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詩的存在（節選）
周汝昌（1918—2012），字禹言、號敏庵，後改字玉言，別署解味道人，曾用筆名念述、蒼禹等，天津人。他是著名紅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詩人、書法家，新中國紅學研究第一人、當代“紅學泰斗”。著有《紅樓夢新證》、《曹雪芹傳》、《石頭記會真》、《紅樓夢與中華文化》、《千秋一寸心》等。
詩，對於我們中華民族來說，不僅僅存在於“詩歌”這一塊園地裡，它遍被於藝術的世界，“滲透”在每個藝術分類中。
詩在哪裡？“在詩集子裡。或者在選注本中，在報刊雜誌的詩歌欄內。”這固然不錯。只是太狹了些，太拘泥於形跡了。
詩，涵懷於我們的廣闊的藝海中，幾乎是無往而不在。
詩，對於我們中華民族來說，不僅僅存在於“詩歌”這一塊園地裡，它遍佈於藝術的世界，“滲透”在每個藝術分類中。
“詩中有畫，畫中有詩”。這種話，藝苑文壇的人是爛熟的了。怎麼講呢？很簡單，不就是這個裡頭有那個的成分、那個裡頭又有這個的成分嗎？這原也不錯。不過，在我們的傳統藝術理論看來，中國畫不止是其中“有”詩，畫的就“是”詩。
易言之，詩是語言文字的詩，畫是線條、色彩的詩。推之，音樂，對我們來說，也就是聲音旋律的詩；曲藝是說唱的詩，戲劇是念、唱、做、打，綜合音樂、舞蹈、畫面、雕塑（一種“立體的畫”），熔之於一爐的詩。沒有詩，這種上述的藝術品種，中國老百姓喜聞樂見的那些民族形式，將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說，不會是中國繪畫、中國歌曲、中國戲劇這個樣子的。
四十年前，在大學讀西語系，一次在系主任——一位美國女士家裡，談起詩，那時我從一個“大孩子”式的天真出發，未免“夜郎自大”地誇耀起我們中國的古典詩是如何的高超美妙來。這時，在座的另一位美國女教師（好像是教經濟學的）問我說：“你們古代的那種詩，除了一些小小的感情的圖畫之外，還有什麼偉大的作品呢？”我當時意氣甚盛，聽了不大受用，駁了幾句，她還“將”一“軍”：“你們就沒有史詩！”
這下子，我被她問“倒”了。因爲我們確實“沒有”史詩呀，硬證面前就難以強詞奪理，但心裡說：“你哪裡能懂中國詩？史詩，史詩，難道只有它纔是‘偉大’的？要說史詩．中國不是‘沒有’，那就是太史公的《史記》！那是一部真正偉大的史詩。你能懂這些嗎？”爲了禮貌，嘴
裡沒說出來，心中賭着一口氣。
事後想，莫要怪她，她到底是道着了一層真理：一點不錯，我們中國古典詩主要是“小小的感情的圖畫”（恰好也是“詩中有畫”了呀！），翻譯成普通詞語，就是篇幅不是太長的抒情詩。
誰不承認這一點，誰就無法懂得中國的詩，也就難於懂得中國的其他藝術。
上文所講的，實際就是說，中國藝術的一大特色，就在於從其素質來看，無不具有極爲濃厚而又十分凝鍊的抒情詩的“氣質”在。
我們的祖宗，很會寫詩，一部詩總集那麼早就出現了，這部名字就叫《詩》的總集，雖然後來被經典化了，加上了“經”字，但它的最主要的本質也還是“小小的感情的圖畫”。我們古代把韻文分爲兩大類，西晉的陸機在《文賦》中早就作出了概括，指明這兩大類之一是“緣情”的詩，另一是“體物”的賦。可見，“詩”與“情”是不可分的，換言之，我們的詩從早就是抒情體。漢人的賦，果然是“體物”之作，比如“三都”、“兩京”這些描繪諸大都會的賦，有人甚至說是“類書”和“詞典”，但是這種賦“生活”的時期確實不久，很快就“變了質”。魏晉六朝，賦的“緣情”的成分越來越濃，曹子建的《洛神賦》，陶淵明的《閒情賦》。誰也不會承認它們還是“體物”之作，說它們是另一種形式的抒情詩，才更爲得實。六朝的一些極精彩的小賦，如《別賦》、《恨賦》、《月賦》、《雪賦》，形似賦物，實則滿篇都是情致，與漢賦迥異其趣。這就是，因情而寫景，寫景是爲抒情。“情”“景”交融，“詩”“畫”合一。這條線，貫串着我們的文學藝術歷史。
……我們的曲藝大鼓書，說唱藝術，該以“故事”爲主了吧？其實不然。嘗聽過三位鼓老——劉寶全、白雲鵬、金萬昌的鼓書。那些段子，看來好像是爲了傳寫歷史人物的可歌可泣的事蹟，但細一分析，“情節”實在是微乎其微，真正的“主體”，倒是一片唱嘆之音，每一段書，都是一篇絕好的抒情詩篇。
我們的戲劇，總該是以“情節”爲主了吧？其實又不盡然。拿西洋戲劇的定義概念來“套”我們中國歌劇，往往是似是而非，牽強得很。我們的古典戲，實在也會被外國觀衆看作是“小小的感情的圖畫”。我們並非沒有過“連臺大戲”，要演“三日夜”才完的“全本”，可是，說也奇怪，它們的命運也有點像“漢賦”，剩下來的久經“考驗”、千錘百煉、百觀不厭的許多名戲，實際上卻是今天連外國人也知道稱呼的“摺子
戲”。道理安在？說我們中國人、中華民族天生愛看的就是摺子戲。像是一種“解釋”，但什麼問題也沒有說明。
我想，原因之一（如果不是全部），可能就也是摺子戲者，本來即是“全本”之中最富有“抒情詩的素質”的那些單出，亦即詩意最濃的精華部分。
對劉寶全來說，不但《長阪坡》是唱嘆的詩，就連《鬧江州》也是詩，“故事性”始終不是主體的東西。白、金二老的“紅樓段子”，那就更不待言了，那真是絕妙的一篇篇的唱出來的抒情詩。《女起解》，有什麼“情節”好瞧呢？一個老“長解”差人，一個淪落不幸的妓女，只此二人，絕少“動作”、“熱鬧”，不過在起解的途中，抒敘了她的情感而已，而觀衆能爲之靜坐凝神地“聽”它。《夜奔》一齣戲，通場只一個“短打”武生，腰橫一劍而外絕無任何陪襯；從出場到閉幕，載歌載舞，英風俊骨，盡態極妍，觀者滿堂，被他一人“吸”住，一動不動，英雄失路，急奔梁山，倉皇窘迫，這是“故事情節”的力量嗎？那情節實在“場外”。
所以，女子蘇三也好，英雄林沖也好，渾身是膽的趙雲也好，魯莽可愛的李逵也好，《山門》的魯智深，《彈詞》的李龜年……一句話，到了段子活、摺子戲裡，抒情詩而已。
小說如何？也有抒情詩的素質嗎？有的，那就可以舉《紅樓夢》。曹雪芹寫人，個個是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但她們什麼模樣？你就說不上來，想不出來了。誰能說得出林黛玉到底是怎樣一個形象？這正是“寫神則生，寫貌則死”。曹雪芹寫事，也是充滿了抒情詩的氣息和境界，比如燈傘溪橋、秋窗風雨，或是冷月寒塘、中秋聯句，這都容易看到和講起，問題還不單在這裡；曹雪芹實際上處處是運用着詩的手法。如其不然，《紅樓夢》的魅力也就不這麼大了。
曹雪芹是大詩人。司馬遷好像沒留下詩句，但我深信他也是大詩人，否則的話，他怎麼可能寫出那樣一種中國式的偉大史書來呢？
還有魯迅。請讀讀他的小說，散文，處處有詩在。
“小小的感情的圖畫”，也對，也大錯。像我們文學史上的杜甫，他的一切——無論是“感情”還是“圖畫”，都不能算“小”。司馬遷、曹雪芹、魯迅，也莫不如此，他們都夠大的了，放在世界文學總和上去稱量稱量就知道。
在我們中國的藝術世界裡，詩無往而不在，以上便是證明。
（周汝昌著《詩詞賞會（修訂本）》，中華書局2011年版）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