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熙三年（995年）春三月七日，洛陽城內的巡檢兵卒以及洛陽府諸班差役，集體出動，維護治安。
如此動靜，倒不是除了什麼突發重大事件導致城市戒嚴，相反，此時的洛陽城內一片祥和，安定繁榮，市井坊間，街頭巷尾，都籠罩在一種喜慶的氛圍中。
因“東京爆炸”事件而專門設立的應急救難官兵，則全部投入到街市之中，進行治安防火巡察，領着每個公所的職吏對轄下每一街坊進行檢查，挨家挨戶地宣講提醒防火事宜。
這一日，乃是嘉慶節，作爲五大節之一，官府有些特殊的應對準備，也再正常不過了。
算算時間，距離“嘉慶節”之誕生，也足足四十多年過去了。漫長的時間下來，在官方不斷的強化推動下，也足以真正走進千家萬戶，融入到大漢子民節慶生活中了。畢竟，有太多大漢小民因天災人禍、疾疫流行等意外因素影響，走完一生都不需四十年。
而嘉慶節走過這四十多年，從節日內涵到節慶形式，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嘉慶節的設立說來也多少帶有那麼一絲偶然，一部分官員依前朝例，上表請賀皇帝萬壽，而彼時纔剛鞏固大漢政權不久的世祖皇帝更需要進一步樹立自己的權威，於是從諫如流，把自己的生日設爲嘉慶節。
最初，也只是侷限於宮廷之內，朝堂之上，漸漸地隨着世祖皇帝權威益固，功高蓋世，在宣慰司的積極宣揚下，官方的慶祝活動也開始朝民間擴散蔓延。畢竟聖主臨朝，全天下的子民也都該、都想沾一沾皇帝的喜氣與瑞氣。
每一個節日都有其特性，有其顯著的標誌，嘉慶節也不例外。經過這麼多年的演變，比起單純地爲皇帝賀壽慶祝，嘉慶節也更像是一個祈福節了。
每到這一日，只要有條件的大漢士民之家，都會沐浴淨身，換一身新衣，焚香禱告，各地方在這一日也多有祭拜活動，士民多積極參與。祈福的形式則呈現多樣化，放紙鳶，放河燈，跳祭舞等等，很是豐富。
至於大漢百姓祈福的對象，同樣衆多，朝廷在這方面並沒有強制規定。因此，不管是祖宗英靈，還是皇天后土、仙佛大帝，只要不是朝廷明令禁止的淫祠、邪神，都任其拜祭。
隨着世祖皇帝駕崩，幾乎是一種潛規則，他成爲官民必須祭拜的一尊神。說來也是讓人感慨，世祖皇帝在世時官民的敬拜未必有多真誠，反而是死後，卻讓人發乎內心地去祈福祭拜，希望能得到庇佑。
或許在小民樸素的認知中，脫離了肉體凡胎限制的世祖皇帝，才能靈魂不朽，才能真正澤被萬物，庇佑賜福每個心誠的子民
當然了，求佛問道者，還是居其多，這樣的社會氛圍中，也讓嘉慶節成爲佛道兩家一項重要節慶。每到這一天，京城內外的佛寺、道觀，都是大開山門，廣開法會，講道啓靈，以度世人。
尤其是白馬寺的無遮大會，紫金觀的天地法會，往往聚衆上萬，信徒雲集，這個過程中，各個山門香火錢也必然數倍乃至十倍於平常。
今年就更不尋常了，白馬寺請來了遊方講禪的廣濟禪師。這廣濟禪師來歷已不可考，只知道他學佛二十載，而後遊歷天下佛道，苦尋大道，四十餘年，不曾停下腳步，最遠甚至去過於闐、安西。
當然，由於佛理高深，“業務素質”也過硬，取得朝廷授予的“執業證書”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並且還是由欽天監頒佈的最高等級的印有龍紋的金冊。
與之相對的，丹鼎道的紫陽道長也出現在紫金觀。這紫陽道長當然也是一位奇人，據說他在華山修道三十載，渴見陳摶老祖而不得，但是，三十年之大毅力最終還是感動了老祖，有一日紫氣東來，老祖於夢中傳道，授他大道真章
然後就一發不可收拾了，雖然道門派系紛雜，有如一盤散沙，但由於與世祖皇帝之間的數度淵源，陳摶老祖在天下道門的心目中地位還是極其崇高的。
因此，傳聞得到老祖真傳的紫陽道長，自然水漲船高。不過，有一點不得不提的是，這紫陽道長是在世祖皇帝駕崩後纔開始走出華山，箇中緣由就耐人尋味了.
但不管如何，佛道文化的注入，也讓嘉慶節豐富了內涵，有了能夠傳承更久遠的基礎。
如此嘉慶，官方民間大小會扎堆，如何能不讓巡檢司與洛陽府緊張了，治安秩序是一方面，防火更是重中之重。
凡祭祀活動，必明火氾濫，也就導致易於走水，發生火災。這是多年下來，洛陽官民用生命、財產損失總結出來的經驗教訓。
但是，不管怎麼防備，怎麼宣傳，該發生的終究會發生，官府也無法顧全到洛陽內外上百萬的人口。
於是，城東南位置的履信坊又突發大火，所幸有巡檢兵丁反應夠快，迅速趕至，組織滅火救人，纔沒有釀成更大的災難。即便如此，也禍及三五家宅庭，老老少少七八人燒燙傷.
而市井之間，被快速撲滅的小火小災，更難計其數，城內外最爲忙碌的，承受壓力最大的，大概就是來回奔波巡察的巡檢、府衙兵丁差役了。
煙火氣籠罩下的大漢帝國，固然不是所有人地方都如兩京一般繁華喧鬧，但不論是城池、市鎮還是鄉村，在同一節慶習俗，在相同的祈祭行爲下，隱隱達成了共鳴。
這也是一種潤物細無聲般的文化認同，對帝國的認同，大漢朝廷的統治也是在這種習以爲常之下，浸潤人心，觸及到龐大疆域的每個角落，當然這種觸及有深有淺。
民間一片熱情，中樞朝廷同樣有活動，雖然被皇帝劉暘砍掉了那些奢侈鋪張的慶祝，但高壇祭天，太廟祭祖，功臣閣祭靈，還是一樣不落，由皇帝親自帶頭。
祭祀對於一個國家來說，實在是排在前等的大事，而嘉慶大祭，也已經成爲大漢一年中最重要的政治祭祀活動。
或許千百年後，大漢帝國早已衰亡，什麼豐功偉業，盛世王朝都化爲烏有，但嘉慶節、祈福節卻依舊能延續下去，即便在漫長的時光中人們會遺忘乃至忽略節慶之來源，但只要煙火氣起，祈福聲響，對世祖皇帝來說，仍舊是一份來自千百年後的告慰
中央之國有一個衆所周知的特性，給他幾十年基本的治安秩序穩定，他就能還你個輝煌繁榮的盛世。
這一點在世祖皇帝時代，已經有所體現，生產力的巨大進步，帶出經濟與物質文化水平的顯著提升，若不是擴張的力度太強，以及世祖晚年時期的一些劣跡，所謂的開寶盛世或許能顯得更真實些。
但即便如此，世祖皇帝留下的這份基業，只需稍加打磨刷新，就能煥發蓬勃的生命力。承上啓下，打造一個真正繁榮富足的盛世，這也是皇帝劉暘的歷史使命。
歷朝歷代，所謂治世、盛世，都是在一個封建君主專制體制下實現，所有繁榮的背後都避免不了統治階級對黔首小民的無情剝削，而治盛世的成色如何，一看生產力水平恢復發展得如何，二則看剝削階級的底線在哪裡.
同爲封建帝國，大漢即便打破了歷代疆域之極限，科技、生產力水平也有極大提升，但較前代並沒有本質的改變，這也是從立國之初就固有的特性，基因序列就是這麼排的。
但不提太久遠未來的事情，就當下，隨着皇帝劉暘以強力手段約束起統治階級，澄清吏治，打擊不法，給下民更多、更寬容的生存空間，那種根植於大漢百姓骨子裡的生產經營能力，也再一次地迎來爆發。
有些事情的成效需要時間來檢驗，而有些變化則是立竿見影的，一年多的時間，從中樞到地方上千官吏的處置，幾千家豪強地主的強制外遷，皇帝劉暘就這麼擎住了蒼穹，扛住了江山，也讓大漢這片天下的芸芸衆生多了幾分喘息的空間。
當劉暘的種種作爲，說穿了也沒什麼複雜的東西，外事和平，內事休養，崇法治吏，克己安民。
或許連世祖皇帝都沒真正看出劉暘的一種特質，那就是極致的剋制，如果說太子時期需要韜光養晦、小心翼翼，那麼這已經是登基之後的第三個年頭了，從劉暘身上依舊看不到多少私慾，沒有任何個人享受，曾經在世祖晚年流行於宮廷上層之間的奢靡之風，幾乎被劉暘一掃而空。
雖然劉暘嘴裡一直說着，是在效仿世祖早年之簡樸之風，但兩者之間是有天地之別的。
說來或許有點不尊重，世祖皇帝在幹祐年間的節儉利落，那是國力所限，說白了就是窮的，看看開寶後期的他吧。
而劉暘時代呢，就算不提國庫，少府的財富可是堆積如山，都可任其享用的.所以說，一個能掌控自身，控制住內心私慾的人，大概率是能成事的，而身爲皇帝也能做到，並且長期堅持，那麼這種人實則也很可怕。
大漢的權貴與官僚們，也會慢慢發現，世祖皇帝雖然息怒無常，動不動就殺人，但只要別突破底線，甚至只要不倒黴地落在他手裡，那就日子照過，酒照喝，舞照跳，美人照玩。
而雍熙皇帝，雖然寬厚，沉靜而文雅，也慎於刑殺，但他對朝制的維護，對所有人的管束，卻更讓人習慣於特權、越權逾制者從裡到外的難受。尤其是，犯了法，就想着往海外趕人，實在太過分了。
當然，比起開寶時代，雍熙時代在政治氛圍上還是要寬鬆很多的，如果說不讓權貴犯法虐民也算“苛政”的話，那麼這或許就是劉暘最苛刻的地方了。
還不如世祖皇帝時自在呢！這，或許是一部分人的心聲了。當然，人考慮一件事往往從自身利益角度出發，糾結於某一點的同時，也往往忽視一些東西。
持此類想法的人，大概就忽略掉了一點，雍熙皇帝處置的權貴、官僚、地主，世祖皇帝碰到了，同樣會嚴刑峻法，甚至搞株連族滅，只不過，要“碰”到才行。 雍熙三年，秋七月，盛夏的尾巴勾出秋老虎，天氣還有足有幾分炎熱的時候，鑾駕起行，開始了劉暘皇帝生涯中的第一次正式出巡。
雖然如山堆疊的奏章幾乎把劉暘淹沒，各地糾察成果也很顯著，利好的消息如雪片般呈至洛陽皇城，但劉暘仍舊想着親自出去走走看看。
當然，這也是在朝政穩定，國家益安的情況下，劉暘纔敢動此心思，否則仍不敢擅離京師。
出巡計劃定下，對於出巡可能造成的影響，劉暘也是儘可能考慮周全，儘量不給地方添麻煩。
出巡費用，國庫只承擔正常的官員俸祿，官兵餉銀，軍輜供應，其餘用度開銷，悉由少府支出。爲此，劉暘直接批了一百萬貫錢，當然，在他的計劃中，這些錢可不全用作行營所費，而是考慮到對一些貧苦小民的施恩降惠，以及地方清正官員、德義之士的嘉獎等等。
隨行人員，劉暘也是務求精簡，官兵只有三千大內軍，由李繼和統帥護駕。由於當初李繼和報信的“忠勇”表現，劉暘登基之後，給足了彙報，一躍從大內十六營中脫穎而出，直升爲大內軍都指揮使，這可是正三品的軍職。
李氏兄弟所受恩寵之盛，也由此可知，不過也正因如此，他這個大內軍都指揮使註定做不久。
至於隨駕臣子，主要有四人，內閣學士王旦，宰臣是都察使韓徽，趙王劉昉，以及才成婚不久的皇長子、汝陽公劉文渙。
關於劉文渙的親事，在京中還一度引發轟動，倒不是婚禮排場有多奢華宏大，也不只是他皇長子的身份，還因爲他結親的對象——常瀠，在京中名氣很大。
常瀠出身自然不是普通人，真要說起來，就得追溯到其曾祖父常思了，那是高祖的從龍之臣、開國元勳，郭威都得呼之爲“常叔”的老貴，雖然後來因爲貪戾不仁、違法亂制，被世祖皇帝處置了。
但是資歷畢竟在那裡，又始終維持着與郭氏之間的親密關係，老常思死後，雖然日漸沒落，但郭威在世時，念着早年的一份香火情，也頗多照拂。有才者，還是予以支持提拔，就比如常思之子常炬就曾做到汾州刺史。
至於劉文渙娶的常瀠，則是當代常氏家主常琨的嫡女，常琨的官很小，只是個工部員外郎，但常瀠則十分不凡，名氣比他爹甚至遠比他曾祖要大。
首先是長相，此女十分美貌，男子見之，多傾心斷魂，據說有一次常瀠過西市，面紗脫落，真顏露出，引得街上四車連環相撞。
同時，常瀠還很有才情，琴棋書畫，詩詞歌賦，樣樣精通，17歲時，女扮男裝，在牡丹詩會上一鳴驚人，差點狀元孫何都比下去了。
這樣一位色藝雙絕，名冠京師，又是功臣之後的美人，自然引得京中權貴子弟爭獻殷勤，想要娶回家，上門求婚者幾乎踏破常府門檻，都爲其父常琨拒絕。
直到趙貴妃在一次與命婦們閒談時得知其人，來了興趣，召之一番觀察交談，心生喜愛，然後就動了召爲新婦的心思。堂堂的趙貴妃，給大漢皇長子納親，常琨當然沒有拒絕的道理，於是一番程序過後，常瀠成爲了劉文渙的正妻。
對於這門婚事，且不提多少京畿豪門子弟、士林才子夢碎，也不說市井之間有多少津津樂道的議論贊嘆，至少趙匡義是頗有微詞。也曾勸阻趙妃，不要納常瀠，在他看來，這常家父女動機不純，有經營名聲、待價而沽的嫌疑，不是良配。
然而，趙貴妃不聽，甚至覺得趙匡義這個叔父手伸得太長了，連劉文渙的婚事都要干預。同時，她看重的也正是常瀠那盛大的名氣，娶這麼個兒媳，也是爲劉文渙揚名，面上有光。
另一方面，以常氏爲紐帶，能夠加強與郭氏之間的聯繫，關鍵時刻也許就有奇效。
對於趙貴妃暗懷的這點小心思，趙匡義在得悉之後，是差點痛罵其愚蠢，見識庸短。
皇帝可是務實的人，你現在去沽名釣譽，經營虛名，這不是惹陛下不喜嗎？
同時，既然都已經想到可以拉攏郭氏，爲何不直接求取郭氏之女，繞常氏這個彎子，一個沒落的家族，上三代大幾十年前的交情，如今能剩幾分？郭侗的孫女，固然沒有常瀠的才色，難道還配不上劉文渙？
可惜，趙貴妃固執己見，趙匡義除了在心中大罵婦人之見外，也毫無辦法，除非皇帝否決這門婚事。
可惜，對於此時劉暘從沒有在明面上過多表示什麼，相反在劉文渙成親後，常瀠之父常琨直接由一個邊緣的工部員外郎，升任河北道監察御史。
鑾駕一路西行，過長安，下漢中，劉暘的視察十分仔細，定都洛陽的情況下，關西地區就不可能被忽視。
尤其是關中平原，當然不如曾經的沃野千里，但事實上每年的農作物產出依舊不少，在沒有朝廷這個龐大的吸血獸趴伏身上的時候，自給自足是綽綽有餘，這還是在刨除上繳稅賦以及支邊的情況下。
到了漢中平原，也是一般，豐富的產出，着實讓人歡喜。等進入劍南之後，光景就不是那麼好了，雖然距離蜀亂已經過去一年多了，但戰爭的後遺症依舊嚴重，瘡痍破敗之景，不下十年苦功是難以抹平的。
不管是氣候環境還是蜀中子民，都還處在一種緩慢的恢復期中，不過，成都平原上還是出現了成片的水稻，金燦燦的季節，這也是過去五六年中蜀中百姓經歷的第一個完整的農時，十分不易。
不過，這是一個好徵兆，也意味着劍南道已經恢復正常秩序，走在正確發展的道路上，有這些田，有這些人，有這些稻，終有一日天府之國的盛況還會到來。
多提一句的是，如今蜀中種植水稻，已然以占城稻爲主，在這方面，朝廷幾十年來還是做了不小的努力進行推廣，而大漢南方的水稻產量也逐年攀升，如今大米也和小麥一般成爲大漢百姓飯桌上的主食了。
到了成都，劉暘顧不得褒獎李沆、徐士廉、劉廷翰等文武對蜀中恢復的功勞，先拜武侯祠，再拜潘公廟，然後於成都郊外社壇，以告祭蜀亂之中的死難者，無分官軍還是叛賊。
同時，劉暘讓武德副使林特從蜀中各地找來各行各業的代表，請他們喝酒吃飯，傾聽他們的心聲，以此判斷民情，考察各地方官吏治政之優劣。
當然，更爲重要的，是劉暘很是大方地向蜀民致歉，言蜀亂是朝廷監管不力，官府施政不善，罔顧了蜀民之苦痛。同時與民立誓，膽敢欺虐良民黎庶之不法勳貴、官員、地主、商賈，必懲之。
不得不說，劉暘彎下身段，一番親民的操作下來，效果是顯著的。至少，隨着此事的不斷傳開，蜀中百姓對朝廷、對皇帝殘存的怨氣是徹底消解掉了。
他們有了這樣一種認識，皇帝與朝廷遠在京畿洛陽，對蜀中的監管有些怠誤是很正常的，結論：最壞的果然還是劍南的那些不法勳貴、貪官污吏、土豪劣紳。
在成都及周邊，劉暘足足待了一個多月，顯然，這就是他此番出巡的主要目的地。遭遇了嚴重禍亂的蜀中官民，也需要來自最高統治者的撫慰，再沒有比躬親視事更有效的了。
除了考察治政官吏，更重要的是遍訪民情，在鹽、茶、絲上尤其是重視，這可是蜀中的拳頭產業，甚至到南邊親自觀摩井鹽的生產製作流程，親切接見鹽工，把那些當牛做馬的鹽工感動得涕泗橫流。
原本，劉暘還想再往南，前往黔中、雲南去走一遭，結果被臣下們勸住了。黔中、雲南雖然歸附已久，但終究還是邊鄙之所，皇帝親臨，安全是一方面，山高林密的，難保不出現什麼意外，再加上氣候、疾疫的影響，更不得不防。
劉暘不是聽不進勸的人，嘆息着按下想法，不過卻遣使者傳詔，將黔、滇以及吐蕃一部分勢力強大的土司召集到成都來，設宴款待他們，一敘“情誼”，同時再度向他們保證，朝廷一定會尊重、保護他們既有之利益，當然他們也需向朝廷貢獻出自己的“忠誠”。
經過這麼一場“成都大會”，那些土司、頭人們很受感動，從雍熙三年起，大漢西南三十餘年沒有發生大亂，縱有小亂也被官軍、土司們迅速撲平了，有些甚至傳不到京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