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統皇帝劉維箴，綜其帝王生涯，最讓人詬病的，不是政治上的不作爲，而是貪戀美色、耽於享受、寵信宦官。前者出了問題，自有執政大臣們擔責背鍋，而後者，則是評價一個皇帝德行的重要指標。
雖然，後者很多時候往往能視作皇帝的私務，無關大義大節，但實際情況顯然不是，皇帝的家事與國事可沒法這麼簡單地切割開來。
皇帝的表現如何，對帝國的影響從來都是深遠的，包括劉維箴這樣一個太平天子，畢竟，他坐在幾代先皇打下的基礎上。帝國體制賦予皇帝的權力，即便染上了塵埃，其根本上依舊是強勢的。
而劉維箴，在享受了二十多年美色之後，也終於遭到反噬，並且，將朝廷內部最大的矛盾徹底引爆。
二十四年初春的“馬上風危機”，劉維箴是實實在在往鬼門關走了一遭，事發之時，如非宮娥尖叫，侍候在外的宦官蔡訣闖了進去，憑着自身掌握的“醫學經驗”，採取了一定緊急措施，或許劉維箴當場就駕崩了。
在這裡，需要講一講蔡訣，這真的是個老謀深算的大太監，鑑於皇帝漁色的習性，私下裡，很有預見性地同御醫學習相關急救知識，以備不時之需，最後還真用上了
但即便如此，在一干大醫國手的努力下，又是施針，又是用藥，劉維箴也足足昏迷了一日多，方纔甦醒過來。
作爲帝國皇帝，尤其一個在位時間不算短的皇帝，對於帝國的整體格局而言，就是一個最佳穩定器。
即便他怠於政務，久不臨朝，但只要他待在皇宮中，修道也好，漁色也罷，他存在着，那麼不管外朝鬥得有多兇，政局有多亂，都是有個最基本限度的。
當然，所謂的“底線”其實是很低地，真到那個程度，那麼大漢帝國的毛病也必然很是深重的。而有一種狀況，則能夠輕易突破所謂政治鬥爭的底線：天崩地裂。
在大漢帝國，難道還有比皇帝大漸更嚴重的事情嗎？絕對沒有！
比起煌煌至尊之位，那些權貴們爭得頭破血流的尚書令之職，又算得了什麼？
當然，不是因爲劉維箴這一倒下，大漢帝國冒出了多少亂臣賊子，而是因爲，當帝國面臨天變之際，那此前政治鬥爭原則也將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還是那句話，一朝天子一朝臣，其中牽涉的權力、利益之爭，是以讓所有局中人刺刀見紅。
於是，當消息傳開之後，各方勢力聞風而動，不只是在朝重臣，許多沉寂已久的勳貴也都忍不住浮出水面，至少有密切觀望局勢發展的舉動，京畿流言風起，局勢波詭雲譎。
當然，所有人秘密應對準備之餘，最關心的，除了對手的動向，便是皇帝的具體狀況，而一切行動的準則與前提，都以龍體安危爲先。
劉維箴昏迷了整整一日還多，而一日的時間足以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也可以想見，在此期間，隨着時間流逝，宮廷內外是怎樣一種緊張的局面。
在這樣的氛圍下，作爲尚書令的王士廩，也不可能無動於衷。甚至於，迫於幾年來朝中始終高企的政治壓力，他不得不採取一些更爲積極的應對策略，而憑藉着尚書令的權威與便利，他也能做得更多。
但有些事情，往往是多做多錯，尤其王士廩本身就處在一個敏敏多擾的位置上。
如果可以，王士廩也希望劉維箴能夠聖壽延年，但情況緊急攸關社稷安危了，做一些應對準備也是應該的，畢竟也是爲國家大局考慮，他可以做此解釋。
於是，在確認皇帝昏迷，並且長時間不見好轉之後，王士廩開始行動了。
如果說，聯（強）合（迫）衆宰臣，對朝廷諸部司衙署進行緊急管控，還屬他職權範圍內的維穩措施，那麼以尚書令名義，敦促樞密院下達戒嚴令，乃至於越過樞密院與幾名禁軍將領取得聯繫，並通過武德司監察京畿，這系列行爲就很難逃脫逾制亂法的嫌疑了。
王士廩的祖父王玄真，履歷實在豐富，從武德使到封疆大吏，再到輔政宰臣（康宗時期），給王氏子孫打下了豐厚的底蘊。當王土廩崛起之時，那些底蘊也就逐漸轉變爲實力。
經過二十多年苦心孤詣的經營，王士廩的影響力已經十分廣泛，幾乎覆蓋帝國軍政的方方面面，其中並不乏強力實權部門。
由此可見，正統時代下王士廩這個尚書令的權威有多強大，也可知在過去的八九十年間，帝國政治發生了怎樣巨大的變遷。
若是在世祖時期，宰相把手伸多長，他墳頭的青草便有多高，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當時與趙普相爭的盧多遜了。即便從太宗時期開始，對“首相”的定位越來越清晰，但對其權責也是有相當嚴厲的約束的，世宗皇帝就更不用說，他統治生涯中，有很大一部分時間與精力都花在收權、攬權，強化皇權上。
也就是到劉維箴繼位後，尚書令的權威是一任比一任強，直到出現王士廩這樣一位權謀家。但有一說一，王士廩的出現，天時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得是在這樣一種“特殊”的歷史時期及條件下，方纔崛起這樣一個權相。
與此同時，以漢帝國上百年方形成的政治生態與格局，其強大、頑固程度，實則也非王士廩所能輕易撼動。問題的關鍵，還在於皇帝劉維箴。
也就是在倒臺之後，王士廩才真正、重新認識到，比起皇帝的信任與支持，他二十餘年所積攢起來的權勢，只是空中樓閣，缺少了劉維箴的背書，就像抽掉了柱樑，面對那些早已深根於帝國方方面面的功臣老貴的反撲，最終也只有轟然倒塌的結果。
在劉維箴昏迷的一日多裡，當然有許多忠心耿耿的臣僚，表現最突出也最關鍵的，毫無疑問是內侍行首蔡訣，以及大內都指使崔鎬。
前者不必多說了，不僅保命，還嚴格督促御醫救治，形影不離地照顧，爲挽救劉維箴盡一切努力。
至於崔鎬，乃開寶名將、興平伯崔翰之後，事發之後他只做了一件事，率領大內軍牢牢守備宮城、皇城，控制進出，尤其是御駕所在垂拱殿，五百侍衛嚴密守護，打消了諸多染指企圖。
而其餘大臣的所作所爲，最讓劉維箴寒心的，也莫過於王士廩了。如果說其他事項都還有解釋的空間，那麼他在晚些時候，將太子劉修遠從東宮接到廣政殿的做法，則使幾十年君臣之間再無一絲信任餘地。
當然，君臣之間所謂的心心相應，本身就是一種十分脆弱的東兩，其中也必定存在有關政治利益與形勢的內在邏輯。
而那套“邏輯”，從劉維箴醒來，並瞭解到在他昏迷期間帝國大臣們都做了哪些事後，便開崩潰了。
對王士廩的舉措，劉維箴說了這樣一句話：“當初扶立了一個皇太孫，如今還欲扶立一個皇太子？朕還沒死！”
這句評價，也宣告了王士廩政治大廈垮塌的開始。
作爲帝國皇帝，哪怕是劉維箴這麼個人，一舉一動都對朝局政情有着重大影響。在他恢復意識後，京畿之內的風波在短時間內全部平息，一切又彷彿回到之前的樣子。
當然，那只是一種錯覺。經此一“劫”，心態發生巨大變化的劉維箴，也讓帝國政局迎來一個重大轉折，而朝野內外反覆醞釀了三年多的政潮暗涌終於迎來一場徹底的爆發。
從正統二十四年二月開始，朝中再度爆發出針對“相黨”的集體攻訐，從宗室到外戚，從勳貴到大臣，紛紛上表彈劾。
這樣的情況，在過去三年並不少見，但此一次顯然要更爲特殊，不只是規模，一些從未冒頭的勳臣老貴也開始展現其攻擊性。
而王士廩此次，再也平息不了，因爲他喪失了壓制衆臣羣貴的實力。在朝堂喧器之際，皇帝劉維箴拖着病體，於垂拱殿坐朝問政，聽取大臣們奏報。
帝國的行政權力中心，便從廣政殿重歸垂拱，皇帝此舉，自然使王士廩大爲尷尬，而羣臣態度熱切，行動踊躍。
而劉維箴升殿議事，議的當然不是政務兵事、軍國大事，他既沒那個能力，也沒那個經驗，但他是大漢皇帝！
在聽取了大量關於尚書令及其黨從的彈劾之後，劉維箴開始了動作，以宰臣中書侍郎蕭偃權刑部尚書、都察使王弘範、大理寺卿魏景淵，率三司臣僚，對一應彈劾、舉報人與事進行調查……
這個決定意味着什麼，於朝廷內部那些真正的大佬，於那些對帝國政治格局有着深刻理解的人而言，可謂深悉其妙。三名重臣之間，最大的共通處，便是出身勳貴，無不有一個風光顯赫的祖宗。
於是，更大規模的行動開始了，一步一步，羣起而攻。
在這個過程中，伴隨着又一樁“武德使之死”的疑案，時任武德使的鄭曠暴斃於廣府中，皇城司的間探們則大肆活動。
半個月間，幾十名相黨與疑似相黨的官僚受到調查，其中有些官員甚至直接被捕下獄。面對這種情況，王士廩這棵參天大樹，卻連一點風雨也不能遮擋了。
當然，王士廩不是沒有嘗試挽回，只不過，自劉維箴甦醒之後，他僅同羣臣一起覲見過兩次，後面連面都見不到了，每次前往都被蔡訣擋駕：官家正忙於國事，不便接見王相公。
一直到吏部尚書畢光琳被皇帝以結黨、瀆職、逾制、亂法、營私等十項罪名下詔獄。
此詔一下，滿朝轟動，而“倒王”事業的大局也基本奠定。畢光琳的身份也不一般，並非因其祖上乃開寶、雍熙名臣畢士元，而因他作爲王士廩的姻親，屬於“相黨”中舉足輕重的人物。
當畢光琳被拿下了，局勢還不夠明朗嗎？王士廩還遠嗎？
到這個關頭，王士廩也徹底醒悟過來，就像30多年前輔助劉維箴奪嫡時那般聰敏，洞察局勢。他沒再做其他多餘的動作，而是主動上表請辭，欲以年高致仕，尋求一個體面。
可以，對其辭呈劉維箴選擇留中，而不表態就是最明確的態度了。
事實上，因爲王士廩之事，朝廷上層權貴官僚之間的矛盾已經十分深竣了，朝野內外的怨言，可不是能夠輕易平息的。即便劉維箴能稍擡一手，其他人、勢力也不可能輕易罷體。
一直到正統二十四年三月初九，已經閉門在家七日的王廩，終於被一些來自宮內的宦官、侍衛帶走，府邸也被查封。和畢光琳一樣的套餐，下詔獄，但罪名可就多多了，足足羅列了二十七條。
尚書令被獄，從大漢帝國的歷史帷度來看，都是一件極其少見並且嚴重的政治事件。而由此開始，一場自上而下、由內而外對王士廩黨從勢力的清算，也迅速展開，在缺乏分寸與尺度把握的情況下，更進一步地傷害着帝國的政治生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