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最大的政治優勢是與羣衆建立起一種密切的關係，而從執政後的實踐看，共產黨執政後最大的危險是脫離羣衆。執政是一個平臺、一個爲民謀利的機遇，也是一種考驗，是一場接連不斷、永無止境的考試。鄧小平說過，“由於黨現在已經是在全國執政的黨，脫離羣衆的危險，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而脫離羣衆對於人民可能產生的危害，也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進了城，執了政，是做官呢，還是當人民的勤務員呢？我們每天每時都要注意執政黨的特點。”
一、羣衆是政黨執政合法性的來源
共產黨一旦執政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要麼執政失敗，要麼政黨的歷史使命完成，否則不會讓出執政地位。這就決定了共產黨執政的彈性小、難度大，由此進一步決定了共產黨執政後最大的危險是脫離羣衆，所以執政後最大的課題應當是加強執政合法性建設。執政合法性就是羣衆對政黨執政的認同度。絕大多數羣衆的支持和擁護是執政的基礎和條件，是執政合法性的來源。無論馬克思主義執政黨，還是其他執政黨的地位，離開廣大羣衆的信任和支持，就喪失執政合法性，不管表面如何貌似強大，執政黨的地位都不可能維持多久。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蘇共爲代表的一批馬克思主義執政黨丟失政權並自行瓦解。蘇共創業時的輝煌和謝幕時的淒涼，其原因，從蘇共和羣衆的關係變化中不難尋找。自斯大林開始，政治上的大搞集權、特權、腐敗，使得蘇共及其幹部成爲特殊的利益羣體，而與羣衆越來越疏遠；提拔親信和一味對上負責的組織規則，導致大批庸人進入領導層，也導致黨的總體執政能力下降。蘇共領導層一邊講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一邊“公僕”們卻隨意損害“主人”的利益。一邊批判西方資本主義腐朽的生活方式，限制人們接觸西方社會；一邊有特權的官員們從特供商店低價購買進口名牌商品，並把權貴們的子女大量送到西方留學。最終結果是人們對共產主義的信仰完全喪失了，共產黨被大多數羣衆認定不代表自己，黨的領導人威信掃地。蘇共由於自己的原因，執政合法性喪失殆盡。執政合法性出現危機，資產階級政黨同樣會垮臺。20世紀90年代初，執政38年的日本自民黨下臺的原因，歸納起來也主要是這樣幾點：政治腐敗侵蝕了自民黨的根基；黨內派系的存在和派系的鬥爭導致了自民黨的分裂；難以有效駕馭經濟促進持續增長引起人民的不滿；逐漸喪失了賴以存在的選舉地盤和社會階級基礎；喪失了適應冷戰結束後國內外形勢激烈變化的思想和能力。這些原因歸結起來，就是喪失了自民黨繼續執政的羣衆基礎。
政黨執政合法性的法理基礎是執政權力的來源。政黨是應民主政治的發展要求而來的，是代表一定階級或階層的利益的政治組織，是聯繫羣衆與國家政權的橋樑和工具，是人民控制政權之手的延伸。執政黨的權力來源於羣衆，國家政權是全體人民授權的，執政黨是通過對國家政權的控制來達到其執政目的的。如果不能獲得有廣泛羣衆基礎的授權，國家政權就會發生異化，執政黨就會異化並墮落，受到羣衆的反對，政權無法得到可持續發展。隨着矛盾的深化，人民會以不同的方式收回這種授權，執政黨難逃羣衆“用腳投票”的厄運。
現代民主政治的重要標誌，就是建立起羣衆與政黨、政權之間的合理的、科學的權力授受關係，即由人民通過自願選擇的方式，確定由哪個政黨來代表人民執政，並對該黨進行有效監督。現代民主政治的發展趨勢是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的。特別是在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不同的政治思想、價值觀念、文化意識的相互滲透與影響。從動態的發展來看，一個政黨無論以什麼樣的方式（暴力的或和平的）取得政權，如果它要長期保持執政地位，就必須遵照民主政治的發展要求，注重羣衆基礎的鞏固。維護合理的政治參與，是執政黨鞏固羣衆基礎的重要途徑。黨以及政治體系的穩定和有效，取決於其執政水平和制度化水平。一方面是執政黨要對整個社會的運作進行合理的規範，以確保其功能有效發揮；另一方面廣泛而穩固的社會支持，是執政黨引導羣衆政治參與並保持良好的政治運作的基本前提。只有人民羣衆對執政黨的思想、綱領、理論，路線、方針、政策，制度、體制、機制等給予充分的認同，才能保證羣衆通過參與充分融入執政黨的規範體系。相反，缺乏認同的政治參與對執政黨是不利的，憑藉強權來強制或限制羣衆的政治參與則會導致羣衆的政治冷漠，導致政治危機的積累。當羣衆有多種可供選擇的參政途徑，甚至可以選擇其他政黨執政，就會作出新的選擇，拋棄原有的執政黨。
執政黨對國家政權的影響，絕不能僅僅是簡單的行使權力，而要追溯權力的來源，保持羣衆的權力主體地位。在行使權力中要以廣泛的民主作爲基礎。執政黨對國家和社會的領導，背後有一條羣衆利益訴求的主線，政黨對羣衆的物質和文化需求加以分析、取捨、綜合，然後輸入政治系統，轉化成代表大多數人根本利益的具體政策。另一方面，執政黨通過輿論宣傳和政治實踐向羣衆傳輸其政治價值、政治信念、政治規則及政治目的等，促使公民形成一定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強化羣衆對政治體系的認同。從而使執政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既扮演着權力控制者的角色，又在國家權力架構中承擔着組織協調者的角色。最終使執政黨和廣大羣衆從思想和行動上都取得一致和認同，執政黨的執政合法性在這一過程中得到提升。
二、執政條件下黨羣關係的離心力
由於執政，使黨面臨着容易脫離羣衆的危險；由於長期執政，使黨會不斷遇到各種新問題、新情況和新考驗。鄧小平曾
經說過，執了政，拿了權，一定要謹慎。不要以爲有了權就好辦事，有了權就可以爲所欲爲，那樣就非弄壞事情不可。
執政後如何對待羣衆？中國共產黨把羣衆觀點作爲黨的根本觀點，把羣衆路線作爲黨的根本工作路線。羣衆觀點和羣衆路線的核心內容是：爲了羣衆，相信羣衆，依靠羣衆，服務羣衆；從羣衆中來，到羣衆中去；組織和支持羣衆當家作主，尊重羣衆的首創精神。要樹立羣衆自己解放自己的觀點，樹立爲羣衆服務和向羣衆負責的觀點，樹立向羣衆學習和不斷提升自我的觀點。這些內容，在革命時期，是廣大黨員都能夠深切地感受到的，在那時完成各項任務時刻離不開羣衆，連黨員自身的生存也不能離開羣衆。黨成爲執政黨之後，多數黨員幹部保持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的同時，也有一些黨員幹部經不起執政的考驗，他們不是運用手中的權力更好地爲民謀利，而是高高在上、脫離羣衆、以權謀私，背離了黨的宗旨。鄧小平指出，黨內有一種人，他們把黨和人民的關係顛倒過來，完全不是爲人民服務，而是在人民中間濫用權力，做種種違法亂紀的壞事。這是一種很惡劣的反人民的作風，這是舊時代統治階級作風在我們隊伍中的反映。誠然，這樣的幹部爲數不多，但他們的危害卻極大。執政後，依然要牢固樹立羣衆觀點，加強和改進羣衆工作，堅持羣衆工作路線，黨的各級幹部要經常“照鏡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不斷加強黨同人民羣衆的血肉聯繫，這對於鞏固黨的執政基礎和提高執政合法性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執政後如何對待人民賦予的權力？共產黨的權力從何而來、如何正確運用這種權力，這個問題，在革命時期雖然有局部執政，但是並不突出；可執政後卻成爲首先面對的現實考驗。特別是在改革開放和發展市場經濟的條件下，中國經濟社會發生了廣泛而深刻的變化，經濟成分多樣化、利益格局多樣化、社會生活多樣化、社會組織形式多樣化、就業方式多樣化、價值觀念和思想意識多樣化，等等。所有這些，對共產黨的統一領導和拒腐防變，提出了新的要求，也面臨一些挑戰。
執政條件下政黨掌握的公權力可能成爲疏遠黨羣關係的腐蝕劑。在戰爭環境中，黨聯繫羣衆、動員羣衆，靠的是對羣衆的忠誠和深厚感情，靠的是同羣衆患難與共的血肉聯繫，靠的是黨員幹部的堅定信念和犧牲精神。在那時，面對強大的敵人，失去羣衆的支持和保護，不要說革命事業的發展，就是黨組織和黨員自身的生存也會遇到極大的困難，這種殘酷的外部環境使黨員隊伍不敢稍有鬆懈。而執政黨是執掌國家政權的黨，入黨和當幹部不僅沒有什麼風險，而且還會由於手中的權力而享受到各種好處、待遇乃至特權，也爲某些人以權謀私提供了方便條件。這時，如果對權力的運用又缺乏嚴格的控制和監督，很容易使一些人不能正確對待和運用手中的權力，滋長脫離羣衆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命令主義、花拳繡腿等不正之風乃至產生消極腐敗現象，以至於在感情上疏遠了羣衆，利益上損害了羣衆，權力上排斥了羣衆。久而久之，一些黨員幹部服務羣衆的意識和能力下降，甚至離開權力都不會和羣衆打交道了，更不會把羣衆心甘情願地吸引到自己的周圍。
各國政黨的執政經驗表明，執政時間越長，越容易產生脫離羣衆、疏遠羣衆的傾向。執政時間越長，黨員幹部被拉攏、吹捧、腐蝕的機會，以及脫離實際、脫離羣衆的危險會逐步增長，毛澤東在執政前夕就曾經告誡全黨：“因爲革命勝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熱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精神少了，過去跟敵人打仗時的那股拼命精神少了，而鬧地位，鬧名譽，講究吃，講究穿，比薪水高低，爭名奪利，這些東西多起來了。”這些不良情緒慢慢滋長，使一部分黨員幹部對羣衆的那種天然依賴和本能親近被逐漸侵蝕、消磨掉了，引起羣衆的不滿，使羣衆對黨的深厚感情也淡漠了。中國共產黨長期執政以後，既是國家和社會的領導核心，又可能成爲各種社會矛盾的焦點和核心。執政以後，共產黨活動的範圍和影響遍及全國，稍有不慎或出現偏差，就可能產生全局性和長期性的影響，也可能形成累積性的不滿和矛盾。對於長期執政的政黨來說，對國家的進步、社會的發展負有“無限責任”。無論是黨和政府的決策和工作產生失誤，或者某個部門或環節的工作沒有做好，還是其他原因導致經濟危機、社會不公、收入懸殊、權力“異化”，執政黨將難辭其咎，甚至首當其衝成爲羣衆發泄不滿的對象，成爲社會矛盾的焦點。在執政條件下，羣衆會把實現自身利益的要求直接訴諸執政黨，訴諸執掌政權的黨員幹部，羣衆的心理預期與滿足程度之間往往存在一定的差距，黨員幹部與羣衆在協調人民內部利益矛盾的時候，由於所處的位置不同，看問題的角度不同，關注的程度不同，在具體問題上的感受和體驗也會有所不同，這必然會出現情感上的差異。另外，由於受各種主客觀條件的限制，任何執政黨都不可能完全滿足羣衆的所有要求，必然存在心理預期與客觀現實之間的距離，此外一些羣衆對執政黨幹部久握權力的深層妒忌，這些也會造成黨員幹部與羣衆之間的心理落差。這種累積性的不滿和間隙，如果得不到有效的疏導和彌補，久而久之，將會侵蝕政黨執政合法性的基礎，影響到黨羣關係的基本面。
三、執政條件下黨羣關係中的利益
執政條件下的利益問題是關乎黨羣關係的核心因素，權力關係及其他關係最終也要落腳到利益上。利益就是指對需求的滿足。政黨就是爲實現特定階級的利益而產生的，共產黨在執政條件下，要明確代表誰的利益、明白羣衆的根本利益所在，並着力圍繞利益改善黨羣關係。建
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引導人們關注個人利益，關注物質利益，從而使利益對執政黨的考驗凸顯出來。共產黨沒有自己的利益，但不能否認，黨的每個個體甚至部門在一定範圍內都有一定的利益訴求。如何使每一個黨員，特別是黨的各級幹部，正確處理個人、集體和國家三者之間的利益關係，把手中的公共權力用好，把手中的公共資源用好，真正用來爲最廣大人民謀利益、謀幸福，這是執政條件下一個永恆的重大課題。
中國共產黨執政代表誰的利益？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利益。所謂最廣大人民的利益既包括中國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又覆蓋全體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即工人、農民和所有其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者的利益。換句話說，黨作爲國家公共權力的執掌者，不僅代表中國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還必須代表和維護全體守法公民的一切正當利益。由於社會階級階層的分化，各階級階層在整體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礎上，不同階層和個體之間的利益卻出現了差別和分化。處理好整體利益與個體利益、局部利益以及方方面面的利益關係，成爲黨執政以後維護各階級階層利益和諧、密切黨羣關係的重大問題。
羣衆的利益是多方面的，既包括經濟方面的利益，也包括政治方面的利益和文化方面的利益，利益又具有一定的內容、結構和層次。經濟利益，主要指不斷提高羣衆的生活水平，夯實羣衆致富的物質基礎，激活羣衆致富的源泉，最終實現共同富裕；政治利益，主要指保障和實現羣衆行使當家作主的民主權利；文化利益，主要指不斷滿足羣衆提高科學文化水平和精神生活質量的需求。這三方面利益從不同層面、不同領域反映了人民利益的基本內容。另外，由於羣衆是由不同階層、不同領域、不同單位的個人所組成，因此，人民羣衆的利益和需求具有不同的表現形式。所謂“根本利益”，則是指在中國社會主義事業所經歷的各個發展階段上，整個社會、最廣大羣衆的利益。換句話說，在當前和今後相當長的時期內，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集中表現爲：根據全國人民的共同理想和目標，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建設全面小康社會，實現現代化，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以及環境友好的國家，並經過長期奮鬥，逐步創造條件，最終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和勞動者的徹底解放。現階段人民羣衆的根本利益和目標集中體現在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兩個百年奮鬥目標：一個是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一個是在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在現代社會，羣衆對政黨具有自主選擇性。能夠代表自己的利益就支持，不能代表自己的利益就反對；今天能代表自己的利益，今天就支持；明天不能代表自己的利益，明天就拋棄。有和平的方式拋棄，也有激烈衝突的方式拋棄。20世紀後期不斷上演着政黨輪替的案例。曾經在羣衆的擁護和支持下執政的印尼專業集團和墨西哥革命制度黨，最後落敗，主要是因爲他們推行的政策失當，羣衆的經濟利益受損。印度國大黨遭到了人數衆多的中下層羣衆對它“用腳投票”。主要是因爲該黨政治上不能代表社會中下層羣衆利益，無力解決國內貧困、教育和醫療落後、土地集中、教派糾葛等問題。日本的自民黨、中國臺灣地區的國民黨、意大利的天民黨在執政期間大搞金錢政治、“黑金”政治、權錢交易，人心民心喪盡，最後紛紛垮臺。
從中國共產黨的實踐看，密切黨羣關係正是抓住利益關係這條主線，無論革命年代還是執政時期，共產黨始終通過爲最廣大人民羣衆謀利益來獲得他們的信任和支持。黨的一大通過的第一個決議就宣告：中國共產黨“維護無產階級的利益”；黨的二大提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政黨”，“爲工人和貧農的利益”而奮鬥；黨的三大強調：“擁護工人農民的自身利益，是我們不能一刻疏忽的”；黨的四大就強調，“我們參加民族運動，是爲了全民族的解放，並且爲了民族資產階級自己的利益”，等等。2012年黨的十八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的開篇內容就是，“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在這些權威的文獻中，儘管不同歷史時期黨的人民利益觀的文字表達不盡相同，但其核心內容——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終未變。黨的指導思想在這個主題上也是一以貫之。實踐中，共產黨自成立以來，一直重視羣衆和羣衆利益，把羣衆視爲歷史的創造者和中國社會進步的決定性力量，長期不懈地爲實現、發展和維護最廣大人民的利益而奮鬥。雖然社會環境在不斷改變，黨代表羣衆實現利益的途徑和手段發生了變化，但是共產黨的性質、宗旨和奮鬥目標沒有變，黨作爲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實代表者也永遠不會變，這一點如果變了，黨也就變質了。
然而，在經濟轉軌、社會轉型的今天，各種利益關係縱橫交錯，改革伴隨着社會利益調整和社會資源的重新配置，在各個階段、各個領域、各個羣體中，不可避免地會出現改革的陣痛，多數人在改革中受益明顯，也有一部分人的利益受到削弱和損害。還有一些人通過投機或非法途徑攫取了個人財富，一些幹部利用手中的權力進行權錢交易。這些都從黨員和羣衆兩方面深刻地影響着黨羣關係，會使一些羣衆產生失落感、失衡感、危機感和不公平感，甚至會對政府和黨員幹部不滿，這種情緒如果得不到有效釋放、疏導和解決，任其蔓延或者措施失當，就會嚴重影響到幹羣關係和黨羣關係。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