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達廣州，老皇帝花了三日的時間來熟悉當地的氣候條件，然後方纔體會起番禺風物，即便老皇帝多感疲乏，腿腳不便，該走訪的依舊要走訪，哪怕只是做個樣子。
老一輩的人都知道，如今的番禺城與三十年前那完全是兩個城市，三十年間，從城市基建到城市文化，都發生了翻天覆地般的變化。
其中最直觀的，要數城市規模上的變化了。百年前，番禺雖然同樣是嶺南地區的中心城市，中州士人爲避戰亂持續南下，經濟、文化都有長足發展，但與眼下相比，也只能算中規中矩。
等到南粵劉氏統治時期，番禺城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老城得到新的整修，並且向南擴建至瀕臨珠江。在南粵時期，番禺城內居住的，主要是皇室、宮人宦官以及官僚、將軍、守衛，一般市民、普通百姓是沒有在城內定居資格的。
相反，依託着番禺城，在城東、城西起建了一大批的街坊、集市，加以道路連通，漸成規模。而這些南粵時期番禺城外的附屬街坊，則形成了幾十年後番禺的東西二城。
當年潘美平粵，挺進興王府，兵臨番禺城時，對於城池內外懸殊極大的情勢面貌有過一番最直觀的描述：番禺城外，小民之賤，有如豕犬。
可以說，當初朝廷平南，對嶺南百姓來說，是一場真正的“解放”，至少於廣州百姓而言，他們有了正常在番禺城內生活經營的權利
至今爲止，番禺城都未必能稱之爲南方最大的城市，但若說他是南方發展最快、進步最快的城市，卻也名副其實。比起三十年前剛剛南平之時，如今的番禺，在佔地面積上擴充了足足三倍。
在大漢城鎮化幾十年風雲間，如廣州番禺這般狂飆急進的，怕也只此一家了。傳統的市坊在這個進程中不斷崩潰，但也是有個過程的，有快有慢，有早有遲，而番禺城卻是最早緊隨京師改變市坊制度，進入新城市管理模式的地方。
甚至於，番禺東西新城的擴張建設，從規劃上就完全符合商品經濟、城市化的規律，在基建、管理制度以及經濟的結合度上，或許就連東京都比不上。
畢竟，東京除了商業化，還有濃重的政治氛圍，這是本質上的區別。曾經有中原旅人行至廣州府，只在番禺待了一日，便與同伴大發感慨，說在番禺感受到了別樣的風景，其後便在番禺安家、置業、定居，停下了遊歷的腳步。
在這類人眼裡，番禺大概是大漢帝國最自由、最開放、最包容的城市，在這裡，或許連呼吸的空氣都是香甜的
有一點毋庸置疑，番禺是大漢商業氛圍最濃厚的地方，放之全國，都是如此，這裡是商人、手工業者、航海家的天堂，當然同樣也是小偷、罪犯活動的溫牀。
這裡百業興旺，萬商雲集，各項資源集中，當前人類所能擁有的任何享受，都能體驗到。
當然了，與之匹配的，便是先進而嚴格的管理制度，在商業規則與制度的維護上，可以說番禺這裡是全國最細緻、最完備的。
其中最爲出名的，大抵是行市制度的設立與管理了，番禺在這方面，可是極其嚴格，甚至到了一刀切的地步。番禺雖有設縣，但在具體的管理上，廣州府的話語權是不需多言的，幾乎實現了垂直管理，在城市管理上番禺縣衙只是一個卑微的執行者。
而根據廣州府衙規定，番禺城內各行各業都需集中經營，集中納稅，相互之間，不得戧行，這既是爲了市場有序繁榮的發展，也是爲了方便官府集中管理。
因此，不像目前許多大漢城市中的“混亂”，番禺城至少在商業上，是秩序井然、井井有條的，行市內各鋪面商店也是鱗次櫛比。在嚴格的管理制度下，各種米市街、魚肉行、海鮮坊、瓷器街、香料坊、綢布坊、花鳥街、皮貨街、木瓦市等等行市應運而生。
每條街坊，都設在人煙稠密的地方，少則一條街，多則四五條街聯合在一起，經營的商鋪少則數十家，多則數百家。就連青樓妓院，在番禺城都得集中經營，照章納稅，而每條花街柳巷，都是廣州府的納稅大戶，平日裡可被“寶貝”着。
行市制度興起已經有有些歷史了，在大漢各地也都存在，尤其是大城市，但如廣州府這邊管理得如此嚴格分明的，卻也實在不多。
這樣的環境之下，久而久之，也使廣州府的行會制度發展得如火如荼，其經營組織程度也更高，位在全國前列！
在番禺城內行市間的經營者，都必需得加入行市行會，並繳納會費，接受管理，其一切經營活動都受到行會約束，行市內矛盾內部解決，行市外則由行會統一應付。商品定價權在行會，甚至於就連稅收都有行會代勞。
顯然，行會就是官府管理各行各業、各街各市最有力的臂助。但是，如此發展，固然省卻了官府很多事，許多時候只需坐着收錢即可，但也滋生了諸多矛盾。
比如行會對店家、會員的壓榨，在番禺街市上是很少見到欺行霸市的情況的，行市有制度，行會有規矩，敢有冒犯者，會迎來整個行會的打壓，一般都不會有什麼好下場。
而行會規矩主要各會長制定，而會長則是由一些名流、豪商擔任，官府只做監督。
各街市行會內部，往往也是矛盾重重，會長几乎可以說是每條街市上的土皇帝，權力與便利都很大，行會內部有實力的成員，爲了爭奪會長位置，往往也是勾心鬥角，手段齊出，暴力行爲也是層出不窮。
同時，同行業之間的大小行市間，衝突也是時有發生，尤其是商品議價權問題，過去三十年間，番禺城內發生了數次同行業行會之間的價格戰，乃至流血衝突，每次都得死不少人。
每個行會，也都豢養着一些打手，這些遊走在灰色地帶的人，也是城市治安的挑戰，很多犯罪都與這些暴力團伙脫不開關係。
這些蛆蟲，則與貧民窟，共同構成番禺城各種犯罪活動的來源。毫無疑問，番禺城的犯罪率，在全國範圍內，都是居高不下的。
種種矛盾，等等問題，都是在番禺商業經濟大發展的背景下產生的，但這些都難掩番禺在過去幾十年間產生的蛻變。甚至可以說，在當前的廣州府番禺城，已經誕生了資本主義的萌芽
城市之中，遍佈小資產階級，商人的地位也不似其他城市那般受到猜疑、鄙視、限制，甚至於開始對官府產生一些隱晦的影響。
番禺同時也是一個移民城市，外來人口占據番禺人口的絕大多數，相反，本地的土著人口，反而在長時間的發展過程中，比例逐漸減少。
外來人口，帶來了外邊的先進文化與技術，寬鬆的政治、經濟氛圍，也使番禺的文化開放而多元，不只有傳統的中國的，更有海外的、西方的
作爲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與終點，番禺城具備其他大漢沿海城市難以具備的優越條件與地位。自安史之亂後，海上絲綢之路開始興起，自番禺往返的船隊日多，但隨着大漢帝國在海外貿易政策上的放寬與鼓勵，在南洋諸島、各國活動的日益頻繁，番禺城獲得的發展福利遠超歷史同期，也是理所應當的事情。
而冬季，正是外番商船活動最爲頻繁的時候，沿珠江的碼頭上，幾乎每天都有滿載着大漢瓷器、絲綢、茶葉、鐵器等貨物的外國商船拔錨起航，伶仃洋上盡數順着季風揚帆南下海船
同時，番禺城內最引人矚目，也最惹人非議的，或許就是那雲集的外番人羣了。在往返番禺的外洋人中，商人只是其中一部分，他們每次大概待2-6個月，即便有些人爲了長期往來便利，在城中安宅置業，但屬於暫住人口。
與之相對的，廣州府境內還存在着一些常駐的外番人口，這些人數量以十萬計，僅番禺城內，便不下十萬。這樣的規模，在當前的大漢，是很誇張的，也是讓人不可思議的，全國大抵也只有廣州府有這個條件，也有這個環境接納這麼多人。
在這些外番人中，以大食人居多，高麗、日本、天竺次之，近些年來，南洋的一些土著商人也增多了。
來源成分複雜，身份也同樣複雜，商人乃是最普遍的身份，其餘諸如冒險家、水手、手工業者、逃犯、乃至流亡羣體。
當年，鑑於安西都督府在碎葉進行的“滅教”行動，朝廷也隨之頒佈了一系列的限制政策，對中原及大西北的大食及信奉ysl的外夷也多有迫害，這就使得許多境內的ysl教徒，要麼改變信仰，要麼逃奔他處，廣州府乃是很多人最終的選擇。
因此，廣州府外番人口是形形色色，如欲辨其成色，也是完全扯不清的。
而爲了安置這些外番人，廣州府還專門劃出了一些街道，專供其聚居、生活，核心理念仍是方便管理。這也就形成了番禺城內另一道特色，跨街連市的番坊街。
讓廣州府乃至廣南東道上下意想不到的是，老皇帝在廣州府，首先“開炮”的，正是這番坊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