，諸多創制其實早有雛形，在審定職權、覈定品階之餘，同樣沒有荒廢了正常的行政事務。
當然，在這一年時間當中，除了中樞改制之外，朝廷對於地方上的監控也並沒有鬆懈。
至於地方積弊，其中最大一樁就在於州權過大，這是後漢以來長久積弊，單以江東舉例，三國之中的東吳政權所以創立，基礎就在於半個揚州的江東六郡。而荊州更以分陝重鎮，屢屢抗衡中央。
更不要說，大梁皇帝沈維周本身就是從方鎮崛起，構建霸府，最終締造新朝。
所以，如何有效的限制、制約州刺史的權柄，將是大梁新朝能否長治久安的一個關鍵問題。
關於這一點，朝廷主要提出了三個解決途徑。首先便是針對州這一級行政單位的體量削弱，大州拆小，分境任事。類似舊年沈氏爲了獲取一個方鎮基礎而拆分揚州，便提供了一個經驗。
這一項工程，註定浩大，爲了保證地方上的穩定，不可追於一蹴而成的急功，因是第一批拆分的州治主要是河北地區。像是原本的冀州、幷州、幽州等州治，因地制宜，各被肢解。
隨着大業元年將近尾聲，朝廷下控州治在四十個左右，未來則肯定還要繼續推行，確保任何一個獨立州治，都不可再如此前那般體量大到足以抗衡中樞。
第二個途徑，便是流官定製，州刺史一年一評，三年一考，依照政績優劣分爲徵、流、黜等不同待遇，或徵入朝中執掌部司寺監，或流入別州繼續外任，或降品黜用。給外州任事者規定一到三年的任期，確保不會久任一地而專擅地方。
第三個途徑，則是事權下放。此前地方政令構架大體分爲州郡縣三級，大梁新朝則直接取締了郡一級行政單位，這在某種程度上，也算是對郡望舊族的一種打壓。
所謂名教，立爲名分，定爲名目，號爲名節，製爲功名，以名爲教。所謂的名，狹義上就可解爲名詞。三綱五常，你無需瞭解內在機理，只需奉此名目不悖，便可成爲守禮恭謹之順民。
名詞更可引申爲概念，無需瞭解更多歷史細節與世道進化機理，你只需明白九品官人法是一個落後的、腐朽的概念，而科舉則就是一個進步的、開明的概念，後者取代前者，便是一種進步，毋庸置疑。
如此一來，世族豪門鄉聲譽望何以名爲“郡望”而非縣望或州望，這就是一個非常值得玩味的問題。但無論如何，大梁新朝創設伊始，郡作爲一個行政實體被直接廢除取締，這在無形中就化解了相當一部分郡望給世家舊族帶來的實際惠利。
州權下放，郡治廢除，相應的縣這一級行政單位的存在感便得於大大加強，而縣令也成爲大梁統治之下位卑而權重的代表。
在過去一年時間裡，中樞詔令下達兩千餘條，其中確定將會推行實施的政令範疇則達到一千條以上，而在這個範圍之內，單單直接詔達縣令一級的，便有七百條之多。
在這個事權下放的過程中，皇帝陛下更是親自身體力行，以實際行動表示出對於縣令這一級主政一方官員的重視。像是大業元年的三月、七月、十月等，皇帝陛下連續數次親臨中書省，主持各地縣令選任委派事宜。
皇帝有此私心，自然也在情理之中。天中學府創設經年，培養出大批時流少賢，但這些人或限於年齡、閱歷等等，還沒有達到大事推之的層次，但若就任百里一侯，則恰如其分。
這些人可謂是真正的天子門生，入學天中以來，深受皇帝陛下理念影響。現在他們正式踏上仕途，也正能將一身所學推及四方，實實在在的給世道帶來深刻影響。
在朝廷內外百官之中，覈定品秩，其中正一品並無職官，一品者，天人也，僅僅只是作爲老臣哀榮追贈，特旨一品寄祿。
從一品六人，太宰、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併爲六公，至於充滿霸府味道的大將軍、大司馬職則廢而不授，六公往往也只是作爲榮授而非常職。
正二品爲三高官官，也是臺省正式任事官員品秩最高一等，其中尚書省左右僕射特進正二品。從二品爲東宮三長、諸軍區大都督並禁衛六軍都督，畿內及陪都諸尹即洛陽、長安、建康三尹。
正三品爲三省副職、六部尚書、東宮三客、領軍都督、太常卿、宗正卿並上州刺史等。
至於作爲地方各級官長中新貴的諸縣縣令，則依縣治大小不同而分列正七品、從七品。同時，縣令一級的官員能否快速成長起來，也關係到大梁整體官制改革的深入程度。
諸州劃分之所以需要分步進行，主因並不在於事務繁重與否，而在於朝廷缺乏擁有執政一方經驗與能力的官員儲備不足。
雖然此前洛陽行臺也儲備了相當一批人才，但是之後河北、山西的收復同樣也帶來了大量的人才缺口。就算是有秘閣少賢專項培養，在短時間內，朝廷仍然缺乏足夠成熟、能夠推以州事而任的官員，只能等待基層才力成長起來，才能將改革繼續深入推進。
整個大業元年，洛陽朝廷都在忙碌中渡過，包括皇帝陛下本人，至於三省宰輔留宿於設於門下省的政事堂，則更是家常便飯一樣尋常。
努力自然就有收穫，當大業元年將近尾聲，中樞制度改革算是暫告段落，中樞與地方都開始井然有序的運行起來。
當然改革的步伐並不會就此頓住，像是明年之後，內外政令、職任都已經運行過一段時間，優劣如何肯定也都會有所彰顯，因此僅僅只是搭建起框架的御史臺便需要仔細擴充起來。
因此在大業元年末尾，遠留守長安的李弘便被調入朝廷，正式擔任御史大夫，開始選募諸侍御史、監察御史並各州縣觀察使，可謂是磨刀霍霍向百官。
與政務上章制悉定向呼應的，便是朝廷在用兵討逆的軍事方面，同樣保持着高歌猛進的姿態。
河北謝艾所統王師仍在穩定高效的打擊圍剿着以石虎之子、僞趙王石宣爲首的羯國殘餘，並將羯國殘餘勢力驅出原趙郡、新興郡等區域，將這些羯國殘餘完全限制在了雁門、代郡等邊地，再也沒有力量去破壞河北整體的入治情況。
與此同時，隴右王師也是頻奏凱歌，在原涼州州主張重華出走東歸入洛之後，原本涼州相持不下的局面便不復存。
庾曼之在接手張重華所留下的枹罕、姑臧等重鎮之後，隨着關中援兵抵達隴上，即刻便向盤踞於張掖、酒泉等地的張祚勢力發起進攻，數戰皆勝，直將張祚逐入敦煌胡部之中，並最終在十月初勇克敦煌，胡部酋首膽寒之下獻上張祚首級。
大業元年末尾，以隴右獻捷而告圓滿結束。臘月中，皇帝陛下攜同臺省文武羣臣，於舊洛軍城並觀演武。此次演武，各邊精銳軍衆與會者共五萬之衆，甲數雖然不可稱爲至盛，但論及精悍勇武，則遠邁近代，不遜古朝。
演武之後，皇帝陛下詔示諸軍，將於天中再設講武堂，令各都督區、軍府並鄉屯並選武貢，朝廷兵部以射策、韜略、弓馬、抵技、軍器、營庶等六科武試選才，六科優選並授牙門、驍果校尉，爲國儲力，選赴戎用。
此次武舉，耗時三月有餘，內外諸軍精勇並百姓驍勇樂戰者俱活躍其中，優中擇異最終選出牙門將才三百六十人，並授舉人，以武名號。這已經是轉年春末，諸武舉將才追從奮武都督、汝南王沈雲大軍南下，匯同原荊州鎮卒正式向蜀中成漢政權發起滅國之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