爲了加速葡萄酒的出現和推廣，劉協讓治略臺撥調五千萬錢給皇甫雁成立涼州酒社，又撥調三千八百萬錢給工院用於研究葡萄的種植技術和葡萄酒釀造工藝。
劉協沒有想到，他爲了扶持涼州農業而做出的調整，竟然讓歐洲葡萄酒業在未來的十多個世紀都處於非常狼狽的處境，直到法國白蘭地的出現，才使歐洲的葡萄酒業擁有和大漢葡萄酒業平等對話的資格，而涼州出產的葡萄酒，尤其是涼州酒社經過幾個世紀發展，在六世紀中葉分化出的皇甫葡萄酒社和大漢皇室葡萄酒社，更是長期佔據世界頂級高檔葡萄酒市場。
到了六世紀初期，涼州的葡萄酒業已經出現了以無核白和馬奶子按三七比例爲原料釀造的白馬香檳、以木納格和田紅爲原料釀造的木納格紅葡萄酒、喀什哈爾乾紅和索索葡萄酒四大著名葡萄酒。
到了二十世紀末，在涼州金威發現了三千多桶的產於公元十六世紀中葉的索索葡萄酒，更成了世界上身價最高的葡萄酒王。
中國政府將其中一桶儲存在劉協的帝陵中，以感謝劉協爲中國帶來了這一份特殊的榮譽。
然而榮譽不僅於此，劉協經過一段時間的總結，在整個楚地推廣農場制，採納的正是後來共和國所用的農墾制度，將楚地官田分成一千多個農場，在治略臺下設置農墾司，通過農墾司在長江以南推廣農漁結合和稻麥兩熟制度，對漢中、南陽、汝南、壽春則推廣農畜結合和稻麥豆混種制，在涼州和西域推廣農牧結合的方式，主要農業經濟作物集中在棉花和大豆。
和後期共和國所用的農墾制度一樣，劉協的農場分爲軍墾和民墾兩種，不同之處在於劉協並沒有將農場劃歸朝廷直管，而是將管理權限交付百姓，並讓商社和農場之間的合作加深，決心用市場主動引導農場的種植物。
自此之後，和商社經濟一樣在中國經濟長期佔主要地位的農場經濟正式出現，在未來數千年中，中國經濟主要的推動力量就是熱衷社會分工作業和技術化革新的農場、商社兩大經濟組織形式。
隨着襄陽礦社的出現，鐵礦在襄陽礦社以煤精爲基礎，直接大規模鍛造成鋼錠，然後分銷到各地鐵匠鋪，這樣的模式導致了鐵器生產成本的降低，大部分百姓在農耕中廣泛使用鐵具。
在劉協的引導下，商社的大規模擴張，大量北方流民直接成爲長工，在商社打工，集約化的生產和木製機械的使用，促使商社的產品成本大幅度降低，其中麻絹、鐵器、陶瓷、麪粉等日常商品降價最大，楚地最初的自耕自補、自坊自足的小農經濟已經受到了影響，百姓們不再自己紡織，而是將麻、絲、稻麥售賣給商社，再從商社購買現成的貨物滿足自己的生活所需。
爲了促進城市建設，劉協將金陵城內部的土地大規模租售給東南商社，讓東南商社根據城市規劃自行建設房屋，然後統一對外銷售，這使得中國出現了最早的房地產商。
由於東南商社壟斷了整個金陵城建設工程，可以說在短短半年之間資產上漲百倍，而吳家雖然只分利十分之一，仍然一舉成爲江東首富。
吳家一夜暴富的神話導致了大量商人開始涉足這個行業，糜家、蒯家、蔡家、張家、黃家等楚地諸大豪門紛紛出資進入，爲了避免張昭和蒯良出現徇私的局面，劉協最終安排黃家和蔡家成爲國商，其他都定爲民商。
劉協思考一段時間後，規定以後的大量城市改建工程、水利灌溉工程，甚至是軍事設施的建設都包給各大商社，但所有工程必須分包給三家或三家以上，總之誰建的好，誰的機會就多，在劉協心中，這也是依照市場競爭的原則辦事。
按照後世的經濟原理就是投資導致相關行業的產值增加，導致就業率的增加，最後促使消費增加，提高經濟增長率。
隨着這道律令的下發，劉協同時批覆了上庸、襄陽、新野、長沙、淮安、南昌、會稽、江夏、武昌九個城市的擴建工程，長江、襄江、淮河這三江沿線，以及白馬、太湖、雲夢澤和鄱陽湖周邊的十五個新水利灌溉工程，整個計劃在五年內完工，其中三分之二的資金由治略臺和各郡太守府向襄陽銀莊貸款所得，日後再依靠楚地賦稅和各郡賦稅歸還，這也使得楚地的經濟發展從最初的積累到投資，改成從投資到收益的模式。
這次楚地改建的五年工程將會使各大商社都能夠賺足錢，當然也會促使整個楚地農民大量流向商社。
當農民流向商社之後，人均土地佔有率的增加也會進一步導致牛耕和馬耕的推廣，進一步提升生產力。
毫無疑問，經過劉協主導的更細緻的楚地新治之後，楚地進入了一片特殊的繁榮中，大規模的商業投資和工程投資，農業技術的全面提升，引發了新一輪楚地經濟增長。
可惜的是，一些劉協都沒有發覺的危機正隱藏在繁榮表象之下，隨時準備咬斷新經濟的命脈——金融體系。
經濟的發展和提升是有它的客觀規律的，擅自改變經濟的軌道，讓經濟實現跳躍式提升的代價是巨大的，也是很危險的。
不能指望荀彧和張昭去發現這種危機的存在，即使他們發現了，他們也沒有能力應付這樣的危機，一個站在小農經濟基礎上的半壟斷半市場主義的經濟模式是註定不穩定的，市場給與劉協的選擇只能是更激進的再進一步，或者倒退回最初的開始。
這是劉協自己釀造的苦酒，他必須孤獨的一個人飲下去，甚至是帶着一絲悲壯和無奈，像賭徒一樣全力一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