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生命爲人民撒播革命的種子
——鄧發
鄧發！你是工人隊伍裡培養出來的領袖，最後，你爲中國工人階級聯合戰線同時也是爲世界工人階級聯合戰線，建立了光輝的成績。但是這成就剛剛開始，你竟一去不返！
——周恩來《“四八”烈士永垂不朽》
鄧發（1906～1946），原名鄧元釗，廣東雲浮人。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工人運動的卓越領導人。1922年參加香港海員大罷工。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參加省港大罷工。1927年參加廣州起義。20世紀30年代初進入中央蘇區，長期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治保衛局局長。長征到達陝北後，曾任中央黨校校長、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等職。1945年9月代表解放區職工出席在巴黎召開的世界職工代表大會。
在革命潮流中前進
由於家境貧窮及父母的嚴厲教育，鄧發自幼就很懂事。1921年，由於全家生活困苦，鄧發被迫離開學校來到廣州，在東區公安局當勤雜，兩個月後轉到西湖路公益祥旅店當茶房。他爲人誠實、服務態度好，很受客人的喜愛。在旅店的來往住客中，鄧發認識了海員工人領袖蘇兆徵。
1921年冬天，鄧發從廣州到了香港，依靠他五哥的關係，在測魚衝太古船塢一個洋人家庭當雜工、廚工，後來又到大洋輪和英國駐港兵艦當廚工。捱罵、受累和擔心被解僱的生活，使他對人們之間的貧富懸殊和人壓迫人的不平等現象，感到極爲不滿。當時鄧發還不能理解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後來，在蘇兆徵等人的先進思想影響下，他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參加了海員工會和洋務工會。在工會裡鄧發不僅熟悉了近代工業的工人，還接觸了許多新鮮事物，受到了世界革命潮流的影響，階級覺悟不斷提高。
1922年，香港爆發了我國曆史上第一次中國海員大罷工。在罷工期間，鄧發積極參加海員工會的工作，聯絡各個工會，加強工人們之間的團結，成爲香港海員大罷工的活躍分子。白天他爲了工人利益到處奔走，晚上到英文夜校學習，還擠出時間學習漢語、文學，博覽各種書籍。
1925年秋天，由蘇兆徵介紹，鄧發參加了中國共產黨，任支部組織幹事。10月，廣東國民革命軍舉行第二次東征，省港罷工工人組織運輸隊，宣傳隊、衛生隊隨軍出征。此時，鄧發任總工會常委兼支書，積極支援東征。
1927年，蔣介石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緊接着，廣東的反革命派也於4月15日在廣州舉行了反革命政變，大肆逮捕共產黨員和革命羣衆，並解除省港罷工委員會糾察隊的武裝，搜查革命的職工會等羣衆組織，許多著名的共產黨員和工人運動的領袖被殺害，黨的工作被迫轉入地下。在白色恐怖統治的險惡環境下，鄧發按照黨的指示，領導工人進行新的鬥爭。在革命轉向低潮時，他堅定，沉着，還用學習字畫來掩護自己的工作。
12月11日，廣州起義爆發了。鄧發任五區副指揮兼五區工人赤衛隊隊長，負責指揮油業工人在米市路五仙觀一帶作戰。起義部隊經過兩小時的浴血奮戰，佔領了廣州城。起義取得勝利後，鄧發與部分赤衛隊員懷着革命的激情，在維新路一帶的馬路上張貼大幅紅布橫額和標語，慶祝廣州蘇維埃政府的建立。
在帝國主義的幫助和支持下，國民黨反動派立即集結反革命力量進行反撲。在敵人圍攻觀音山時，鄧髮帶領一部分工人赤衛隊員，在長堤一帶阻擊河南敵軍李福林部。在數倍於己的敵軍進攻面前，起義軍傷亡甚多，至13日下午1時，鄧發還同三個赤衛隊員頑強抵抗，直到彈盡援絕，他們才撤退。
反革命勢力重佔廣州後，立刻對廣州人民進行了極端野蠻的大屠殺，到處搜捕參加起義的羣衆。凡是從身上查出紅布條、紅襟章的或受別人舉發的人，一律不詢問就被槍殺，市內大街小巷到處屍體縱橫，血肉模糊。
後來，鄧發寫了《紀念廣州暴動學習廣州暴動經驗和教訓》一文，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歌頌了廣大黨員和革命羣衆的戰鬥精神，指出：“廣州暴動雖然在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白色恐怖屠殺之下，遭到失敗，但是這次暴動已開闢了中國蘇維埃革命的階段，在世界及中國革命史上，佔了光榮的一頁”。鄧發又實事求是地總結了廣州暴動的經驗和教訓，深刻地談到廣州暴動失敗的原因，“在暴動上，軍事技術上，都非常幼稚，軍事訓練的缺乏，奪取了敵人的武器後不會使用，而敵人軍事力量超過我幾十倍，加上市內反革命力量，帝國主義暴動
兩天尚未肅清，一致的圍攻使廣州暴動不得不遭受失敗”。
革命暫時失敗了，但鄧發並沒有被革命失敗的挫折所嚇倒。他不顧個人安危，輾轉香港、廣州、上海、汕頭等地，爲中華全國總工會籌劃全國工人運動，並積極援助彭湃領導的海陸豐農民運動。鄧發積累了各種鬥爭的經驗，成了著名的工人運動領導人。
進駐新疆
1936年6月，鄧發受中央委派赴蘇聯向共產國際彙報工作。他化裝爲國民黨官員乘坐火車從西安到達蘭州，轉赴新疆。當時，由於當時國民黨政府新疆省主席盛世才禁止內地與新疆聯繫，要想進入新疆十分困難。爲了能順利進入新疆，鄧發機智地跟着一個將要赴疆演出的戲班子，踏上入疆的旅程。
到了新疆後，又經過幾番周折，鄧發才與蘇聯領事館取得聯繫，轉赴蘇聯。
1937年9月，鄧發奉組織之命，由莫斯科回國，到新疆迪化，化名方林，主持黨在新疆的全面工作。鄧發到達新疆後，放手發動羣衆，積極開展工作，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但當時，中國共產黨在新疆的組織力量還很弱，黨員人數少，不利於工作的開展。鄧發放手發動羣衆，組織各種羣衆團體，推動抗日工作。他通過反帝會這一統戰組織，統一領導各羣衆團體。
那時，新疆文化教育非常落後，教育經費極少，學校寥若晨星，除迪化外，伊犁也只有一所中學。學校中，學生學的是經文，漢民族的學校則是私塾，學的是四書五經。因此，組織各民族青年學習文化，是當時工作中一個重要部分。於是，鄧發通過民族文化聯合會，在各地建立學校，還派幹部去加強學校的領導工作。此外，爲團結教育各族青年，他又通過民族文化聯合會，開展新戲劇、新歌曲運動，這些活動都深受各族青年的歡迎。
爲了全面貫徹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鄧發對統戰對象——新疆的土皇帝盛世才，採取了團結與鬥爭結合的策略。有時，在處理一些問題時，盛世纔不同意，鄧發既耐心做說理工作，又堅持原則，從不讓步。
在新疆，鄧發還領導了新兵營的工作。新兵營是由紅四方面軍西路軍的幹部和戰士組成的。鄧發積極給新兵營的同志們上黨課，做時事報告，講抗日戰爭發展的形勢，提高他們的政治覺悟，增強他們的黨性。鄧發在新兵營的工作，爲中國共產黨培養了一批軍事技術幹部，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戰爭。
譜寫職工運動新篇章
1939年秋，鄧發回到延安，擔任中央黨校校長、中央職工委員會書記等職。在職工運動委員會任職期間，鄧發十分注重發動工人羣衆爲實現黨的每個時期中心任務而鬥爭，把職工運動的進程納入黨中央的整個戰略部署。
1940年2月10日，延安各界憲政促進會成立。吳玉章當選爲會長，鄧發當選爲理事。陝甘寧邊區工人推舉鄧發爲工人憲政促進會籌備委員。
爲了推動憲政運動的發展，鄧發寫了《中國工人與憲政》一文，分別在《中國工人》、《解放》週刊和《新中華報》上發表，並指出促進憲政運動，實際上就是爲民主自由而鬥爭，爲爭取抗戰勝利和爭取工人切身利益而鬥爭，這是全國工人當前的一個重大任務。
爲了貫徹以生產爲中心的工會工作方針，使解放區職工運動沿着正確的方向前進。鄧發認真地研究瞭解放區職工運動的特點，並於1940年夏至1941年春，先後發表了《論抗戰中的民生問題》、《論抗日根據地職工會的基本任務》、《中國工人階級當前的任務》等文，深刻地論述了抗戰、生產、生活的辯證關係。
1941年，鄧發對全國不同類型地區的工人階級狀況和職工運動的經驗，又進行了深入的調查研究，爲全國職工運動的開展，爲統一全國的工人組織提供指導性的意見。他與李頡伯合作寫的《抗戰三年來的華北職工運動》一文，對不同地區職工運動的基本方針，任務和具體策略作了明確的闡述。
1942年，爲了使工業建設上的羣衆運動進一步開展起來，鄧發和李頡伯等工運幹部，深入工廠，同工廠的幹部和工人羣衆一起研究工廠的情況，幫助他們開展勞動競賽。
在鄧發的組織和指導下，趙佔魁運動發展成爲工業戰線上氣勢磅礴的羣衆運動。職工會的工作也在運動中擴展起來。邊區工業建設和職工運動的面貌煥然一新。在陝甘寧邊區的帶動下，晉冀魯豫解放區發動了甄榮典運動，晉綏解放區開展了張秋風運動，使趙佔魁運動普及到各敵後抗日根據地，使各解放區工業生產的水平，不斷地提高，從而克服了戰爭時
處於重重封鎖的各種困難，在經濟上支持了長期艱苦的抗日戰爭。
鄧發發動和組織的趙佔魁運動，是中國職工運動史上一個偉大的創舉，是共產黨卓有成效地領導工業建設羣衆運動的開端，在這個運動中，邊區工人階級以極其艱苦卓絕的忘我勞動的精神，推動了各抗日根據地工業建設的發展，在經濟上支持了長期戰爭，爲贏得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就在這個時期，鄧發不僅成了中國職工運動的一位領袖，而且是一個優秀的工業建設的領導者，國內外知名的工會活動家。
爲工人運動奔走
1945年9月11日，鄧發肩負黨和解放區80萬職工的重託，告別了生活戰鬥過多年的延安，乘飛機飛往重慶轉赴巴黎。
1945年9月25日至10月上旬，世界職工代表大會在巴黎召開。鄧發是第一個出席世界性會議的中國解放區職工代表，各國代表都想聽一聽來自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工會代表的主張，都想了解解放區職工的鬥爭和生活情況。鄧發代表中國勞動協會在大會作了發言，他說，中國人民還沒有獨立，中國的職工應該造成全國工人階級團結。
在巴黎期間，鄧發廣泛地宣傳了我黨“七大”制定的打敗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國的路線和黨的“和平、民主、團結”三大口號。鄧發跑遍了每個博物館，仔細參觀、研究法國的革命歷史，欣賞法國音樂、戲劇和名畫等文化藝術。他高度讚揚法國工人爲爭取自由、獨立的革命精神。鄧發所到之處無不談及中國的、法國的和世界的工人爲和平解放所進行的各種鬥爭，深受法國朋友們的歡迎。
會後，鄧發訪問了英國著名工業城市——利物浦。在那裡，他見到了十幾年前共同戰鬥過的海員工人，並向中國工人作了演講。鄧發還參加了英國共產黨代表大會，在會上發表了演說，向英國工人介紹瞭解放區工會組織的情況。他說：中國解放區的工人羣衆選舉自己的領導，開展社會活動，解放區是“新的民主的中國”。
巴黎世界職工大會，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召開的一次國際性會議。這次會議是在艱苦的條件下進行的。當時，由於戰爭的破壞，歐洲經濟蕭條，各國人民生活十分困難。正如鄧發目睹的那樣，戰爭給歐洲人民帶來的是無數的災難，鄧發爲了向世界介紹中國工人階級的苦難和英勇鬥爭，促進中國職工運動的團結統一，把中國職工運動和國際職工運動聯繫起來，宣傳中國共產黨的主張，他以極大的幹勁積極開展工作，對中國工人階級的解放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1946年1月23日，鄧發和朱學範由馬尼拉飛往上海。在那裡，他停留了三天，積極地宣傳巴黎職工代表大會的精神，努力促進中國工人階級組織的統一。鄧發是抗日戰爭勝利後，第一個公開到上海的解放區職工運動的領導人。當時上海工潮洶涌，據不完全統計，1946年1月1日至28日，共有73個企業單位或同業聯合發生罷工鬥爭，參加罷工的人數在10萬人以上。鄧發的到來，給正在向國民黨反動派進行英勇鬥爭的上海工人以極大的鼓舞，受到上海工人的熱烈歡迎。
1946年1月26日，鄧發同朱學範離開上海，同機飛回重慶。
黑茶山遇難
鄧發回到重慶後，旺盛的革命鬥志一如既往，積極參加各種活動。他住在紅巖村，書寫出席世界職工大會的彙報。鄧發熱情地向同志們介紹巴黎大會和訪問各地的所見所聞，經常談至深夜，同志們還不肯離去。爲了進一步統一中國的工人組織和推動中國工運的發展，鄧發積極協助朱學範，做了大量工作。
1946年4月8日，鄧發與王若飛、秦邦憲、葉挺及老教育家黃齊生等人，乘美機飛往延安，向黨中央和解放區職工彙報。當日下午2時左右，在晉西北興縣東南黑茶山遇霧，飛機撞山墜機爆炸，鄧發等人不幸全部遇難。
11日，中共中央委員會以極大的悲痛宣佈了鄧發等人遇難的消息。
18日，王若飛、秦邦憲、葉挺、鄧發、黃齊生等烈士遺體，由晉綏邊區空運到延安，朱德、劉少奇、任弼時、林伯渠及延安各界代表與羣衆萬餘人接靈，並由朱德、劉少奇親視入殮。
19日，延安召開追悼大會，三萬人隆重悼祭鄧發等遇難烈士。
中共中央輓聯：“天下正多艱，賴鬥爭前線，堅持民主，驅除反動，不屈不撓，驚聽兇音哀砥柱”；“黨中留永痛，念人民事業，惟將悲苦，化成力量，一心一德，誓爭勝利慰英靈”。代表了全黨對“四八”烈士悲痛哀悼的心情。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