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發言正在進行的過程中，主席團也在商討解決分歧的辦法，領導者之間通過紙條來交流看法，馬拉維亞吉想盡方法填平鴻溝，正在那時，捷朗達斯遞給我一份修正案，他希望我設法避免代表們陷於分裂，我也正有此意，馬拉維亞吉也拜託各方不要分裂，我告訴他我願意接受捷朗達斯的修正案。接着羅卡曼尼亞也看了這個修正案，他說：“如果西·勒·達斯同意，我也不會反對。”最終德希班度軟化了，他看了比彬·昌德羅·巴爾先生一眼，像是要尋求他的支持。馬拉維亞吉滿懷希望地搶過了那張修正案，在德希班度還沒有肯定地說“行”之前，他就在大會上宣佈：“代表同志們，知道這個一定會讓你們很高興，大會已經達成了一致的議案了。”那時的情形實在難以形容，熱烈的掌聲立刻響徹會場，而代表們原本陰沉的面孔上也立刻露出了快樂的笑容。
修正案的內文用不着說明了。我只是想在這裡敘述一下這個議案是怎麼通過的。
這次的妥協使我的責任變得更大了。
一百六十二國大黨的入黨禮
我一直覺得我真正開始介入國大黨的政治活動是從參加國民大會黨的這次阿姆裡察會議開始的。儘管過去幾屆的年會我也出席了，但那不過出於我對國大黨的忠心罷了。在那種情況下，除了私人事務之外，我沒有什麼工作要做，而且自己也不想做更多的工作。
我在阿姆裡察大會上的表現，證明了也許我有一點能力做一些工作，而且這些工作對國大黨很有幫助。看的出來，羅卡曼尼亞、德希班度、潘迪特·莫迪拉爾等領導者們對我在旁遮普的調查工作很滿意。他們常會邀請我去參加他們的非正式集會，我發現提案委員會上的很多議案都是在這些集會上討論所得的。只有那些深得領導者信任或是爲領導者所需要的人，才能獲得參加這種集會的邀請，有時也有一些不相干的人獲邀參加。
第二年，有兩件事引起了我的關注，因爲我一直在關注這兩件事的動態進展，一是爲紀念“嘉裡安瓦拉花園慘案”一週年，國民大會黨想要修建一座紀念堂，這個提議得到熱烈的支持。但必須募集到五十萬盧比以上的基金才能做成此事。馬拉維亞吉在爲公衆事業籌措善款這一領域享有“羣丐之王”的聲譽。但是我知道在這方面我與他差不了多少。在南非時我就發現了自己有這方面的能力。馬拉維亞吉擅長向印度的王公貴族們募集大筆款項，而我也覺得向王公們募捐善款來修建紀念堂不是難事。正像我預料中的，募捐主要由我來負責。慷慨的孟買市民踊躍地捐獻了一大筆錢，而修建完紀念堂後銀行裡至今還有一筆可觀的餘款，然而人們又開始爲紀念堂的選址問題爭論不休了，印度教徒、穆斯林和錫克教徒不但不能友善地交流，還公開地互相攻擊，以致在如何應用這一筆基金的問題上沒有達成共識。
我的另一個優勢是起草文件。國大黨的領導者們發現了我有簡練的文字表達能力，而這是我在長期的實踐過程中培養起來的。國大黨當時的黨章是戈克利的遺作。戈克利擬定了一些規章作爲國大黨這個龐大的機構運行的基礎，他還曾告訴我這些規章初創時的有趣的歷史。然而隨着實踐的發展，國大黨的事務也越來越繁重，大家都覺得這些規章已經不合時宜了，需要修訂。每年都會有人提出這個問題，但是一直沒有得到解決。那時國大黨在閉會期間並沒有常設機構來處理日常工作或是應對突發事件。規章規定有三個書記處理閉會期間的事務，但是實際上只有一個書記在做這件事，他還不是專職幹部。只靠他一個人單槍匹馬的，如何能夠處理國大黨的工作和考慮未來的計劃，或是落實上屆大會規定的今年的任務呢？因此那一年大家都發覺這個問題迫切需要解決。
國大黨大會是一個極爲臃腫的組織，不方便討論公衆事務。而且大會毫不限制代表人數，對於參加會議的各省人數也沒有明確規定。大家都想盡快改革這麼混亂的狀況，最後大會決定由我來負責修訂黨章，我同意了。我提議讓羅卡曼尼亞和德希班度參與修訂黨章的工作，因爲他們的影響力很大。但顯然他們沒有時間親自參與，於是我建議應有兩個與羅卡曼尼亞和德希班度享有同等聲望的人與我一齊起草新黨章，同時委員會的委員不可超過三人。羅卡曼尼亞和德希班度接受了這個建議，他們推薦了科爾卡和埃·比·森先生。我們三人組成的黨章委員會沒有開過一次會議，但是我們依靠書信互相商討，最後交出了一份被大家一致通過的報告書。我覺得新黨章有一些值得自豪之處。我想既然我們能夠圓滿地修訂這個黨章，實現自治也就指日可待了。就是出於這種責任感，我覺得自己已經真正參與了國大黨的政治活動。
一百六十三土布運動的誕生
1908年我曾在《印度自治》一書中將織布機或紡車比爲救治印度日益增長的貧困的靈丹妙藥，那時我並沒有見過那兩樣東西。在那本書裡，我以爲只要可以讓印度羣衆擺脫貧困，在走向富強的過程中也就可以實現自治。直到1915年我從南非回國時，也沒有真正見過織布機和紡車。自打非暴力不合作學院在沙巴瑪第成立以後，我們弄來幾部織布機，可是一開始就遇到了困難。我們這些人不是自由職業者就是做生意的人，沒有一個人是手工藝人。我們需要找到一個手藝人來教我們，後來從巴蘭埔找到一位手工藝人，可他並沒有把全部的手藝都傳授給我們。然而摩幹拉爾·甘地不太甘心，他憑藉自己在機械方面的天才，不久後便精通了這門手藝，還教會了很多學院裡的人。
我們要自己動手豐衣足食，於是決定不再用紡織廠生產的細布，學院所有人都要穿印度紗織出來的粗布，我們通過實踐獲得了極爲豐富的經驗。也通過與紡織工人直接的接觸，瞭解到了他們的生活狀況，包括產量的限度、採購棉紗的困難以及受人欺詐導致債務日增的情況。當時我們沒有條件生產出所需的布匹，於是只好向織布的手藝人購買一部分佈匹，從布商或織布人本人那裡很難買到印度的紡織廠生產的現成布。印度的紡織廠並不生產細紗，因此工人織布用的細紗都是從外國進口的。即便到今天，印度紡紗廠生產的細紗也非常有限，根本紡不出來最高級的細紗。我們煞費苦心地最後才說服了幾個織布工人爲我們紡織本國棉紗，條件是學院會包購他們生產的所有棉紗。我們就用棉紗織出來的土布做衣服，並廣爲宣傳，於是我們自己倒自願成了印度紡紗廠的代理人了。這又讓我們與紡紗廠有了進一步的接觸，並使我們瞭解到他們的經營情況和遇到的困難。我們知道紡紗廠的目標是用他們紡出來的棉紗織的布越多越好，他們並不願意與土布紡織工人籤合同，那樣做只是迫不得已的、臨時的。我們也知道，除非自己學會紡紗織布，否則一直依賴紡織廠對印度也沒什麼好處。
我們遇到的困難越來越多。我們既沒有紡車，也找不到技術熟練的紡紗工人來教我們。儘管我們學院裡有幾個紡棉紗的輪子和線軸，可是我們當時不知道這些東西也可以當做紡車用。有一天卡里達斯·賈維禮找到了一位精通紡紗的婦女，還說服她爲我們展示一下紡紗的手藝。我們特意派了學院裡一位擅長學習新事物的人去觀看，然而這個人什麼都沒有學到，無功而返了。
隨着時間的流逝，我越來越不耐煩了。每逢有人前來學院參觀，我都向他打聽關於紡織技術的問題。然而只有婦女才懂得這門技術，而且差不多失傳了，如果真有人掌握這門技術的話，也只有少數婦女可能知道這樣的手工藝人在哪裡。
1917年，幾個古遮拉特朋友拉我去主持布羅亞赤教育會議。我在那裡結識了一位不同尋常的婦人，她叫甘嘉朋·馬茲蒙妲。她是寡婦，雖然沒有受過多少教育，但是她的事業心很強，膽量和常識也勝過一般受過教育的女性，她已破除了陳腐的不可接觸制度，無所畏懼地在爲被壓迫的階級服務。她能夠自食其力，對生活的要求也很簡單。她善於騎馬，儘管飽經風霜，但始終獨來獨往，不需要別人陪護接送。在戈德羅會議上我對她有了更進一步的瞭解。我對她傾吐了我在紡車這個問題上的擔憂，她表示會全力幫助我們搜尋，一定要找到一個紡車，她的話讓我如釋重負。
一百六十四終於找到了！
甘嘉朋訪遍了古遮拉特地區，終於在巴洛達邦的維迦埔找到了紡車。那兒的很多人家都有紡車，但是大多數人家都把這些紡車當做廢材，束之高閣。她們表示，只要有人定期供給她們紡織用的棉條，併購買她們紡出來的棉紗，她們願意重拾紡紗業。甘嘉朋告訴了我這個可喜的消息，然而供給棉條是件難事，我把此事告訴了烏瑪爾·蘇巴尼，他當即讓他的紡織廠給我們供應足夠的棉條，於是我們的困難解決了。我把烏瑪爾·蘇巴尼供給的棉條送到甘嘉朋那裡，不久就生產出了大批棉紗，產量之大讓我們難以應付。
烏瑪爾·蘇巴尼先生對我們非常慷慨，但不能總是占人家的便宜，總從他那裡接受幫助讓我們覺得很不安。而且使用紡織廠的棉條似乎是一個根本錯誤，既然要使用機器生產出來的棉條，爲什麼不乾脆就用機器來紡紗呢？難道古人是靠紡紗廠供給棉條的嗎？當時他們沒有機器，是怎麼造出棉條來的呢？想了這些以後，我就建議甘嘉朋再去找找可以供給棉條的梳棉匠。她果然僱了一個願意梳棉的梳棉匠，然而他要35盧比的月薪，我答應了，那時我爲了生產棉條不惜代價。不久以後她訓練了幾個青年學會了梳棉的手藝，隨後我找到孟買的亞斯望普拉薩德·德賽先生，希望他能夠供給我們棉花，他馬上答應了。從此甘嘉朋的事業意外地紅火起來了。她又找來一些手工藝人將在維迦埔紡成的棉紗織成布匹，於是維迦埔的土布就聲名遠揚了。
當維迦埔的事業正在發展時，學院的紡車也已經迅速地有了一席之地。摩幹拉爾·甘地憑藉他天生出色的機械才能，成功地改造了紡車，接着非暴力不合作學院便開始製造紡車及其附件了。學院裡自己織出來的第一匹布每碼標價爲17安那。我總是毫不遲疑地向朋友們推薦這些粗布，即便有點貴，他們也願意出這個價買。
儘管我在孟買生病了，卻還能去外面尋找紡車。有一天我碰巧遇見了兩位紡織工人。他們每紡1西爾[印度的重量單位，約爲2磅。
]棉紗就要價1盧比。當時我還不瞭解土布的行情，覺得只要能夠買到手紡棉紗，價錢再貴也值得。後來我把自己所出的價錢與維迦埔的價錢一比較，才知道自己被騙了。然而他們兩位卻不願意減價，因此我就辭掉了他們。不過他們也算做了一件好事，教會了阿望蒂嘉白夫人、尚卡拉爾·班克的寡母羅密白·康達夫人以及瓦蘇瑪蒂朋夫人紡紗的技術。從此我的房間裡就響起了紡車的轆轆之聲，毫不誇張地說，我覺得那是世界上最美妙的聲音，我身體能那麼快就恢復，紡車的聲音實在功不可沒，我承認心理上的作用大於生理上的效果。這足以表明心理對生理的作用有多麼大了。那時我也學會了紡紗，不過紡得不多。
在孟買又發生了供應手工棉條的老問題。有一個梳棉工人每天都在列瓦商卡先生的門前震弦而過。我找到他，才知道原來他是彈棉被的。他說自己會梳棉條，可是要價頗高，我還是照付了。我把手工製作的棉紗賣給毗溼奴教派的朋友們，以供他們在“葉卡達希”絕食日做供獻的花環之用。希福濟先生在孟買開辦了一個紡紗訓練班。從採購棉花到生產棉條，再到紡紗織布，這是一筆龐大的支出，真要感謝那些熱愛祖國的人們，他們對土布運動都非常有信心，願意爲此投入很多錢。我認爲這些錢並沒有被浪費。我們從這個過程中積累了極爲豐富的經驗，並且發現了推廣紡車的可能性。
儘管我們紡紗織布，但還是穿不上土布做的衣服，我快要等不及了。我的“拖蒂”仍然是用印度紡織廠生產的細布做的。產自非暴力不合作學院和維迦埔的粗布都只有30英寸寬，我告訴甘嘉朋，如果她在一個月內不能提供一條45英寸寬的土布“拖蒂”給我，我就只好穿短的土布“拖蒂”了。甘嘉朋大爲震動。事實證明她真的很能幹，她做到了。不到一個月，她就送來了兩條45英寸寬的土布“拖蒂”，使我如願以償，全身都穿上了土布衣服。
大概就是那段時間，拉克希密達斯先生帶了紡織工人蘭芝先生及其夫人從拉底來到非暴力不合作學院，他們就專門在學院裡教大家紡織土布“拖蒂”。這對夫婦爲推廣土布的運動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他們帶動了古遮拉特內外一羣人從事手紡棉紗手藝的熱潮。蘭芝的妻子在織布機旁邊織布的情景非常動人。她很像我的姐姐，不識字但是個性沉着。坐在織布機旁邊時，她是那麼全神貫注，以至於周圍的什麼動靜都很難引起她的注意，要讓她的視線離開她心愛的織布機就更難了。
一百六十五一場有益的對話