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童工到工人運動領導者——孫津川

由童工到工人運動領導者

——孫津川

要殺就殺。槍斃我一個,還有十個;槍斃我十個,還有百個。千千萬萬的革命者,你們是殺不完的!

——孫津川

孫津川(1895~1928),出生於安徽省壽縣一個工人家庭。14歲起先後到南京、上海做工。1925年8月,孫津川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10月,孫津川按照黨的要求,帶領吳淞機器廠工人武裝切斷滬寧鐵路,破壞北洋軍閥的後勤軍需補給線,爲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裝起義創造條件,配合了北伐軍作戰。1927年3月,孫津川領導吳淞機器廠工人舉行大罷工,揭開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的序幕。1927年4月底、5月初,孫津川出席了在漢口召開的黨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黨的八七會議後,孫津川被黨派往南京擔任中共南京市委書記。1928年7月,孫津川因叛徒告密身份暴露而被捕。1928年10月6日,孫津川英勇就義於南京雨花臺,時年33歲。

革命意識的覺醒

孫津川生於1895年,父親孫多儒,母親孫華氏,因父親艱辛勞作也難以養活一家人,被迫攜全家逃難到南京謀生,在當年很荒涼的南寶塔根搭了簡易草房住下來,在附近的金陵洋炮局做工。

1923年,孫父因積勞成疾而早逝,上海的窮親戚認爲上海的錢好賺一點,便勸孫家搬到上海打工。於是孫津川一家來到上海,他進入大中華紗廠、興發機器廠做工。後來因替一工傷工人打抱不平而被興發機器廠開除。1923年春,進入英商吳淞機廠,在一號冷氣間做鉗工。

吳淞機廠始建於1905年,是清政府爲了使正在興建的滬寧鐵路有一個裝修機車車輛的工業基地而建造。工廠坐落在上海淞滬鐵路北段,蘊藻浜和張華浜之間,首任廠長爲英國人毛爾維。至1924年,該廠正式工人已達700多人。它是滬寧線、淞滬線和滬杭線機車車輛修配和搶險救災的重要基地。它對兩路鐵路運輸的正常安全運行起着重要作用。至20世紀二十年代,它成爲兩路的神經樞紐和上海地區鐵路工人最集中的“大站”。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在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時期,兩路鐵路工人運動一般均首先是從吳淞機廠發動和組織。吳淞機廠始終成爲兩路鐵路工人運動的中心和基地。

1925年“五川”運動期間,全國鐵路總工會和上海市總工會派彭幹臣、王警東到吳淞機廠籌建鐵路工會。

彭幹臣和王警東一到吳淞,立即深入工人羣衆,開展工作。彭幹臣親自到吳淞機廠附近工人集中住宿的農村進行宣傳演說。他深刻地揭露“五卅”慘案中帝國主義的殘暴罪行,反動軍閥的可惡行徑;大力宣傳革命思想,號召大家團結起來,與帝國主義和反動軍閥作鬥爭。在吳淞機廠做工的孫津川對這位安徽老鄉的演講,聽得特別入耳,激動人心。演講一結束,孫津川就立即主動找到彭幹臣和王警東,邀請他們到家裡做客,介紹工廠情況,工頭的思想,本人的態度,積極要求分配工作。

吳淞機廠的廠長由英國人毛爾維擔任,工人們受盡欺壓,而中國工頭更是採用各種方式剝削壓榨工人的血汗,他們好似兩座大山,沉重地壓在工人頭上。當時工人中流傳着一首順口溜,反映出工人憤恨之心,熱切地盼望着自由和解放:

“洋廠長專橫賽皇帝,工頭兇殘勝霸王,兩座大山壓頭頂,工人血汗都吸光,有朝一日風雷滾,撥開烏雲見曙光。”

彭幹臣、王警東與孫津川三人一起分析了吳淞地區政治環境的特點和吳淞機廠工人的情況。工人中絕大部分都不識字、不能看報、不會寫信,商議決定在吳淞機廠開辦一個工人義務夜校(簡稱工人夜校),以學文化爲掩護,用合法的組織形式團結、教育工人羣衆。爲此,孫津川積極找房子、借桌椅,動員工人到夜校讀書,做了許多工作,表現了極大的政治熱情和高度的革命覺悟,成爲彭幹臣和王警東在吳淞機廠開辦工人夜校的得力助手。夜校校址開始租定在張華浜趙家宅孫津川住宅附近的一間房子裡。孫津川聯絡的29名熱心革命、積極辦工會的骨幹分子,作爲夜校的第一批學生。彭幹臣、王警東既是教員,又先後分別擔任工人夜校的校長。

孫津川不僅本人熱忱工作,而且還動員全家積極配合,給予支持。他熱情邀請彭幹臣以安徽同鄉名義膳宿在自己家裡。其母孫華氏對彭幹臣給予無微不至的關懷和照顧。孫津川一家幫地下黨油印和發放傳單、開辦工人夜校、送情報、做掩護。王警東則膳宿於孫家隔壁(趙家宅一號)、孫津川的同事蔡景海家裡。4人經常一起研究夜校和工會工作。由於他們的努力,迅速打開了吳淞機廠工運局面。

1925年8月,孫津川由彭幹臣、王警東介紹,經中共鐵路總工會直屬黨支部批准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底,擔任吳淞機廠第一任黨支部書記。

領導破路鬥爭

從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在周恩來、羅亦農、趙世炎等中國共產黨人的領導下,英勇的上海工人階級先後舉行了三次武裝起義。上海工人不怕犧牲、前赴後繼、英勇戰鬥,終於打垮了軍閥的反動統治,爲北伐軍勝利進軍上海掃清了道路。這是世界上工人階級武裝起義史上有數的範例之一,它在中國革

命運動和中國工人運動的歷史上,寫下了光輝的篇章。

1926年7月1日,廣東國民政府發出“北伐宣言”,9日正式從廣東出師北伐。具有光榮革命傳統的上海工人階級積極響應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的號召,決心以實際行動響應、支援革命軍北伐,推翻軍閥的反動統治。

10月10日,全國鐵路總工會在上海召開代表大會,孫津川、蔡景海等出席了會議。會議傳達了上級黨組織號召工人階級支援北伐軍和打倒軍閥的指示。黨組織交給鐵路工人的任務是:10月16日拂曉起,破壞滬寧鐵路,斷絕行車3天,阻止南京軍閥軍用列車開出,以配合國民革命軍在江西前線的總攻擊,同時爲上海工人武裝起義創造條件。

孫津川於10月14日主持召開黨支部緊急會議,決定成立兩個行動小組:一個小組趕往鎮江龍潭地段破壞路軌,另一個小組破壞張華浜支線路軌,以阻止吳淞機廠36噸吊車出廠去鎮江搶救。

10月21日傍晚,按支部決定,孫津川、王再生率領蔡景海等7人到達鎮江龍潭地段並立即開始行動。首先切斷電話、電報、電氣路籤,然後拆除路軌。可是,用鎬撬拔道釘時,如果用力輕拔不出,而用力重,發出聲響又會驚動敵人。正在十分焦急時,一位工人偶然踏上鐵軌,發現用鎬敲擊鐵軌的聲響變小了。孫津川高興地說:“有辦法了!”當即安排兩名工人坐在鐵軌的兩端,經過兩個多小時緊張戰鬥,將這段鐵路兩根鐵軌的道釘全部拔出,並將聯結鐵軌的鐵板卸下,拋在路邊溝裡,使兩根鐵軌浮在原處。

10月22日零時45分,從南京開出的軍閥孫傳芳的一列滿載軍火、給養的列車7節車廂在此全部出軌倒翻,車頭撞入河溝,毀鐵軌4節。拂曉,吳淞機廠英籍廠長毛爾維接到要他急往救援的電報,趕忙乘牽引車出發。這時,另一個小組已將張華浜支線的鐵軌破壞掉。因此,當牽引車駛至張華浜支線時,也出軌倒翻。毛爾維從車廂裡爬出來,氣急敗壞地叫嚷:“快拉救命回聲,馬上叫工人修單車!”但由於黨支部早已部署全廠工人用怠工配合破路鬥爭,一直拖延到第三天下午,鎮江龍潭地段的鐵路才修復通車。孫津川領導全廠工人勝利地完成了黨組織交給的任務。

兩路工人罷工

1926年冬,周恩來來到上海,參與上海工人起義的領導工作。他很想立即會見一個他已很熟悉的人物——鐵路工人孫津川。首先向周恩來介紹孫津川的是孫津川的入黨介紹人之一的彭幹臣。1925年10月,彭幹臣離滬赴蘇學習,在給周恩來的信件中,詳細地向他介紹了鐵路工人孫津川。周恩來到滬後,熟悉、瞭解孫津川情況的羅亦農、趙世炎、王若飛、佘立亞、汪壽華等又向周恩來介紹了孫津川的諸多事蹟。周恩來非常重視鐵路工人在起義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周恩來到滬不久,就來到吳淞機廠旁邊的張華浜趙家宅二號孫津川家裡,受到孫家人的熱情接待。周恩來態度親切,平易近人,特別喜歡孩子,他一來,總要抱抱孫津川五六歲的女兒毛毛,愛撫一番。

孫津川住處第一進是磚牆平房,中間是個小天井,在第二進平房邊上接連着的,是一座很舊的兩層小樓房。樓梯坡度很陡,孫津川引導周恩來扶着用圓木棍做的扶手登上了小樓。他們促膝長談。孫津川彙報了吳淞機廠和兩路工運的歷史和現狀,周恩來對鐵路工運、罷工、起義準備工作作了詳細的指示。

當年的孫津川31歲,中等身材,有些瘦削,白皙的麪皮,說話低聲慢語,心平氣和,對人誠摯。他剛強正直,談話中顯示出豎毅、沉着、機智的氣質。周恩來當年29歲,濃眉下一雙深邃明亮的大眼睛,講話精闢,思路敏捷,朝氣蓬勃。兩人第一次相見、交談,都給對方留下良好而深刻的印象。他們成爲了莫逆之交。孫津川下定決心,追隨這位自己入黨介紹人彭幹臣的師長、上級,非常欽佩的領導人周恩來革命到底。

從此周恩來與孫津川一家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密切的聯繫。因爲孫家地處滬郊,又是工人住宅區,隱蔽而安全,成爲周恩來等領導人可靠的一個活動據點。

1927年2月18日,一部分北伐軍進佔嘉興。中共上海區委決定舉行第二次武裝起義。孫津川按照上級的指示,派蔡景海等步行去蘇州偵察敵情,並伺機破壞鐵路。後因第二次武裝起義失敗而停止了活動。

3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前十餘天,孫津川根據上海特別軍事委員會、上海總工會的指示,組織吳淞機廠工人於3月5日下午率先罷工。3月12日,在吳淞機廠罷工委員會的基礎上分別成立了滬寧鐵路、滬杭鐵路罷工委員會,組織兩路工人相繼罷工,使兩路運輸陷於癱瘓。爲了加強對罷工的領導,3月19日成立兩路罷工委員會,孫津川當選爲主任委員。

第三次武裝鬥爭

1927年3月20日傍晚,北伐軍先頭部隊到達上海近郊新龍華。3月21日,中共特委發出舉行第三次武裝起義的指令。根據黨的指示,上海總工會發出了總同盟罷工令。

中午12點整,停泊在黃浦江上的輪船,附近的工廠汽笛齊鳴。上海80萬工人總同盟罷工開始。工人罷工、商人罷市、學生罷課。馬路上和廣場上都成了工人和羣衆隊伍的集合點,人們揮舞着紅綠色的標語和

旗幟,革命的歌聲此起彼落,口號聲響 徹雲霄。

鐵路工人與上海80萬工人一起,在周恩來、趙世炎、羅亦農、汪壽華等領導下,開始了轟轟烈烈的第三次武裝起義。

這次起義,周恩來和趙世炎分別擔任正副總指揮。根據中共上海區委的決定,除租界外,全上海市共劃分爲七個作戰區域:南市、虹口、浦東、吳淞、滬東、滬西和閘北。敵人在閘北駐有重兵,是全市起義成敗的關鍵地區。周恩來、趙世炎都留在閘北的總指揮部親自指揮閘北的戰鬥。

當天中午,孫津川把在罷工期間組織訓練的600名工人糾察隊都集結在八仙橋八仙坊。這支鐵路工人糾察大隊,由孫津川任大隊長,吳淞機廠的周長福、陸林慶、孫晴川擔任中隊長。這支鐵路工人糾察隊主力被起義指揮機關安排在有鐵路北站和南站的閘北區和南市區參加起義。因爲這樣可以充分發揮鐵路工人的特長,以便相機行事,配合實際戰況的需要,破壞和恢復鐵路交通,更有力、更及時地打擊敵人,奪取全局的勝利。鐵路工人糾察大隊按照起義指揮部的指示,分兩路分別向南市和閘北進發。吳淞機厂部分留在吳淞地區的工人當天參加了吳淞地區的戰鬥。當時吳淞機廠工人手中只有兩支槍,但個個雄赳赳、氣昂昂,摩拳擦掌地響應領導上的號召:“沒有武器,到敵人那裡去拿!”

孫津川親自率領一路工人攻擊南市的淞滬警察廳,迅速解除了敵人的武裝,繼而會同法商電車公司工人向魯軍李寶章的“防守司全部”猛攻。

工人糾察隊從吳淞炮臺“請來”了二名號兵吹響了衝鋒號,同時在火油桶裡燃放鞭炮。敵人以爲北伐軍已到,嚇得紛紛投降。接着,工人糾察隊攻佔了高昌廟兵工廠及南火車站,繳獲了大量武器。經過短短的兩三個小時,南市地區戰鬥即全部結束。孫津川又指揮大家參加閘北和吳淞地區的戰鬥。到22日下午6時,上海工人攻佔了敵人最後一個據點——北火車站,三次武裝起義取得了偉大的勝利。

掩護同志安全轉移

起義勝利後,孫津川按照上海總工會的指示,立即帶領工人於1927年3月25日凌晨4時修復了滬寧鐵路,保證了北伐軍的軍運。3月28日,兩路工人代表80餘人開會成立滬寧、滬杭鐵路總工會,孫津川當選爲委員長。

4月12日,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當天下午,孫津川即帶領工人蔘加聲討蔣介石罪行的大會。4月13日,周恩來來到孫津川家中。14日,周恩來安排了江浙一帶地下鬥爭,孫津川負責外出聯繫交通線。周恩來換了一套工人服裝,攙扶着孫津川的母親,如同一家人一樣地離開了吳淞,在預定地點與彭幹臣、孫津川等取得了聯繫,轉移了黨的機關。不久,周恩來又由孫津川的母親等人掩護送上輪船,安全離開了上海。

4月15日下午,蔣介石軍隊封閉了兩路總工會,逮捕了工會委員和工作人員19人。孫津川與副委員長丁繼曾立即在《申報》發表“鄭重聲朋”。孫津川還親自去淞滬警備司令部抗議、交涉、要求釋放被捕人員,但竟遭當局扣留。兩路工人當即包圍了鐵路局局長辦公室,迫使國民黨當局釋放了19名人員,但孫津川仍被扣留。吳淞機廠700餘名工人遂舉行罷工,要求英籍廠長毛爾維出面保釋孫津川。與此同時,四千名鐵路工人也簽名聲援。當局被迫於24日釋放孫津川出獄。

第二天,孫津川偕妻子楊晨華、妹妹孫方素乘輪船去武漢。

母子“分梨”表決心

1927年11月,孫津川被黨派到南京工作,任中共南京市委職工運動委員。1928年3月,任中共南京市委書記。

1928年7月初的一個夜晚,孫津川到城南叫黃泥塘的貧民區的市委職工委員姚佐唐家去開會時被捕。在瞻園路首都衛戍司令部看守所,孫津始終堅貞不屈,不管敵人如何嚴刑逼供,他總是堅定不移地回答:“要殺就殺,我什麼都不知道!”

敵人用重刑未能使孫津川屈服,便找來孫母企圖“感化”他。孫津川見到母親淚流不止,在敵人嚴刑以來從未掉淚的硬漢,淚水奪眶而出。母親忍住淚問道:“津川,他們會讓你出去嗎?”“媽,古人云,忠孝不能兩全,就是我死了,弟弟還在你跟前,你老人家是能理解我的……”母親哽咽着,拿出孫津川愛吃的梨子,孫津川接過一隻,吃了一半,遞還給母親,暗示母子從此分離,表達了視死如歸的決心。

孫母當年住武定門,不方便送牢飯,便請看守所門外大照壁後一家小麪館的一個十幾歲的小夥計許忠林每天送兩碗麪給孫津川。1928年10月6日凌晨4點多,一隊劊子手將孫津川等3人口塞毛巾用黃包車押向雨花臺,起早生爐子的許忠林連忙跑向武定門給孫母報信。黃包車途經南城崗北山門巷口,劊子手按舊時殺人前舊俗,給他們喝斷頭酒。這時南寶塔根一帶的許多百姓聞訊都趕來看孫津川最後一面,孫津川趁劊子手拽下他口中的毛巾,大聲向羣衆高喊:“殺了我一個,還有十個,殺了十個,還有百個,千千萬萬的革命者是殺不完的!” 隨後高呼:“打倒國民黨軍閥!”“共產黨萬歲!”等壯烈的口號。劊子手趕緊拖着孫津川等人向雨花臺跑去,見跟來的羣衆太多,爲防意外還未到雨花臺刑場,就提前殺害了孫津川。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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